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位時代，誰定義了我們是誰？

1.引子：標籤

這篇文章可以先從我熱愛戶外的強者朋友巧大力開始講起，三年前的某一天，大力告訴我，他在宿舍裡提了一嘴登山鞋，幾個小時後，他在每個APP上刷到的內容就全成了登山鞋。我說肯定不會這麼離譜的，畢竟你天天買那些戶外用品，算法記住你了，給你推兩雙鞋也是正常的。

不過到那天吃飯的時候，我就又陷入了思考。登山鞋也好，路線推薦也罷，看不見的系統肯定是把巧大力放進了「可能購買登山裝備的人」的框架裡，這個分類又會影響他之後看到什麼、被推薦什麼、更甚至在消費之外的選擇。

當然，日光底下無新事，我們從小就在經歷分類，上課的時候，好學生當了班長，差生坐在講台的左右護法位置。診斷書上有健康和病人的分類。在政府文件裡有公民和外國人的分類。人們用這個來管理世界。但同時，分類也在影響我們看待自己方式，我們可能會把被打上的標籤變成自己的身分認同。

哲學家 Ian Hacking 在書中寫到，分類並不是靜止的。他用ADHD來舉例，提到當一個孩子被診斷為「過動症」的時候，他不只是被貼上標籤，而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循環：父母會改變對他的期待，老師會調整對他的教學方式，而他自己也可能開始以「過動症患者」的身份認識自己。這或許能說明，分類不只是反映現實，它們還在建構現實。

但在數位時代，這種建構的力量被大大放大了。演算法、平台、數據庫——所有的這些都在重新設計我們的社會現實，如果是這樣的話，誰又有資格來定義我們是誰呢？

2. 你覺得現實是天然的嗎？

人類似乎有一種將事物歸類的本能。我至今都沒遇到過哪個不喜歡分類遊戲的人。

我的朋友大多和我一樣，我們喜歡分類遊戲，大眾一點的有星座，MBTI，小眾一點有九型人格，8Values，我們會聊大家是哪一派，支持哪個政黨，或者學習哪個專業，種種問題成了我們日常討論的根基。

我記得我的朋友夜隼第一次測完MBTI後大喊，「這也太準了，我就是典型的 INFP」，另一個朋友就補充說，「對啊，我早就覺得你是，就你這個心思細膩加拖延，八九不離十」，輪到我測試，我測出來一個INFJ，大家又開始說「Luna你怎麼可能是I人啊」。我本身不反感分類，因為這些分類帶來一種輕鬆的歸屬感，讓人覺得自己被看見了，也終歸讓人際交流多了一層話題。

不過，有時，我也總是擔心這些標籤會影響一個人的生活——當我告知一個人我有ADHD，別人或許會理解一些我的奇怪之處。比如，晚回覆或者忘記回覆消息的時候，打斷別人說話的時候，或者跟不上別人說話的時候。這個標籤可以讓別人覺得我或許並非不尊重他們。但我也擔心在學校或者公司裡提到自己的特殊需求時，會被別人質疑工作能力，這些總給我帶來壓力。這些標籤，伴隨著對症狀的解釋，總是像影子一樣，無論走到哪裡都跟著我。所以有時候，縱使像我這樣為自己的「神經多樣性」特質驕傲的人，仍然會想要隱藏自己的身分。

這也是分類的力量。

Ian Hacking 在書中提到，岩石和電子不會因為我們怎麼稱呼它們而改變，但人會。我總是會想，擁有一個診斷意味著什麼，ADHD也好，自閉症譜系也好，診斷被記錄在醫療檔案裡，進入家庭、學校和職場，也伴隨著解釋，父母需要改變期待，老師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教學，社會需要建立支持體系，同事和同學要與這樣的特殊朋友相處、協作，但作為被診斷的人呢，他們也要將這樣的標籤納入對自己的理解之中。失敗的時候會懷疑是不是因為這個疾病，而成功的時候也會擔心會不會下一次就做不到了，這也是壓力。

星座和人格測驗通常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種輕鬆的身份遊戲：我們可以選擇相信，也可以把它當笑談。而醫學診斷卻帶有真正的後果。因此需要謹慎。一個醫療標籤會影響教育資源分配、就業機會，影響一個人對未來的想像。它既可能帶來幫助——幫助獲得藥物與策略，知道怎麼更好地生活；也可能帶來侷限——一個潛在的「有問題」或「不可靠」的標籤，因此甚至想要隱瞞。

