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忘記我在你面前說過的理想

我習慣了在深夜開始寫作，彷彿一切安靜起來的時候，就更容易思考，今天，窗外在下雨。我剛改完我的研究計劃書——在畢業論文裡，我想寫關於調查性新聞的內容，那是我關注過也為之奮鬥過的領域，電腦屏幕的光映在我臉上，又讓我一陣恍惚，我想到幾個月前我在課堂上和老師聊起“新聞理想”的場景，我說，業界不應該用這樣的東西要求他們的記者，但一個記者有理想能幫助他們在困境中掙扎著活下來。

我相信如果沒有愛，人是無法生存的。尤其是在特別糟糕和貧瘠的環境裡，儘管這些東西有些不合時宜的天真，在這裡人們談專業，談媒體自律，但很少談理想。或許因為在這裡，你並不需要這樣的東西來維持自己生存。

當然，我有時候也覺得，在這個時代，好像不相信理想的人已經比相信理想的人更多了。我不怪他們，我只感覺到一些失落。

但我知道自己為什麼還在這裡，還在學習這個領域的知識，還渴望著在未來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我有很多想做的選題，我有很多想為之奮鬥的事情。有些時候我覺得我特別懶惰，我可以一天都躺在床上，但有時候我也能為寫一篇報導而兩夜不睡，很多力量把我推到我的今天——它們藏在童年的報紙油墨味裡，在不同城市的機場大廳裡，很多已經不能再說的故事裡，和很多我不想也不能忘記的人的臉上。

一

我是一個在許多不同的城市之間遷徙長大的孩子。北京、香港、廣州、深圳、呼和浩特、秦皇島——許多地名串起了我的人生，也讓”故鄉"這個詞變得模糊不清。當別人問起"你是哪裡人"時，我總需要停頓片刻，不知道該如何作答。

中國太大了，一個人可以在其中漂泊一生，卻始終找不到那個被稱為家的地方。

但有些記憶是恆久的。

母親喜歡讀報紙，我對“新聞”最初的認知就來自這裡。清晨的陽光透過窗簾灑進來，她坐在餐桌旁，一手拿著剛出籠的包子，一手捧著疊得整整齊齊的報紙。桌上擺著一碗熱氣騰騰的豆漿，白色的蒸汽在晨光中緩緩升騰。她會在我睡前給我講講當天的新聞：哪裡發生了火災，多少人去世了，家屬怎麼樣了；政府出臺了什麼新政策，會影響到哪些人的生活；某個貪官落馬了，涉案金額有多少。

柴靜《看見》第十四章的標題是“真實自有萬鈞之力”，我想，這或許就是這些故事比任何童話都更吸引我的原因，因為它們關乎活生生的人。母親講述時的語氣平靜而清晰，沒有過多的評論，只是陳述事實。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那是一種經過訓練的客觀性——她曾經也想做記者，但時代沒有給她這個機會。我家裡的所有人都有像這樣的理想，我覺得出生在這樣家庭的自己其實非常幸運。因為他們是熱愛這個社會的人，也是會愛人的人，所以我成了這樣的人。

我的父親總會在每次出差回來時給我帶書。不是教輔書，而是那些他覺得我會感興趣的“閒書”：歷史、哲學、科學、文學。他從不跟我解釋為什麼要讀這些，只是把書放在我床頭，說：“這個你可能會喜歡。”然後就匆匆走開。我們很少交流，但我真的很喜歡他給我帶來的書。

我在不同的寄宿學校裡長大。父母工作太忙，總是出差，我就學會了獨自生活。新學期開學的時候，母親會送我到機場，幫我辦好手續，給我掛上”無陪護兒童“的牌子。那個牌子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標誌，它陪伴著我穿梭在不同的航站樓，陪著我學會了告別，也見證了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遷徙。

