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地方吧

二零零六年到二零一六年，我在北京学习和工作。眼看着十年之间空气变得越来越不可呼吸，尤其是在冬天，PM2.5经常在四百之上，从窗户望出去一片烟雾。那时候我在北京北三环的一座大厦里的培训学校上班，大厦的负一层是饮食广场，也是所有上班族午饭的地方。走进负一层，除了各个热气腾腾飘香的窗口，还能听得见人们嘈杂的谈话声。我身边长凳上坐满了同事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在同一栋楼里工作的人，我寻找到了那么一个时间点，人群的嘈杂声不是很大的时候，我高声说：“嗨，大伙儿，“ 大家都转头看着我，我接着说：”我们不该在这么恶劣的天气里工作，我们都停工，负责人......" 齐刷刷地，大家都低头开始吃饭，空气中弥漫着不适的气氛。

二零一五年圣诞，我请假了两个星期跟随当时的男友第一次到美国过节，计划一月三号返回北京正常上班。在芝加哥临上飞机前，男友持续呕吐，我们只好推迟两天返回北京。我跟人事部门说明了推迟返回工作的原因。第二天，人事部的小曼问我为什么辞职。我惊坐起来，辞职？没有的事啊。小曼接着说是校长告诉她我辞职了，而且校长已经要求小曼着手招聘新人来顶替我的岗位。我生气了一阵子，想明白了，我被解雇了。男友父亲是律师，他劝解我说，“一会儿你不生气的时候，调出来你们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给我看看，也许可以帮助你谈判。“稳定了一下情绪，我问小曼，我是不是被解雇了，没有回复。我接着说，”我需要正式解雇我的通知。“依旧没有回复。我又接着说，”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条款，这是单位应该赔偿我的损失。“然后我发了一个数字过去。此时老板出现了，说明单位没有解雇我。我没有再多言，回国后继续上班，碰见了那位因为我被解雇而入职的新老师。我回去之后，单位就把她解雇了。她哭着说，”我不怪你。“ 我说，”你没有理由怪我，我可以帮你维权。“她说不用，然后就哭兮兮地离开了。此后，校长再有话对我说的时候，她通过我班里的学生转告我，让我到她的办公室去。我对学生们说，”你们来这里有自己的任务，不负责帮助校长和老师们传话，不要紧，安心上课。“ 此后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我没有再跟校长有过一句话的交流。我向人事部门递交了辞呈，三月份我辞职，因为那是我计划出国定居的时间。

大家为什么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呼吸如此恶劣的空气而且还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挣多少钱可以让大家心甘情愿地以健康作为代价？到底是什么让身边人这么顺从？老板让加班就加班，老板随时打电话大家都笑脸相迎地接听，老板想要开除员工的时候，借口都不要找，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难道加班不该有加班费吗？难道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尊重平等对话吗？为什么会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呢？我有那么那么多的疑问，却没有人能解答。

跌跌撞撞地，我来到了美国，起初是毫无计划和方向的。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会干些什么。男友建议我去当地学校看看，也许会有想法。我来到了学校，四处看看，我对于拆解坏掉的东西，检查出问题所在之后再修复这一套逻辑特别有兴趣，因此我十分渴望能学到修车的本领。可是我一进修车的地盘，就由于忍受不了汽油和机油的气味快速地倒退了三大步。我摇摇头，意识到修车不是我能做的。然后我看到了护士专业的区域，看着那么些人体部件陈列在实验室，我又来了兴致，修不了车那就修人吧，就这样，我选择了护士专业，从上学第一天我就渴望着能做手术室的主刀医生，划开身体，检查问题，修复，缝合人体，这一切不要太完美！我现在依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快乐地进行着。

这里的天是蓝的，我张开双臂自由地呼吸。离我最近的工业化大城市芝加哥，PM2.5也不超过四十。护士奇缺，所以很容易找到工作，每周四十小时以上的那部分工作时间，单位依法必须支付一点五倍的加班费，而且护士的时薪并不低，一点五倍的加班费对于老板来说是很大一部分支出，所以老板并不想让员工加班。下班之后，除非有紧急情况，我不会收到单位打来的电话。

我美滋滋地过了几年，想念家人的思绪越来越沉。我那离开农村去宁波和上海的酸菜鱼火锅店打工的母亲被扣留在厨房，店长强迫她签下离职申请书，然后才允许她回家。店长不让母亲继续工作的原因是她年过六十，店里想要雇佣年轻人。

我逃掉了，忍受着对故乡的思念。母亲还在家里，她受到不公时想要找我诉说，她不想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