節錄《不存在的3億人》難謀生者

序章　

難謀生者

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或反日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身為日本人的我，與生在中國內陸農村地區的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來到上海，並在我來到這塊土地上工作與生活將近二十年的期間內，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相識。

　　在藉由二○○八年北京奧運和二○一○年上海世博等活動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國，他們是一群靠著身體，將國家描繪的偉大藍圖，體現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城鎮的功臣。在中國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的這群人，如果不是他們忍著肌肉撕裂般的痛楚揮下鶴嘴鎬，挺著嘎嘎作響的背部或腰骨不停搬運鋼筋，如今可能就沒有狀似鳥巢、造型充滿個性的奧運體育場，或上海那一幢幢充滿近未來感的摩天大樓；如果不是有她們擔任家庭女傭，接下煮飯洗衣、接送孩童、照護年邁雙親等各種家事，上海的男男女女肯定無法在好不容易建設好的摩天大樓中，全心投入辦公室作業。

　　另一方面，中國在戰後依然屢屢發生像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等動搖國家的亂事，直到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才開始安定下來，其中一群成長於特別落後的農村、到大約二十年前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無學歷農村出身者，儘管表面上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受到「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這樣的推崇，實際上卻陷入無法賺取現金收入的「難謀生者」窘境。對那些難以謀生的農民來說，大都市確實起到了提供「賺取現金」門路的作用，而這是農村或地方城市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約一百年間，曾為英國、法國、美國租界和日本人居住區的上海，正如一九二六到二九年間、共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的詩人金子光晴，將租界時代的這塊土地評為：「儘管皆為難謀生者投奔之地，二者卻有些許差異，滿洲是攜家帶眷去種松杉之處，上海則是獨自從人前消失，耗個一、兩年去澆熄熱情之處。」（金子光晴著，《骷髏杯》（暫譯），二○○四年，中公文庫）一樣，這裡向來都在接收那些在其他土地上一敗塗地或難以翻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人。

　　雖然說是接收，但從來就沒有人熱情招待他們，更沒有上海人舉雙手歡迎他們加入。在居住方面，有些低所得者的住所不僅沒有廁所隔間，甚至連沖水馬桶也沒有，只有一個他們稱為「馬桶」的便盆突兀地放在那裡，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即使如此，無論是沒有學歷的農民或失業中的外國人、無論勤奮或懶惰、無論有錢或貧窮，就接收背景成謎、來歷不明的人這一點來說，上海算是整個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這個來者不拒的寬闊胸懷，孕育出中國第一商業都市上海的活力，形塑出這座過去被形容為「魔都上海」、與中國其他都市有明顯區別的城市的獨特魅力。

　　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沒有上海這般自由，而且如果在規模不大不小的都市出現不說地方話的外人，立刻會引人注意，被由中國共產黨安插在居民之間，一個名為「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網給網羅通報，肯定無法自在地生活。倘若不是上海的話，我這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外國人，恐怕沒有機會邂逅來自中國農村的勞動者吧。

　　我是因為在生活了八年的香港無法繼續謀生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雖然已找到落腳的職場，但維持不到半年就失業，至本書出版（二○一七）為止的十七年間，大部分都是以沒有歸屬的自由業者身分維生，但每次都順利得到簽證，可以長居在這座城市。

　　在這十七年間，居民委員會的相關人員只造訪過我家一次。三年前，在我搬到現居處的隔天晚上，三名中年女性來訪。由於那是我第一次與居民委員會的人接觸，因此稍有防備，但她們問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你有固定工作嗎？」我回答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寫東西，她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嚷嚷了起來：「真虧你有辦法寫文章」、「我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來」，隨後又莫名其妙地瀟灑離開了。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儘管經濟方面稱不上充裕，許多農民工還是得以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卻面臨不少艱辛與波折。

　　有的人工作減少，有的人每轉職一次薪水就縮水一次，有的人在失控的房地產泡沫下因付不出房租而流離失所，有的人則一次面臨以上所有衝擊而走投無路。他們在瀕臨極限的狀態下，沒有一天不想著離開上海，其中也有人真的離開了。不過不久之後，所有人又都鬱鬱寡歡地重返此地，因為無論是到其他都市或返回鄉下，他們所處的環境絲毫不見好轉。