出於種種原因，我開始收集不同地方的報紙。每到一個新城市，我都會買一份當地的都市報，帶回學校，在晚自習時翻閱。那些報紙有著不同的版式、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地方新聞。《北京青年報》《新民晚報》《南方都市報》《華西都市報》——也是它們讓我逐漸意識到，這個國家遠比任何一本教科書描述的更豐富、更複雜、更矛盾，也更真實。

有一次，老師發現我在自習課上看《南方週末》，問我：“你這麼小，看得懂嗎？”我抬起頭，認真地說：“看得懂。”老師笑了笑，沒有沒收我的報紙，只是說：“你喜歡就看吧，看完可以借給我看看。”

那一年，我十三歲。

二

有個說法叫黃金時代症候群，大概是說一些人總是無法走出閃閃發光的過去，開始新的生活，總是懷念舊日事，我總覺得這個黃金時代症候群的痕跡在我身上還是格外明顯的。

許多人會把2003年到2013年稱為中國新聞業的“黃金十年”。仔細想想，那是個神奇的時代。審查當然在，但邊界尚未收緊到令人窒息，記者們仍然相信專業主義能夠帶來改變，深度報道、調查新聞還能夠在主流媒體上佔據版面。

《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是那個時代的精神標誌。“願你們在這個春天裡，過得更好”，“這是你所擁有的時間，這是你能決定的生活”我是在它們的激勵下長大的青年人。我看著《南方都市報》如何質問權力，《財經》雜誌如何深挖資本黑幕，《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關注底層命運，《新京報》的調查記者穿梭在災難現場。

我有幸成為親歷者，那些報道成了我的啟蒙讀物。我重新去讀孫志剛案的報道，讀“非典”時期的深度調查，讀汶川地震後記者的現場報道，讀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的追蹤報道。我在閱讀裡學會了什麼是“事實”，什麼是“真相”，什麼是“記者的職責”。這是我最早接受的專業訓練。

儘管，那個時代終究是要落幕的。

廣州大道289號，有一群新聞聖徒。

2013年1月3日，《南方週末》的新年獻詞被連夜重寫。消息傳出後，許多人自發前往廣州大道中289號——那是《南方週末》報社所在地。

我當時十五歲，碰巧在廣州。父親出差，我跟著他來到這座城市。當我看到新聞時，我做了一個決定：我要去那裡。

父親沒有阻止我，只是說：“去吧。”，他陪我一起買了一束花，黃白相間的菊花，說：“幫我也獻上一束。”

報社門口聚集了很多人。有頭髮花白的老人，有帶著孩子的中年人，有我這樣的學生。大家手裡都拿著花，默默地放在門口。沒有人組織，沒有人演講，沒有口號。只是獻花，然後擁抱，然後離開。

多年後回憶起來，那是我與歷史的第一次交鋒——不是在書本上讀到歷史，而是第一次在場。

那天下午，陽光很好。我拍了很多照片，記錄下那些陌生人的臉。他們的表情平靜而堅定，有一種我說不清楚的力量。離開時，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棟樓，心想：這裡發生的一切，總有一天得被寫進歷史。

不過，我沒有想到的是，此後的日子裡，這樣的場景會一次又一次重演，只是地點不同：上海靜安大火的現場，鄭州水災的路口，無數個不被允許報道的地方。人們以獻花的方式表達哀悼，表達不滿，表達對真相的渴求。媒體上看不見深度報道，只有官方通稿和“正能量”。

我們每個人都在承擔媒體失聲的代價，只是許多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三

選擇在大學讀媒體專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填報志願時，我媽笑了，說挺好的，雖然好像不算一個多好的職業選擇。不過你要是能做好，以後總有前途的，我們相信你。

我確定自己準備好了，接受不耀眼的生活，接受為說出真話而受懲罰，一個可能越來越狹窄的職業前景，畢竟我已經見證過它的衰退了。但我也知道，如果不做這個選擇，我很有可能無法活下去。我是那種如果自己可以做一件事而不做，就會被愧疚感輕易壓垮的人。但如果做了，我就能很堅強的活著。