所以有時候，當我們說「我是 ENFP」「我是天蠍座」「我是 ADHD 患者」時，我們不只是描述自己，而是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一種社會為我們設計的鏡像。而我真正害怕的是這些鏡像會反過來塑造我們的行為。久而久之，就讓我們真的開始活成了分類所描述的樣子。但一個人是有很多面的。分類和標籤讓我們只看到一個人的一面。

我又想到一個案例，大約兩個星期之前，我在Amnesty組織的一場關於難民議題的研討會上，聽到了一位分享者分享她在邊境營地的經歷。她說，當她問一位中年女性「你為什麼來到這裡」時，那位女人愣了一下，然後低聲說：「因為我是個母親。」這個回答並沒有落在法律文件的任何一欄裡。她不是「因為戰爭」或「因為政治迫害」才離開，只是因為在混亂中，她的孩子需要活下來。

我一時語塞。我又一次想到那些申請表和那些標籤，一個人的身分可能是難民、尋求庇護者、非法移民。到後來又有了新的分類——「女性難民」。聽起來更具人道關懷，能凸顯女性在逃亡過程中遭遇的性別化暴力。但同時，它也把人們牢牢固定在一種形象裡：脆弱、受害，需要被拯救。在海報上，「女性難民」往往是低垂著眼睛、懷裡抱著孩子的身影。這種形象喚起同情，帶來資金支持。但它是如此單一——一位女性難民，可能是一位學者，是一位律師，記者，甚至是企業主，其中有社會運動參與者，但也有躲避戰爭的年輕女性，來自加薩或烏克蘭，但在分類之下，他們成了一個簡單的符號，在女性難民的標籤之外，她們首先是有複雜經歷和多重身份的人。

我不禁思考，當我們討論分類和分類困境時，我們應當意識到什麼。我想到的答案是：分類是臨時的，它是歷史情境的產物。ADHD也好，尋求庇護者也好，女性難民也罷，它是一種處境，不是對一個人或者對人類經驗的最終定義。

3. 標籤在數位時代

搜尋、點擊、停留，每個微小的動作，在數位時代，都成了演算法收集的對象，我嘗試搜索平台的規則，卻一無所獲，平台沒有告訴我它怎麼解讀一個人，但我思考他們給人打上的標籤：購物欲強的用戶、戶外愛好者、偏向某一類新聞的讀者。最後，你打開螢幕看到的世界，就是依照這些分類為你量身裁剪的。

這些分類和身份認同交織在一起，往往比我們意識到的更深入。當平台不斷推送某類內容給你，你可能也會慢慢覺得，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是喜歡某種音樂的人，我是容易被某些議題觸動的人，我是這樣一個「被定義」的使用者。

我想到最近的一個有趣案例，或許能解釋分類是如何會自己長出生命，變成一種流行文化的。幾個星期前，中國網紅戶晨風，因為「安卓人／蘋果人」的分類梗一度爆紅。他把「安卓人」說成低端、劣質，而「蘋果人」代表高端、有品味。這個說法迅速傳遍網路，網友們爭相用它來調侃，甚至衍生出「安卓房」「蘋果房」「蘋果學歷」之類的詞。乍看之下這只是娛樂，但它實際上在建構一種身份邊界——誰屬於哪一邊，意味著你屬於什麼樣的階層、什麼樣的生活方式。

然而，當這種分類觸及太敏感的社會神經時，它就不再只是笑談了。因為挑動了消費與階級的矛盾，戶晨風最終被全網封禁，所有帳號內容清空。分類在這裡成了一種危險的語言，它既能吸引二百萬人追隨，也能在一夜之間讓一個人徹底消失。

從醫學診斷到演算法，從 MBTI 到「安卓人／蘋果人」，我們的身份越來越像是一種不斷被他人、被平台、被社會「重新編碼」的東西。正如學者 Couldry 和 Hepp 所說，這就是「深度媒介化」：媒體與數位技術不再只是我們生活的背景，而是我們生活的基礎環境。在這個環境裡，我們以為自己在自由選擇，其實早就被分類過無數次。

