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在入围规模最大的短片展，做青年导演样本检测

原文于2026年9月发布于「青年志Youthology」，标题《现在还有人在老老实实拍电影啊？》，编辑：Sharon。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_JqtSeUwZZVMWzf5kzgqw

去年秋天，因为好朋友的电影入围，我第一次去了平潭IM两岸青年影展。这是内地入围规模最大的青年影展之一，每年有50部短片从上千部报名作品中进入主竞赛，今年报名数字是2703部。

在平潭的大风里，我产生了一种很混杂的感受。一方面振奋于朋友认真创作的影片终于被更多人看见，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遗憾 —— 看见了，然后呢？除了身边亲近的好友，有多少人愿意和能够去辨认一个创作者身上那些尚未成形、却可能真正属于TA自己的东西？

和入围导演聊天，TA们大多也对未来感到迷茫。有人正在秋招，有人请年假来参加影展，有人等着遥遥无期的商拍回款……银幕上则不断出现另一代电影人的面孔，例如IM近几年的评审主席李屏宾、陈冲、张艾嘉……那些致敬与回顾越动人，越让人意识到，黄金时代已经离我们很远。电影也没有那么神圣了。

“感觉就像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却生下了一个孩子。”李沧东近日接受韩国电影杂志《Cine21》采访时，这样形容如今年轻电影人的处境。

没有那么多人关心电影了，但还有人在老老实实拍电影。

今年再到平潭，已经是第六届IM了。我不太想继续确认电影正在失去什么，反而更想看看还有什么正在发生。我想寻找的不再只是所谓新鲜的表达，而更关于新一代人怎样重新使用电影。于是我看到——

刚大学毕业的杜镇宇，将游戏和私人影像放在一起，在创作中学习如何与记忆相处，做出了让许多同代人眼睛噙满泪水的《乐园.DAT》。

学习纪录片的卢湘怡，把毕业作品对准自己最深的创口。重新进入家庭过往，她原本想处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却意外捕捉到了其中坚固的爱。这个过程被她留在非虚构影片《涉水而过》里。

而郭子烨和姚曼珍这组师生，把摄影机坚定地朝向外部。《所罗门王智断亲子案》进入紫丝带妈妈群体的真实生活，让那些长期被压制的声音得以被听见。和“年轻人越来越冷感”的想象恰恰相反，她们对具体的人、社会议题与公共表达，都表现出一种毫不含糊的热情。

我也有意去找一些不那么符合“青年导演”想象的人 ——

万雪钊休学回到云南，暂时离开学院和常规制片的轨道，在故乡的土地、风物和生态关系里拍电影。短片《百物之地》游走在虚实之间，她本人饰演的女孩与村里的正花姐谈起月经、生育、诗歌、英语……令人过目难忘。

主业拍广告的肖泽宇，在创作低成本短片《寂坟》时，与工业预算和议题设置分道扬镳，转而相信空间、氛围，以及人物在其中即兴生长出的生命力，让影片透露出浑然一体的珍稀气韵。

辛浩然的《独眼龙》以准确、细腻的电影视听建构了弱势矫正女孩的童年世界，且在有限的体量里极为难得地包容了一对复杂的姐妹关系的存在，然而她本人已经转身离开电影行业……

当然，也有人依旧沿着职业导演的路径向前走，只是各有各的走法——

黄文礼从新闻专业毕业、自学电影、辞职拍片，再到进入电影学院，一路经过影展、扶持计划与创投训练营，如今正在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他的《选拔日》从一个儿子参加合唱团选拔、父亲同时准备再婚的普通一天里，慢慢逼近家庭关系中难以言明的时刻。它完整、克制，已显露出一个职业导演对叙事和情绪的掌控。

同样入围诸多影展且多次获奖的张扬，则还在寻找另一种平衡。《婚礼录像指南》让温情在明快与幽默中跃动，在作者趣味与类型表达之间寻找位置；现实里的他也同时接广告、继续读书、筹拍自己的电影。在几条并不完全相容的路径之间，他还在摸索这一代青年导演可以怎样把电影继续拍下去。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电影更像一个可做可不做的东西，一份不太稳定的工作，一门前途可疑的手艺。但它依然是一个偶尔还能容纳野心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我想把那些简单但关键的问题重新抛向TA们：你会跟第一次认识的人说“我是导演”吗？现在的表达方式这么多，为什么还非得拍电影？如果没有多少人看到呢？如果五年以后还是拍不了长片呢？

张扬：不太会。我会说自己是学生，或者“我是学电影的”。自由导演这个身份没有让我感到那么安全。一方面是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自己的职业自驱力没有那么强。