電視紀錄片和深度報道餵養著我長大。我把《看見》讀了一遍又一遍，我喜歡看《面對面》《24小時》和，看《南方週末》的封面報道。那些記者成了我不曾謀面的精神導師。

大學二年級的夏天，我們有一門新聞實踐課。老師給了我們一個選題列表，讓我們自己選擇想要調查的對象。我和幾個同學選擇了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中犧牲的消防員及其家屬。兩年過去了，那場震驚全國的爆炸漸漸淡出了公眾視野。但我們知道，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還在承受著痛苦，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沒有得到應有的交代。我們想為他們做點什麼。

2017年7月，十九歲的我和三個同學一起踏上了前往天津的列車。火車駛過華北平原，窗外是一望無際的玉米地，天空低垂，空氣悶熱。我們四個人擠在硬座車廂裡，反復核對著採訪提綱，檢查著設備。

天津的夏天漫長而潮濕。我們住在一個便宜的旅館裡，每天早出晚歸，聯繫受訪者，進行採訪。有些家屬願意接受採訪，有些拒絕了。我們理解他們的顧慮——這不是一個可以隨便說話的時代。

我記得第一個受訪者，一位消防員的母親。她住在濱海新區的一個老舊小區裡，樓道裡堆滿了雜物。她開門時，我們看到她的頭髮全白了，雖然她看起來不過四十多歲。

她給我們倒了水，然後靜靜地坐在沙發上。客廳裡掛著她兒子的照片，那是一個陽光的年輕人，穿著消防服，笑得很燦爛。照片前擺著香爐，香灰已經積了厚厚一層。

“你們想問什麼？”她的聲音很平靜。

我們開始提問：事故發生那天的情況，事後的處理，賠償的過程，現在的生活。她一一作答，語氣始終平靜，彷彿在講述別人的故事。

直到我們問：“您對這件事有什麼想說的嗎？”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她不會再開口。然後她說：“我不能說，因為我的孩子是這個國家的英雄。”

那一刻，我理解了什麼是真正的悲哀——不是失去親人的痛苦，而是連為親人發聲的權利都被剝奪的絕望。

我們完成了四個採訪，拍攝了十幾個小時的素材。回程的火車上，我們興奮地討論著如何剪輯，如何呈現，如何讓這個作品發揮應有的作用。

但一切在兩天後戛然而止。

我們收到通知：有人舉報我們“擅自進行敏感採訪”，要求上交所有素材和設備。指導老師找到我們，臉色凝重：“交吧，沒辦法。”

我們交出了攝像機、錄音筆、硬盤。他們當著我們的面格式化了所有設備。我看著那些數據一點點被清除，彷彿看著一場謀殺。

幸好我們有一個習慣：每天拍攝結束後，會把素材備份到雲端。那天晚上，我們四個人守在電腦前，在設備被收走之前，拼命地從iCloud下載那些視頻。網速很慢，進度條一點點挪動，我們緊張得大氣都不敢出。

最終，我們搶救出了大部分素材。我們還是完成了那期作業，雖然它沒有發揮我們期望的作用，雖然我們知道它永遠不可能被公開發表。

但它是真實的。這就夠了。

指導我們的那位老師，在最後一次課上對我們說：“至少要說真話，至少要做真實的事。即使沒有人看到，即使沒有任何效果，也要堅持做。因為如果我們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她畢業的大學的校訓是“立德、敬業、博學、競先”。而我上課的學校，有一個塔上印著兩行大字，寫著，傳媒是社會的良知、人類的道義。在成為老師之前，她是一位優秀的記者，做過許多重要的調查報道。她從不跟我們講那些故事，但我們都知道。

