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在增加，但資訊正在消失：中國數位可見性的治理邏輯

編譯者按

本文依據 Freedom House 發布的《中國異議監測》（China Dissent Monitor）第 11 期（2025 年 10 月–12 月）報告整理編譯，並在原始數據基礎上展開評論性分析。原報告由 Freedom House 研究團隊撰寫，於 2026 年 2 月發布（全文連結：

freedomhouse.org/sit...）。

需要指出的是，報告中呈現的抗議數量，並不等同於社會不滿的真實規模，而只是那些在高度審查的數位環境中短暫浮現、隨後迅速消失的事件記錄。抗議之所以顯得分散、零碎，更多源於資訊傳播被系統性切斷，而非公共情緒本身缺乏連續性。

在這一意義上，抗議的「存在」與抗議資訊的「不可見」構成當下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張力。本文嘗試將抗議數據與平臺審查、資訊刪除和可見性控制並置考察，指出穩定越來越依賴於對「是否被看見」的管理。文中評論與判斷，為編譯者基於原始資料的獨立分析。

可見的抗議與不可見的資訊：中國異議監測數據的結構性解讀

抗議在增加，但問題並不止於數量

Freedom House 的《中國異議監測》數據顯示，2025 年中國共記錄 5,343 起抗議事件，同比上升 44%。其中，勞動抗議占比超過一半，春節前因拖欠工資引發的抗議更同比增長 60%。

如果只從數字變化理解，這一趨勢容易被歸結為經濟下行帶來的社會反應。然而，將數據拉長觀察，會發現問題並不在於「抗議突然增多」，而在於抗議長期積累、集中顯現。

官方數據顯示，2007 年至 2024 年間，中國勞動報酬糾紛增長超過五倍，而同期就業人口並未增加。這意味著，抗議的上升並非來自「更多勞動者」，而是來自更密集的不滿。

在制度層面，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持續擴大私營經濟規模，卻始終缺乏獨立、有效的勞資協商機制。當經濟放緩、房地產下行、企業現金流承壓時，風險被系統性地向下轉移，勞動者缺乏制度化談判管道，公共抗議便成為最後的表達方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抗議的出現並不意味著秩序失控，而意味著制度吸納衝突的能力正在減弱。

春節前的欠薪抗議：時間節點與情緒結構

春節前欠薪抗議的反覆出現，並非偶發事件，而是一種高度穩定的社會現象。

春節對農民工而言，不只是節日，更是家庭責任、社會體面與個人尊嚴的集中時刻。「能否帶錢回家」本身就構成一種道德判斷。一旦工資被拖欠，經濟糾紛迅速轉化為尊嚴受損與情緒動員。

因此，春節前的抗議具有明顯的結構特徵：

它既是經濟問題的集中爆發，也是社會情緒的週期性釋放。

抗議存在，但抗議資訊正在消失

如果說抗議數量的上升反映的是經濟與制度壓力，那麼 CDM 的另一組數據則揭示了更關鍵的問題——抗議資訊的系統性消失。

在對 2025 年 6 至 12 月間 2,970 條抖音抗議相關貼文的追蹤中，約三分之二已被刪除。更值得注意的是，被刪除比例最高的，並非單純的經濟訴求，而是：

• 上訪者發起的抗議

• 受害者及其家屬的抗議

• 發生在北京、新疆的抗議

• 展示拘留或暴力執法的內容

這表明，審查的重點並不在於抗議是否存在，而在於抗議可能被如何理解。

審查的核心目標：阻斷結構性解釋

從政治傳播角度看，這種做法並非簡單的資訊封鎖，而是一種「去結構化」的傳播策略。

個體不滿可以被容忍，

經濟糾紛可以被討論，

但以下敘事被系統性壓制：

• 制度責任的指向

• 官員失職的呈現

• 可引發廣泛共情的受害者敘事

尤其是「受害者」「家屬」「上訪者」等角色，本身具有強烈的道德動員潛力，更容易將個案轉化為公共議題。因此，它們在審查體系中被視為高風險資訊。

換言之，審查並非要消除所有問題，而是要防止問題形成可被追問的因果鏈條。

從內容審查到「可見性治理」

CDM 數據還顯示，2024—2025 年間，約四分之一的勞動抗議伴隨不同形式的壓制，高於此前年份。

這意味著治理方式正在發生變化：

抗議未必被徹底阻止，但其公共可見性被嚴格控制。

線下抗議可以發生，

線上資訊迅速消失，

事件被切割為孤立個案，

公共討論難以持續。

在這種機制下，社會矛盾並未消解，只是被壓縮進更狹窄的表達空間。

結語：當「不可見」成為治理工具

《中國異議監測》的價值，並不只在於展示抗議的數量變化，而在於揭示一個更深層的現實：

在高度數位化的社會中，穩定越來越不是通過解決問題實現，而是通過管理問題是否「被看見」來維持。

抗議可以存在，

但是否被記錄、被傳播、被理解為公共問題，

決定了它的政治含義。

當可見性本身成為治理工具時，

沉默，也就不再只是缺席，而成為一種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