卢湘怡：看场合吧。如果是在电影节，我肯定会以作品交流为前提，说我是某部作品的导演、演员或者美术。但如果是在日常场景，我会说自己是高校老师。

万雪钊：我会说自己是“做电影的”。导演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身份。我自己导演过两部剧情短片，平时也拍纪录片，或者做摄影师。拍纪录片的时候会让我想到本科做新闻的状态，觉得自己像个记者。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挺难定义的，但一直都喜欢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做些新的尝试。

杜镇宇：我会说自己是影像创作者？因为我本科是学图片摄影的，马上要去读的研究生专业也不是纯电影的，而是可以做美术、做装置影像、非虚构影片，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对我来说是开放，未来的发展也完全没有定型。

辛浩然：肯定不会。我只会说，我在游戏公司上班。我的片子在2025年就拍出来了。最早投电影节是想赶紧给简历增加一点内容，方便找工作。后来找工作已经够焦虑了，也就没有一直投。现在工作尘埃落定，才觉得，片子反正已经拍出来了，就再给它一个happy ending。电影目前在我的生活里占比很少。

郭子烨：我会介绍自己是独立导演、高校青教、博士生。在我心里，“导演”这个身份是排在最前面的。但如果真的跟别人介绍，我反而会有一点犹豫。我觉得你要说自己是导演，得非常掷地有声地拿出自己的长片代表作。现在我的长片都还在制作中，会不好意思讲，这个职业对我来说还是很神圣的。

肖泽宇：会。因为我平时工作是做广告的，大家一般都知道“导演”是干嘛的。但如果是跟行业外的人介绍自己，我就说自己是“做广告的”。我做电影导演目前是不赚钱的，所以就很像一个“兴趣爱好”，称不上一个职业。

黄文礼：会。导演已经是我的社会身份了，我为这个职业感到自豪，而且这是我唯一懂得做的事情。我在拍了自己第一个短片作品之后，就开始“敢”称自己为导演了。但主要是我觉得，导演并不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它就是我的工作，就像“记者”“摄影师”这些称呼一样，也只是一个方便大家了解你在做什么头衔而已。

杜镇宇：拍电影的过程会给我一个思考的周期吧，它比互联网即时的内容会慢一点，而我也恰好不是能那么快产出的人。

卢湘怡：一部分是思维惯性，因为一直学这个；另一部分就是觉得影像很有意思，可以把绘画、音乐、摄影这些东西综合起来玩。还有一点是，我会觉得某些公共性的、严肃的议题需要时间沉淀。快速输出当然有它的公共效益，可以迅速产生影响，但有些东西，我不希望它快速出现、快速消失，说完就被忘掉。

张扬：电影这个媒介，它的成本更高，你可以表达得更完整；观影的成本也更高，观众需要付出时间、行程和精力。包括看完之后的交流，你可能要在公众面前站起来提问，或者私下面对面地交谈。因为沟通成本高，大家反而会更加认真、更加理性一点。电影的沟通效率现在是不高，但可能这也是它的优点。

辛浩然：我没有觉得一定要拍电影。包括我对电影学院的观察也是，大家更多都是需要完成一个作业、一个毕设……正好这段时间在想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做成一个电影的表达，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拍出来，不拍出来就有了人生遗憾。

万雪钊：我也不知道。我在小县城长大，很晚才开始看片，周围没有任何做艺术的人，直到大学学新闻时，都觉得电影遥不可及。后来老师看了我拍的东西，说“很像纪录片，很像电影”，我还想：这顶多算一个视频，怎么会是电影？

因为拍电影不挣钱，我也试过做自媒体，拍十分钟的人文记录短视频，其实反馈还不错，每一条都有大几万的观看量。但做自媒体会逼着我去考虑更新频率、观众反馈，我发现我变得越来越急躁，也没时间去把一个话题做得深度，所以我就停止了。

拍电影的周期一般都比较长，过程其实挺孤独的，但这个孤独也给了我空间去思考。我好像就是特别享受拍电影给我带来的某种思维上的刺激，所以就一直还在拍电影。

黄文礼：我习惯和擅长用电影的方式去表达，也希望在这个方面深造吧。如果我有什么想说的、想写的，最优先选择的呈现媒介还是电影，它对我而言是最合适的也是唯一的。

郭子烨：纪录片对我而言像是一个“系统任务”，稀里糊涂地就开始了。中学时，我在亲戚的葬礼上遇到一个人，按现在的话讲，可以叫“守村人”。TA有智力障碍，无法劳作，被父母兄弟抛弃。我当时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关注这一类群体，就是被TA吸引，开始了纪录片创作。后来，片子入围了一些赛事，我也凭着它进入电影专业。但我也没有想过一定要做影像创作。后来到导演专业任教，又开始了影像创作。