那個夏天，我們一起拼貼了一本剪報冊，把我們採訪的照片、文字、反思都貼在裡面。首頁是我們四個人的合照，在天津站前拍的，彼時我們都是十九歲，眼睛裡有光。

我至今還保存著那本剪報冊。每當我懷疑自己的選擇時，我就會翻開它，看看那些照片，想起那個漫長的夏天，想起雨水中流動的黑色灰燼，想起那些話。

彼時我發自內心地相信：我是為了可以更好地做一個說真話的人，才來到這裡讀書的。

四

後來，我的工作重心從紀錄片拍攝轉向了非虛構寫作。原因是因為文字有時候能抵達影像無法抵達的地方。

當我的手指在鍵盤上舞動時，我總能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靜，彷彿終於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語言，找到了對抗這個荒謬世界的方式。

對求知的渴望促使我想要知道更多問題的答案。我想知道我們的語言從什麼地方來，什麼塑造了它，它又如何塑造我們的思維和認知；我想知道古代皇家天文機構中的觀測者是如何工作的，想知道他們如何在有限的技術條件下探索宇宙；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建起一座強子對撞機，是技術問題還是別的什麼。

這些問題看似與新聞無關，但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真相。什麼是真相？我們如何接近真相？在一個充滿謊言的時代，真相還重要嗎？

我依靠傳媒專業訓練出來的能力——搜索、歸納、整理、質詢、核實——去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寫科普文章，寫學術論文，寫調查類特稿。我寫各種各樣的東西，我把它們都放在一起，與我和同學、同事們在工作中拍下的照片放在一起。它們是我向世界說出真話的不同方式。

本科畢業之前，我簽約了一家以深度報道見長的新媒體，開始做職業記者。工資不高，但我喜歡那裡的氛圍：我們的主編曾在《南方週末》工作過，編輯們大多來自傳統媒體，大家都知道什麼是好的新聞，也都知道做好新聞有多難。我在那裡接受了寶貴的訓練。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那是我職業生涯中最忙碌也最艱難的一段時間。我在的團隊做了大量的深度報道：武漢封城後的醫療系統崩潰，物資短缺，普通人的生存困境，數據背後的真相。我們採訪了醫生、護士、患者、志願者、殯葬工人。

那些報道有的發出來了，有的刪除了，有的根本沒有通過審核。我攢下了一些寫下卻無法發出的稿件，它們安靜地躺在我的硬盤裡，像一個個無法出生的孩子。

9月，我們的媒體因為“違規報道疫情相關內容”被關停。主編發了一條朋友圈：”今天這個日子，我們說再見。”配圖是南方週末報社的老照片。

我看到很多認識的人們在下面留言。有人說“辛苦了”，有人說“時代的眼淚”，有人說“早就知道會有這一天”。我什麼都沒說，只是默默地保存了那張截圖。

失業後我靠做銷售和自由撰稿維生。我沒什麼固定收入，也沒有社保，還可能因為一篇文章被“喝茶”。但我還在寫。寫審查制度，寫言論自由，寫一些被遺忘的歷史，寫那些仍在發生的不公。我把它們發表在境外媒體上，發表在小眾的平台上，有時也只是發在自己的博客上。

有一次，我的一個朋友問我：“你堅持下來的動力是什麼？沒有錢，沒有前途，隨時可能有危險，為什麼還要做？”

我想了想，然後說：你知道吧，我現在還不想把世界交到壞蛋手裡，我不寫，那壞人肯定就要用他們的方式寫了，這是我不想的，我不想讓這些都消失。

我可能是一個幼稚的人，總說一些天真的話，但我也總說實話。

到了2022年，我已經重新去讀書了，也逐漸離開了新聞行業，但我還記得那時候，小區的圍欄是被業主們集體推倒的，新年來臨的時候，大家面對著倒下的圍欄，沒有人說話，只是靜靜地站著。有人點燃了煙花，在夜空中綻放。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中學物理書上的一句話——那時書上講到伽利略之死時寫道：沒有學術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學就不能繁榮。

