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在頁面之間相愛，卻在現實裡被指控犯罪——一場關於耽美創作、言論自由與性別想像的審判風暴

一、引子：被點名的那篇小說

我是在2020年的某個春日午後，被通知前往派出所的。我記得那天的天氣是陰的，風大，路邊的欒樹掉著乾黃的葉子。警察約談的理由，是一位記者朋友的案件。那位朋友此前因為報導一些敏感事件而「被失聯」，他們通知我接受調查，希望了解關於我朋友的情況。我以為只是例行詢問，當時我沒想過，自己會因此被波及。更沒想過，我的小說，也會成為被審問的對象。

後來，辦案人員將我先前微博上的一篇小說打印出來，摊開在桌上。他們用筆圈出其中幾段內容，問我：「這篇是你寫的吧？」那是一篇耽美小說，發表於2019年2月，背景設於2003年非典時期。內容描寫的是兩名少年在封鎖小區中的情感依存與壓抑的情愫，沒有色情描寫，也沒有煽動性的語言。只是一些哀傷的對話和一些關於過去的紀錄。

我點了點頭，還沒來得及辯解，另一位警察遞給我幾張新打印的微博截圖。他們說：「你不光寫小說，還發了不少批評疫情防控的言論吧？」

我愣住了。那是我最近一個新註冊的微博帳號，剛開沒多久，關注者不多，發言也都是轉貼與評論，偶爾會寫些個人觀察，比如社區的封控、物資短缺，還有對政策反覆無常的質疑。我沒想到，那些零星的貼文也被一併翻出，列為「證據」。他們說，這些都會保留在案。那一瞬間，我感覺自己所有的話語，不論是真實還是虛構，都被框入一個共同的罪名：不夠聽話。

「這些內容今後不能再寫了，知道嗎？你也不希望成為下一個他，是吧。希望你明白怎麼做才安全。」他們說。這些人沒有對我實行暴力行為，但他們的語言充滿暗示與警告。這些話在我耳中無異於一種慢性恐嚇。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簽字離開。

我被要求簽署一份保證書，承諾不再發表任何與疫情防控政策相關的評論，並在限期內關停我個人的部落格帳號。否則，後果自負。他們沒有說什麼是「後果」，但語氣裡已經包含了足夠的暗示。

那並不是我第一次寫小說，也不是第一次發微博。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寫作與說話，在這片土地上，從來不只是表達的權利，而是被監控、被記錄、被警告的行為。

我從十幾歲起就在Lofter和晉江上面寫文，那些平台曾經是我們這一代人偷偷喘息的地方。我寫過未來世界的虛構愛情，也寫過沒有結局的戰後回憶錄。以前我以為只要不涉及政治，只要小說不是現實，它就安全。但他們的審查既可能針對你的文章，也可能針對你這個人：一旦你說了不該說的話，那些你曾經寫過的字，也會一起被翻出來，變成罪證。

小說後來被平台下架，原因是不符合審核標準，沒有更多解釋。我也照做，刪除了部落格，關閉了微博。但我知道，那些我寫過的句子，已經留在他們的資料夾裡，成為某份匿名報告中的一頁，標註著我的名字與帳號，歸檔。

那次約談之後，我再也沒有公開寫過什麼長篇。不是因為我不再想寫，而是因為我知道，一篇小說可以讓你失去一個帳號，而一篇評論，可能讓你失去自由。那天我離開派出所，走在灰濛濛的街道上，忽然想起在自己在某一篇小說裡兩個主角的信：「我們的故事不能講出來，只能寫在不會有人翻閱的日記裡。」我當時是想像他們生活在一個極權的年代，如今才知道，我寫的從來不只是故事。

而現在，我看到那樣的場景正一步步真實上演，只是主角不再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而是那些寫耽美小說的女孩們——她們曾在頁面之間相愛，如今卻要在現實裡被指控犯罪。