　　農民工的這種行動，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若從結論說起，這代表包含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都市，都已經沒有餘力接收「難謀生者」了。尤其是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的人，無以謀生的現象益趨顯著。無論是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或農民工的故鄉，他們甚至連不求「滿足」但求還能「接受」的東西都已經開始無法獲得了。

　　這些農民工如何才「能接受」這一切呢？關鍵就是，他們能否至少在還無法確信「下一個會輪到我」之前，還能擁有做這個夢的機會。這些農民工住在如同廢墟的破屋中，視而不見高級公寓的都市人，做著都市人不想做的基層勞動或雜活，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就唯有這個「明天就會輪到我」的希望而已，但那個希望如今正迅速破滅。

　　他們這樣的情狀在中國，尤其在都市地區，已被認知為社會問題了嗎？不，事實正好相反。

　　二○一七年初夏，我向一位在上海數一數二大報社擔任記者、目前獨立出來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上海朋友提到，最近上海愈來愈艱困了呢，沒有工作的人也變多了。他卻說：「啥？艱困是什麼意思？你說誰很艱困啊？」

　　他一臉不可置信地反問，似乎聽到了什麼真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於是我告訴他最近發生在上海農民工身上的狀況，他只說了一句：「喔，或許真是那樣吧。」

　　然後就沒有其他反應了，彷彿這事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想到他是前報社記者，我對他的反應就不勝唏噓。但即使如此，他在上海出身的中國人之中，並不是特別遲鈍的人。因為不光是過去幾乎形同免費從國家取得的房地產，在這兩、三年的失控泡沫下，價格如天文數字般飛漲，而且在上海生活，還會時常聽到附近鄰居成為億萬富翁的傳聞，所以看在上海人應該無法想像那些家庭女傭、工地的體力勞動者，或最近興起的宅急便、外送員等每天出現在眼前的農民工，明明跟自己一樣居住在上海這塊土地，卻遭遇生活狀況比幾年前惡化等情形。農民工的身影肯定投射在上海人的視網膜上，但實質上卻形同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

　　明明存在卻看不見的這個現象，跟日本傳聞中的中國人形象正好相合。近年來，中國人給日本人留下最強烈的印象，應該就是他們在日本觀光時的爆買行為了。然而，我在本書中提及的我的農民工朋友，沒有一人去過日本爆買。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時間與金錢」。

　　據說最近爆買的趨勢暫緩，訪日中國人的消費從「財貨」轉移成「服務」。不過看我那群朋友最近的樣子，他們不僅無力消費「服務」，甚至連爆買的邊都沾不上。換句話說，在日本人認知中的「中國人」印象中，農民工從未存在過。

務農的年收入不足生活

　　身為「難謀生者」的農民工，究竟在鄉下要無以為繼到什麼程度，才會來到都市呢？

　　我在二○一七年夏天，向來自河南省農村的朋友鄭凱先生提問。他在上海從事廢棄物回收，說得更貼近現實一點，就是靠「撿垃圾」維生。

　　鄭凱先生說：「很簡單啊，因為我在鄉下的話，除了吃東西之外，什麼事也做不了。」

　　鄭凱先生是在一九九八年時來到上海，他說因為在老家的農村賺不到現金維持生計，只好來上海討生活。

　　轉眼就過了二十年。我問他，如果一直待在農村的話，現在還是沒辦法維持生計嗎？他說：

　　「待在鄉下的話，可以吃自己田裡種出來的食物，一天三餐是沒問題的，但真的就只有那樣了。不過這樣講你也沒辦法想像吧？我家有三畝（約二千平方公尺）田，半年種小麥，半年種玉米，賣掉這些的話，幾年前一年還可以有五千元（相當於新臺幣二萬二千元，以臺灣銀行二○一八年底人民幣匯率一：四．四元換算，以下皆同）的現金收入，可是今年只有二千元（新臺幣八千八百元）而已。不僅如此，我父母那一代領的年金是一個月六十元（新臺幣二百六十四元），上海則是三千元（新臺幣一萬三千二百元）。上海人每月的年金比我的年收入還高耶，況且我們還得養孩子呢，就算我有五千元好了，那也是年收入而不是月收入喔？連一件衣服、一雙鞋子都買不起吧？」

　　即使薪水減少，即使付不起房租，還是必須到都會賺錢，這就是農民工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