如今，這句話已經被從教科書中刪除。

三年噩夢過後，科學的勝利來得太晚。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補救的機會：關掉的店鋪，延誤治療導致去世的人們，破碎的家庭，失去的三年青春，那些本可以避免的死亡——都再也回不來了。

五

由於沒有足夠的資金和日益嚴苛的審查，在中國，專職記者的數量越來越少，記者參與現場報道的機會越來越少，能夠選擇的題目也越來越少。傳統媒體紛紛關閉或轉型，調查記者這個職業幾乎消失了。

可是問題呢？問題不是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就能消失的，問題變得更多，更複雜也更緊迫。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權力腐敗、司法不公。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但更可怕的是報道它們變的越來越困難。

我熟悉的許多記者朋友後來都離開了這個行業。有人去做了公關，有的去了企業，有的出國讀書，有的乾脆轉行。每次有人離開，我們都會聚一次，喝很多酒，說很多話，然後在酒桌上哭。

“對不起，”他們會說，“我堅持不下去了。”

“沒關係，”我會說，“你已經做得很好了。”

這是一個理想主義不能讓人完全生存下來的年代，房租要付，父母要養，孩子要撫育，生活的重壓會碾碎任何脆弱的理想。能夠堅持下來的人，要麼有家庭支持，要麼有其他收入來源，要麼就是像我一樣，苟且的活著。多年之後的今天，我仍然擔心自己吃不起飯，開始覺得一切都抓不住，我不知道我的明天在哪裡，可我還年輕，我身體健康，我還有那麼多愛，那我就不是一無所有的。也許理想主義會帶一個人走出困境，我相信生命會找到他自己的出路。

我仍然沒能成為一個優秀的記者，我為此感到慚愧。我仍然在期待一個成為優秀的記者的未來。

不過，即使選擇了這樣的生活，痛苦依然無處不在。

我總是迴避談論痛苦。我或許修改了自己的記憶，我不知道，但我試著讓痛苦的記憶也變成有意義的。我抓住其中所有更有趣、更溫暖的細節，我覺得僅僅傳遞痛苦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如果沉溺於痛苦，我就會變的沈重，變的無聊，變的滿是抱怨。我就無法快樂。

但我從不否認的一個事實是，在中國做任何嚴肅的文化事業都是痛苦的，都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包括經濟上的困窘、精神上的壓抑、肉體上的疲憊，以及與主流社會的脫節。

有人對我說：“如果把人類想得太好，你會很失望的。”

可是我做不到不這樣想。經歷再多的事情，我仍然無法對人性失望。這些年來，我見過太多的善意、勇氣、溫柔和犧牲。如果一個人和我一樣，見過太多在災難現場冒著生命危險救人的志願者，見過為了一個公正的判決奔走多年的律師，見過用自己的退休金資助貧困學生的老教師，見過在審查的夾縫中堅持說真話的寫作者，就無法不相信人性的善良。

我恨不起來具體的人，因為我無法相信人的惡意，我覺得所有惡意都有其具體緣故，但我恨讓人滋生惡意的社會。

不過，多數時候我是平靜的，平和的。我常常做夢，即便是在白日裡，我也會做夢。做夢的時候，我會想到所有的事：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和所有我認識的人，所有的故事連在一起，匯聚成一條看不見盡頭的河流，流向大海。

我偶爾夢見新聞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國的今天和明天——我有多少愛，就有多少痛苦。我徹底被我愛的一切困住了，可我感覺幸福。

六

我喜歡我的夢，因為在夢裡，我可以見到許多可能這輩子都沒機會再見到的人們。

有時候，我的夢裡盡是一些細細碎碎的片段，拼貼組合在一起。我因這些夢而感到不安，卻說不清不安來自何處。有時候我甚至懷疑，這些夢是不是走錯了路，本該出現在別人腦海中，卻陰差陽錯地闖進了我的睡眠。