肖泽宇：我觉得“拍电影”跟“一直学习”是连在一起的。之前试过写东西和做音乐，好像自己就可以完成，不需要跟外界有太多接触。没有经过很多环节的考验，做出来的东西有点“轻”。但做电影会不断面对新东西，比如以前我不看哲学，但为了创作一个片子，就要去学。慢慢也觉得自己的包容度变高了。以前可能完全接受不了一些类型的片子，但现在我能理解了，也更会与人共情了。

万雪钊：肯定很期待啊。比如说……我花了半年去拍一部短片，然后最后没有任何人看到。那我会想，我拍这个片子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故事根本不吸引人？我是不是在很自恋地做一个事情？

但其实我算是很幸运的，两部短片都得到了很多反馈，虽然我期待更多， 哈哈…… 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拍上一部电影？为什么还继续在拍电影？其实答案并不复杂。目前我享受拍电影，所以我还在拍电影。

肖泽宇：我们做完短片，发行的时候也会去选观众。《寂坟》有一个超短片版本，在FIRST结束后有考虑过要不要上流媒体，那样播放量会比较多，但后面还是想着先走电影节，因为我的片子比较慢，需要一些时间进入，电影院能提供这样的环境，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在银幕上看到片子。

反馈还是期待的。今年杜镇宇才教会我怎么看最新的豆瓣短评。要用网页版才可以刷出那些没有留言和打星的标记人，我有时候还会点进这些人的主页看一下TA们平时都关注什么。我们超在意。

杜镇宇：创作能得到的正反馈确实比较少，尤其是刚起步的时候。如果有恰巧的机会让作品遇到合适的观众，收获的鼓励确实会让人继续做下去。

黄文礼：当然非常期待。《选拔日》的结局就是一个很开放的设置，我们只拍摄到角色到达了结局的“现场”，但没有拍摄那个“现场”发生了什么，剩下的就留给观众了。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东西我在创作、想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观众会有很好的启发。

张扬：我觉得可以把电影理解成一次创业。你投入自己的资源，跟同事一起做一个项目，最后观众不愿意为你的表达买单，那就理解为一次创业失败。社会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互联网创业、做APP，也会投入很多资源最后失败。

卢湘怡：纪录片的受众一直都不多，能有机会去到一些节展，和产生共鸣的人有交流，我就心满意足了。每一个创作者也许都会希望和观众建立连接，但是《涉水而过》这个作品是一个相对比较私密的影像，我也不期待它会有大范围的传播。但今年郭子烨和姚曼珍导演拍摄的《所罗门王智断亲子案》，是关注紫丝带妈妈群体，非常具有公共性，那它是值得、也需要被公众看见。

郭子烨：非常会。我还蛮佩服一些做视频的up主的，独立导演现在在纪录片行业里能够盈利的不是非常多，但是这些博主正相反，它完全是一个盈利的正面案例。我们也有想过，它这样的传播方式是不是对于公共性来说会更有利。可能有时候你得先有了声量，再把这个雪球滚大吧。

辛浩然：我肯定希望抵达更多观众。作品能被人看到，才更有完整的意义。但现在看短片的人基本上是圈内人，就在电影节互相交流，感觉是内部人的狂欢。但出了电影圈，谁知道？好像也没有人在意你想表达什么。我们这种艺术院校出身、还没有进入市场的年轻人做的作品，很难触达大众。但游戏就不一样，游戏做出来，可能会有更多人想玩一下吧。

辛浩然：我感觉确实吧，在看一些影片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这也要拍吗？就是拍就拍吧，还拍得这么烂。然后我现在已经没有再干电影了，我找工作的时候就都是找的和电影无关的。

黄文礼：我觉得不管一个电影再怎么烂，对于创作者本人来说都是有一定要拍出来的理由的。对我来说，拍电影之前是很感性的，但一旦开始拍电影就需要很理性了，如果没有一定要拍的理由，这个作品一定会在过程中卡住，因为你会为了拍一个电影去筹备和协调很多东西，如果不是一定要做，它不可能通过全部流程的考验的。