4.「誰定義我們」

有人相信，社會就像一門自然科學，能像研究星球或分子一樣精確地研究人。這就是實證主義的世界觀：他們會說，你的身份是可以被觀察、測量、統計的，甚至能預測你將來會怎麼做。就像今天的數據公司，把我們的點擊和消費習慣輸進模型，假設能用這些數字勾勒出「真實的你」。

但也有人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韋伯和後來的詮釋學者們強調，人不是一個可以被數字化的機器，而是有意義和故事的存在。如果要理解一個人為什麼這麼做，就必須理解他所處的文化和語境。比如說，一個移民家庭孩子的「沉默」在統計表裡可能只是「低參與度」，但對當事人來說，那可能是一種在陌生社會裡自我保護的方式。這些人會告訴我們：要理解分類對人的影響，就要從人自己賦予行為的意義出發。

還有一些思想家，像馬克思主義傳統和後來的批判理論，他們更關心的是權力。他們會說：我們之所以被定義成這樣或那樣，並不是偶然，而是和誰握有權力、誰控制資源密切相關。當國家把人叫做「非法移民」，當平台把人標記為「高風險用戶」，這些分類都不只是中立的描述，而是服務於某些結構的利益。

這些不同的聲音，其實像是三種對「我們是誰」的回答：一種相信我們可以被量化；一種相信我們需要被理解；一種則提醒我們去看清分類背後的權力遊戲。而我們今天生活在數位時代，這三種視角似乎同時都在發生：數據公司在量化我們，文化背景在影響我們，權力機制在規訓我們。這也是為什麼「誰定義了我們」這個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複雜。

5. 如何處理這些隱形的建構

我們已經看到，分類無處不在，但如果我們想更仔細地理解這些分類是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該怎麼辦呢？

媒介研究者給出的答案是：去看文本，去聽人們怎麼說，去追查制度背後的結構。

例如，當一則新聞報導談到「非法移民」時，這四個字本身就是帶著態度的。它不僅是一個描述，更是在暗示：有些人是不合法的，不應該存在。研究者會把成百上千篇新聞收集起來，分析它們的用詞、圖像、敘事模式，看看一個群體是如何被「再現」出來的。這種工作聽起來有點像拆解語言的顯微鏡，卻能讓我們看清新聞是怎樣在不知不覺中建構現實。

有時，研究者會直接去和人聊天。以前我在做受眾研究的時候，會邀請人們談一下：你是怎麼理解這則新聞的？當你看到某個廣告時，你的感受是什麼？有人可能會說「我不在乎」，但也有人會說「每次看到這樣的報導，我就覺得自己被針對了」。這些訪談讓我們明白，分類不只是媒體單向輸出的，它還會被人們接受、抗拒、甚至重新詮釋。

再往深處走，就要談談制度了。談論制度像追查一個巨大的網絡：誰擁有媒體？誰控制平台？誰決定演算法的規則？研究者們需要翻閱公司年報、政策文件，或者分析社交平台的使用條款，去揭示權力是如何隱藏在「看不見的手」裡。因為只有弄清這些，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有些聲音被放大，有些聲音則被壓制。

媒介研究中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就在於此，當你要拆掉一座巨大的房子時，你需要檢查牆上的裝飾（文本）、聽聽住戶怎麼抱怨或讚美（受眾）、最後還要追溯設計圖和建築公司（制度）。只有這三方面放在一起，我們才能看清楚：我們的現實是如何一步步被建構出來的。

6. 結語：如何奪回定義權

回到最初的問題：在數位時代，誰定義了我們是誰？

我想到那些診斷單上的結果，朋友圈簽名上的MBTI，演算法建立的用戶畫像，某個網絡迷因（例如你是蘋果人還是安卓人）。我們藉著這些理解自己，理解別人，把我們困在角色裡。直到我們意識到這些分類是歷史的、偶然的、可以改變的，我們就能重新奪回一些定義權。我們看到LGBTQ+ 群體透過自我命名，把「病態」的標籤轉化為「驕傲」的身份；女性難民的議題讓一個原本隱形的群體獲得可見性；甚至在網路上，人們也常常透過反諷、惡搞來挑戰既有的分類框架。

所以，也許問題的答案不是單一的「誰」，而是一場持續的角力：在我們和社會、媒體、平台之間，身份不斷被定義、被質疑、被重寫。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做的，或許就是保持清醒，去辨識那些看似自然卻其實是人為的界線，並在可能的時候，勇敢地提出新的定義。

因為最後，被分類的人，也能成為改寫分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