我不知道遺忘在我身上是什麼樣的機制。當我走入新的階段，不再需要某些記憶時，它們就會暫時退隱；但每當需要想起的時候，它們便會如潮水般湧來，清晰得就像昨天剛剛發生。這些從未真正離開的記憶，映照著已經被切成幾段的人生，總是讓我感到格外的悲傷。為什麼非得這樣呢，為什麼非要我和我愛的一切分別呢。

我又想起那些我和家人一起讀過的博客。在2000年代的中後期，中文互聯網還相對自由，許多知識分子在博客上寫作，討論公共議題，批評時政。我們一家人會在晚飯後圍坐在電腦前，讀那些文章，討論其中的觀點。我記得我們還會一起聊1984論壇，那個自由、和平、理性探討中國社會各類問題的虛擬社區。

那些博客現在大多已經消失了。有的被刪除，有的作者停止更新，有的作者本人就消失了。憂國憂民的言論最終與一些消失的人一同隱匿於某個未知的角落，再也找不到痕跡。

我想到寫那些文字的人。想到我喜歡的一位《南方週末》的前編輯，想起那些在每個重大事件後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的記者；想到專欄作家，那些用犀利文字拷問權力的知識分子；想到那些發表在《明報》上的文章，發表在《亞洲週刊》上的深度報道。想起所有我愛的人們。我總想有機會和他們當面道一聲謝謝。

十年甚至二十年過去了。那些人裡面，有些已經退休，有些轉行，有些移居海外，有些被迫沉默。黃金時代的參與者們作鳥獸散，只留下一些文章還存在互聯網的某個角落，像墓碑一樣，標記著那個時代曾經存在過。

我懷念那些我聯繫過的、採訪過的、認識的、不認識的所有人。我是那麼愛他們。我或許也恨，我恨為什麼這麼好的人要在這麼壞的時代受這麼多委屈，恨那些沉默的代價為何要由最勇敢最優秀最有良知的人來承擔，恨這個時代對理想主義者的殘酷，這是一個多不公平的世界啊。

但恨意總是很快就會被別的情緒覆蓋。更多的時候，我只是懷念。

我總是夢見我離開許久的土地上發生過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情。夢見那些人聚在一起聊嶺南文化，講語言與溝通，和我分享他們讀過的書。我夢見南京，夢見廣州，夢見那些人生活的村莊，夢見他們講述小鎮教堂裡那些做禱告的人如何思考著自己的活路。後來我也寫了像這樣的故事。

我記起一位我喜歡的作者。他會在文章裡講自己的大學生活，講恩師的教誨，講家人的瑣事。他寫到處是油菜花的杭州湖畔，寫：“春天給人的饋贈是遇見了哀傷而不低頭的勇氣。”也寫：“為什麼人人都厭棄，人人都不開心，人人都不哭？”我想像他在冰封的西湖旁邊，以彩色顏料作畫，想想他畫布上的那些顏色在白色的冰面上綻放，像是對冬天的抗議。

寫下這些的時候，我突然想到：出生在冬春之交的人，生命力總會染上兩個季節的色彩。既有冬天的清醒與堅韌，也有春天的希望與溫柔。

我想，如果你想瞭解一個真誠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其實是很容易的。他們擅長表達自己：讀他們的文章，連著隨筆一起看，看他們的講座視頻，聽他們的報告，讀他們的社交媒體。你會發現他們什麼都藏不住，或者乾脆什麼都不想藏。通往那顆心的路上沒有門，只有一條筆直的、鋪滿文字的道路。

相似的處境讓我們理解彼此。有位前輩曾說：“我不得不站出來說話，是因為當時沒有人站出來。”但如果有人先於他站出來，他就不會站了嗎？不會的——他永遠與他的同伴、他的戰友在一起，清醒地、面帶微笑地守護著他們所愛的一切。