张扬：社会上没必要的事有很多，电影创作还算相对“无害”的。至少影像可以留存下来，或许以后可以作为某种档案和时代切片。

我也曾因长时间得不到正反馈，想过不做和电影相关的事。但对现在的我来说，放弃的沉没成本太高了。同学们有的去了大厂，也有人回老家做公务员，生活、收入都更可观一点。但我运气还不错，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总有导师或者前辈给我鼓励，让我坚持。

卢湘怡：我还没有到思考这个问题的阶段。但我觉得大多数青年创作者应该都有非拍不可的理由吧。

万雪钊：出于某种（害怕浪费公共注意力和资源的）感受，我也会怀疑自己拍的东西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最急迫、最重要的。但我现在处于一个表达欲爆满的阶段，所以还没想过不干电影。

有时我也会想，再过10年，如果我还是个“穷苦艺术家”，会不会就觉得无路可选了？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如果有一天，拍电影不再给我带来快乐，可以换一个行业。不要因为沉没成本而继续拍电影，起码得因为快乐去拍电影。现在电影给我带来的快乐，肯定远远超过挣不到钱的苦恼，所以我才会坚持。

杜镇宇：我之前一直困惑于私人表达和公共性的关系。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那别人为什么要观看你的？后来我慢慢发现，深度挖掘自己，让创作通向一种共通的情感，也可以产生公共性。所以对我来说，“向内所求”也是一种向外与观众相遇、产生价值的方式。

郭子烨：都没想过，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甚至没有一个“我决定要干电影”的时刻。只是说，我会想着把手头的事儿都做完、做好，就这么一直干下来了。

肖泽宇：我会觉得如果表达不够真诚，就不应该被做出来，不仅是电影。特别涉及到现实题材，要对自己的表达负责。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够了解某些事情的人来说，你的影像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别人对于事件的印象，如果在表达中不真诚，或者只为了叙事，那不如不拍。

不做电影的话可能会很难过，其他事情都做得不太好。

郭子烨：大概60%吧。剩下的时间教书、完成学术KPI。我现在手上有三个纪录片的项目在进行，有一个已经进入剪辑阶段，还有一个是关于留守儿童项目，我从TA们初二跟拍到了现在。今年TA们正好高三，我很想TA们成年之时把这个故事结束。所以这些时间节点一直在push我。

杜镇宇：我过去一年都在Gap，在考学和准备出国的东西。

辛浩然：过去一年主要都在找工作、做游戏行业的作品集。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下一个片子，但真正坐下来写的时间非常少。

张扬：我不是按时间来分的，而是按项目切换。这个月如果做自己的片子，我会把其他东西都推掉；下个月商业项目进来，就把自己的东西先放一放。甚至看片方式都会跟着切换：做自己的电影，就大量看电影；进入广告项目，就会看大量广告、镜头参考。但有意思的是，我自己的电影最后又会用到很多做广告时学到的技巧。所以它们也没有真的完全分开。

肖泽宇：我是大约一个月接一个广告项目，来电影节期间还得改甲方意见，广告行业还是蛮变态的。但我也会给自己设定目标，每年要出2-3个自己的作品，我拍短片都是非常非常低成本的。

黄文礼：我目前一个月里面有半个月挣钱，主要是接一些商业纪录片、院线电影花絮制作之类的；有半月是围绕自己的作品写作。看起来是达到了一个平衡。而且也不能一个月都在创作，还是要干点别的，所以接活也是跟人沟通、接触的机会。

卢湘怡：如果从2025年1月开始算，有半年都在做毕业作品。但如果从2025年9月开始算，真正用于创作的可能只有一个月左右。剩下的时间主要是找工作，以及进入高校以后适应新的职业。最开始选择这个职业，当然也期待它能够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能让我继续创作，但现阶段确实花在创作上的时间比较少。

万雪钊：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是：每一天。我过去四年修学回云南，基本上是全职拍电影。四年里我参与了两部短片，两部长片。包括我接的几个广告，也都是在大理附近拍和本地文化相关的一些东西。目前我拍的东西，都是我感兴趣的，我也还没有接过任何纯商业的拍摄。当然，能够这样做主要还是因为我父母的支持，她们没有因为我现在没在挣钱而指责我，反而觉得我拍电影这个事情挺酷的。我爸上次还和我说，做一个事情，要做好的话，不能急躁，得按十年的规划去做。

张扬：拍长片会是我的一个期待，或许正是为了逼自己拍选择了读专博，像之前说自己没有很强的自驱力，继续读书就是为了有一个约束自己的动力。如果没办法拍的话，就没办法毕业了。如果五年后还没办法拍的话，我将严肃拷打父母，问他们是否有隐藏的房产在收租而没有告诉我。

卢湘怡：我不好说五年之后的我怎么看，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还好。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可能近两年都不会有长片的计划。从现实角度考虑，它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但如果从创作优先的角度，我的商业价值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暂时没有这方面的困扰。我还是会优先考虑我感兴趣什么、想传递什么，以及这个故事到底适配什么时长。

杜镇宇：我觉得我五年拍不了长片，很正常。

肖泽宇：这个问题有点怪？我要是想拍的话，我明天就可以拿着手机去拍。

黄文礼：我觉得还是要分情况，这里“长片”是指向影片时长，还是一个上院线的龙标电影。我是计划五年以内一定要拍院线长片的，所以我拒绝思考这个问题。但我倒不是觉得长片一定比短片更“高级”，而是从短片到长片就是一个职业导演的必经之路，就像你在公司从普通的职员变成组长，再变成经理一样。当然如果在别的一些国家的生态里，一直拍短片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但至少在国内，上院线的长片还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吧。

郭子烨：如果说的是上院线、拿龙标、符合电影工业体系的长片，我觉得5年之内拍不了也很正常。尤其大家都是科班或者从业者，可能更加清楚一个项目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很多时候你拍了拿不到龙标，拿到龙标之后又找不到人帮你发行，都是有可能的。

我现在觉得，做短片也并不比做长片更容易。早期我未必会这么觉得，因为长片意味着素材量更大、拍摄更久、难度更高；但短片恰恰相反，你需要割舍的东西更多，割舍也是很难的一个部分。

万雪钊：我现在已经在做长片了，但过去几年，我的拍摄变得越来越低成本。我第一个片子拍了26万，第二个片子拍了12万，现在这个长片是一分钱没花，也是因为我从拍剧情片转到了拍纪录片。我一直在跟自己聊一个事情：怎么让拍摄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这意味着，我可能要抛掉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那些“正统”的东西，比如我一定要用好的摄影机，角度一定要很好，打光要怎么样。我不在执着于技术层面的东西了。但我开始好奇概念层面的东西。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怎么让拍片可持续并且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如何把我生活里的人和事情，变成电影的一部分？这四年，我一直在“套拍”，把不同的项目串起来，让它们相互拿来用、相互滋养。我希望创造自己的“电影宇宙”。

辛浩然：2021年左右，我刚到电影学院，那时候还是有一个拍长片的梦想的，不然也不会去考。后面我感觉自己的心态也逐渐在改变，我觉得五年之后有机会能让我做的创作就好，因为我现在做游戏仍然是一种创作。

辛浩然：如果是拍电影，就是钱；如果是现在真正做的游戏，是对行业和受众的了解。我刚刚入行不久，对游戏行业也还没有太多研究，还没有脱离那种学生时代那种思维。

郭子烨：还是钱吧。

张扬：可能是视野？我现在还不清楚从短片迈向长片整个的过程，我觉得进入电影行业的成长路径并不明朗清晰。比如一个长片怎么开发、剧本产权归属、法务相关的知识，包括我去跟别人谈项目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在每一个阶段应该做好哪些准备。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缺的。

卢湘怡：对于我而言可能是时间和精力吧，因为我还在适应新的工作，走了很多弯路嘛，最近才开始比以前从容一些。如果从整个青年创作者的生态来讲，我觉得确实是机会缺得比较多。

万雪钊：我刚刚想说钱，但是仔细一想，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缺的还是拍摄思维—— 怎么拍得不一样，怎么做出一点新的东西，怎么把东西讲得有意思、让观众get到。所以我现在又回学校读书了，在全职拍摄四年后，我想再低头学习一段时间。

杜镇宇：缺一个push我的力量。我的想法可能在备忘录上记得非常多，但我不会马上启动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很多想法可能仅仅过了一天，或者一周的时间，我就觉得它已经没有再做的必要了。我没有那么大的动力。但在学校或者限时创作中，我可以尽快让我当下的想法落地。

肖泽宇：我缺的可能是一种属于创作的状态。因为我的创作方式一直都比较重视空间和氛围，没有那么强调故事的，所以其实需要一种很强的即兴，带着大家进入那个状态一起“跳舞”。但有时候，当你对自己、对自己的表达没有那么自信的时候，就会缺乏一种力量感，没有那种合适的状态。

黄文礼：我缺的是一个好剧本。我现在手上有好故事，正在努力写出来。之前一直还是在练手，拍摄水准到了自己觉得可以的阶段了。然后又在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写剧本，当然也是在寻找。我就是觉得你既然在做这个事情，还是要把它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