如果這樣的人都沒有過上正常的生活，如果這樣的人要為說真話付出慘重的代價，那我會覺得這個世界真的無可救藥了。

七

後來，我還是離開了那片土地。

因為我意識到，留在那裡，我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少。審查越來越嚴，紅線越來越多，發聲的空間越來越窄。我可以選擇徹底沉默，像大多數人那樣，在沉默中生活，在沉默中死去；也可以選擇離開，去一個還能自由呼吸的地方，繼續做我想做的事。

我選擇了後者。

挑選學校、準備材料、辦簽證——這些瑣碎的事情佔據了大半年的時間。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寫完了畢業論文，重新整理了這些年的採訪記錄、文章存檔、照片視頻。那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資料庫，記錄著十年間我所見證的一切。

我把它們都備份在多個硬盤裡，又上傳到雲端。我害怕它們會消失，就像那麼多東西已經消失了一樣。

離開的那天我沒有回頭。母親送我到火車站，人潮湧動。她面帶微笑，我和她抱了抱，然後也笑了，我說我會好好學習的。她說，我知道，我相信你。

我忽然想到，我每次離別都不會回頭，從童年時刻起就是如此，我昂首挺胸的往前走，去迎接我的新生活，而母親也是如此，她也會轉身離開。那一刻我突然想起童年時那些送別，我脖子上還掛著“無陪護兒童”的牌子。

飛機起飛時，我趴在窗邊看著下方的城市漸漸縮小。那些我熟悉的街道、建築、河流，都變成了微縮模型。我想，這就是離開的感覺——你所愛的一切都在變小，直到消失在視野盡頭。

抵達哥本哈根的時候，外面陰雨綿綿的。機場很安靜，人們說話的聲音都很低。我拖著行李箱走出航站樓，看到灰色的天空，冰冷的雨絲，還有那些金髮碧眼的面孔。一切都是陌生的。

我的新生活就這麼開始了，在一間小小的公寓裡，我上課、讀書、寫論文、寫稿子。我的日子平靜而規律，沒有審查和恐懼，半夜不會響起敲門聲。

但我知道，離開不是結束，而是另一種開始。我可以離開那片土地，但那片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並不會因為我的離開而停止。那些仍然留在那裡的人，那些還在堅持的人，那些沒有能力離開的人，他們仍然在承受著一切。

而我能做的好像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我想研究調查性新聞的歷史與未來。我想研究的在一個威權主義國家，我們如何在審查制度下尋找真相，公民新聞又該何去何從。我相信研究也可以是一種有推動性的力量，更何況——它們是我過去十年生活的全部內容。

我在文獻中讀到西方學者對中國媒體的研究，他們的分析理性而客觀，但總覺得缺少了什麼。對制度政策和結構的分析固然非常重要，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真實的恐懼——當你寫下一句話時，不知道它會不會成為你被喝茶的理由；當你採訪一個受訪者時，不知道他會不會因此受到牽連；當你發表一篇報道時，不知道你的媒體會不會第二天就被關停。

而那些無力感呢？你明明看到了真相，卻無法說出來；你明明知道有人在受苦，卻無法為他們做什麼；你明明想要改變，卻發現自己渺小得可笑。

還有使命感。人為什麼越是害怕越要做事，為什麼越是無力越要堅持，為什麼越是絕望，就越相信希望。我想把它們寫下來，所有的故事，所有的人，我敬佩的，我愛的，我恨的，讓我痛苦和讓我幸福的一切，因為我知道，在21世紀的中國，曾經有一群人，為了新聞理想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理想又怎麼只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口號呢。它是十九歲的學生在列車上討論採訪提綱，記者在疫情封城時冒險進入武漢，是編輯在深夜修改稿件時的字斟句酌，是被刪除的報道，是上交的設備，是無法發表的文章，是那些始終沒有放棄的人。

又開始下雨了。這裡的秋天來得很早，十月已經有了冬天的寒意。我起身去泡了一杯咖啡，然後回到書桌前，繼續寫。

寫著寫著，我就又想起了課堂上那個瞬間，當我說出“新聞理想”時那片短暫的沉默。我想，現在的我理解那種沉默——在這個犬儒主義盛行的時代，理想主義在任何地方都顯得既幼稚又脆弱。

但我還是想說：我相信理想。

不是因為我天真，而是因為我見過太多為理想付出的人。我見過那些在困境中仍然堅守的記者，見過那些在壓力下仍然說真話的寫作者，見過那些在黑暗中仍然尋找光明的普通人。

如果連我們都不相信理想了，那這個世界真的就沒有希望了。

八：給未來的信

親愛的你：

當你讀到這封信時，也許是十年後，也許是二十年後。也許那時的中國已經不同，也許一切都還是老樣子。但無論如何，我希望你能知道這些事。

我希望你知道，在2003年到2013年那個被稱為“黃金十年”的時代，中國的新聞業曾經有過短暫的繁榮。記者們相信專業主義，相信事實的力量，相信他們的工作能夠推動社會進步。《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財經》《新京報》——這些名字在當時代表著新聞業的良知。

我希望你知道，在2013年的那個冬日，廣州的街頭聚集了許多人，他們手捧鮮花，為言論自由做出無聲的抗議。那是一個轉折點，此後一切急轉而下。

我希望你知道，在那之後的十年裡，仍然有許多人在堅持。他們在越來越狹窄的空間裡尋找真相，在越來越嚴厲的審查下發出聲音。他們的媒體被關停，他們的文章被刪除，他們的設備被沒收，但他們沒有放棄。

我希望你知道，那些犧牲不是白費的。每一篇被刪除的報道，每一次被禁止的採訪，每一個被迫沉默的聲音，都是歷史的見證。它們會被記住，會被書寫，會成為未來反思這個時代的材料。

我希望你知道，我們曾經那麼愛這片土地。我們愛它的語言，愛它的文化，愛那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正因為愛得深沉，所以才會痛苦；正因為痛苦，所以才不能沉默。

我也希望你知道，這封信不是告別，而是傳承。我把這些故事寫下來，把這些記憶保存下來，是希望它們能夠傳遞下去。也許有一天，在一個更好的時代，這些故事會成為歷史課本中的章節，會成為新聞教育中的案例，會成為人們反思過去、展望未來的參照。

我祝福你，未來的讀者。我祝福你生活在一個可以自由說話的時代，一個不需要為真相付出慘重代價的時代，一個新聞理想不再被嘲笑的時代。

我祝福所有曾經堅持過的人。願他們的付出沒有白費，願他們的理想終有實現的一天，願他們在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改變。

我祝福那片我深愛的土地。願它終有一天能夠擁有真正的新聞自由，願它的人民能夠自由地表達、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生活。

我祝福新聞業。願它在黑暗中保持光明，在壓迫中堅守尊嚴，在絕望中守護希望。

最後，我也祝福我自己。願我能夠繼續保持清醒，繼續保持勇氣，繼續保持對人性的信任。願我永遠記得那個十九歲的夏天，記得那句“至少要說真話，至少要做真實的事”，記得我在你面前說過的理想。

尾聲

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母親給我講過的一個新聞故事。那是關於一個記者的，他為了報道真相被關進監獄，出獄後仍然堅持寫作。母親說：“記住他，這樣的人值得被記住。”

我記住了。我記住了所有這樣的人。我想，長大之後，我也會成為這樣的人。即使在一個不相信理想的時代，即使在一個嘲笑真誠的時代，即使在一個用犬儒主義保護自己的時代，我仍然選擇相信。

相信真相的力量，相信記錄的意義，相信語言的尊嚴，相信人性的善良。

我不會忘記我說過的理想。那些理想沒有消失，它們只是暫時隱藏起來，像種子埋在冬天的雪下，等待春天的到來。

而我會一直等待。一直記錄。一直書寫。

直到春天真正到來的那一天。

願我們都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個更好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