二、那些曾經溫柔的寫作空間

在我還不知道「審查制度」為何物的年紀，晉江、Lofter、天涯、以及後來的海棠文學城，構成了我對網絡世界的第一種親密感。它們不像課堂，不像教科書，也不像任何一種由大人設計好的語言秩序。那是一種純粹由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編織的書寫空間，有點粗糙、充滿錯字、結尾總是爛尾，卻無比真實——那裡的每一行文字，都在嘗試接近我們內心尚未被說出的部分。

我記得第一次在貼吧上發佈耽美小說時的情景。電腦螢幕泛著藍光，窗外下著夏季雷陣雨，而我打下的那一句「他輕輕牽起對方的手」讓自己臉紅了好久。那不是什麼驚世駭俗的劇情，只是兩個男孩子在放學後一起走過田埂，腳下是潮濕的泥土，空氣裡有晚稻的香味。我從未談過戀愛，但我想像，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喜歡誰，應該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時候的我們其实不太明白什麼是「性別政治」，也沒有太多社會學的語言來為我們的創作辯護。耽美，對我們而言，不是挑釁，也不是標新立異，而是一種柔軟的逃避，一種比現實更溫柔的想像。那些故事裡的人物，沒有家長的壓力、沒有社會的目光，他們可以哭、可以愛、可以坦率。而我們，也在寫作的過程中悄悄摸索著自己的情緒邊界，試圖理解什麼是情感，什麼是認同。

晉江的閱讀排行榜曾經是我們每天最在意的榜單，而海棠文學則像是更私密的後花園——不對外宣傳，也不依賴流量算法，只用付費機制讓真正想看故事的人，走進那些「十八歲以上」才能進入的虛構世界。那裡的內容不總是純潔，有時也粗糙、有時也令人尷尬，但那裡是一種誠實的地方。每一個作品背後，都是一位匿名作者，在深夜用指尖敲出自己的渴望與悲傷。

那些平台從未完美，也總會有爭議與混亂。但它們之所以讓人念念不忘，是因為它們曾經讓一群在現實中找不到語言的人，有了一個可以說話的地方。而現在，當我們再提起它們的名字，卻伴隨著的是「涉罪」、「判刑」、「罰款」、「退贓」這些冰冷的法律詞彙。

寫耽美文的女孩們——她們往往很年輕，有些甚至還沒成年。她們沒有背景、沒有權力，有的只是幾千元的稿費與無數夜晚的熬夜碼字。她們在虛構中創造愛，在敘述中療癒自己。而今天，她們被迫在法庭上解釋這些虛構是否「淫穢」、是否「牟利」、是否「構成社會危害」。她們筆下那些曾牽手的角色，如今成了被當局逐字解剖的證物。

我們過去常說，中國的互聯網是個巨大的監控場。但更準確地說，它也曾是一座藏書閣——雖然四處都有攝像頭，但仍有幾層密密的書架，藏著無數未被查封的頁面。那裡有女生寫下的虛構戀愛，也有男孩寫下的反烏托邦小說。我們在那座藏書閣裡長大，學會寫下「我想要」、學會在言語中成為真正的自己。

如今，那些書架一排排被拆除，先是警告、再是清空、最後是抓人。黃金時代不是一瞬間崩塌的，它是被一點一點刪除、修改、標註為「違規」後慢慢蒸發的。直到有一天，你突然發現——那座藏書閣只剩下空架與灰塵，而寫作者們，早已散落他方，有的自刪文檔，有的關閉帳號，有的……正在法庭上為一篇小說辯護。

如果說寫作是一種告白，那麼審查就是對告白的嘲弄。在這樣的現實裡，人們不是因為書寫了真相而被抓，而是因為書寫了想像。國家對這些虛構的敵意，揭示出一種更深的恐懼：他們不是害怕現實，而是害怕別的可能。

而這，正是我們無法不感到哀傷的地方。

三、海棠之火：誰的文字，成了國家的敵人？

2024年夏天，微博上開始出現一些零散的聲音，有人說，海棠文學城的作者「突然集體停更了」。最初，沒人當回事——這樣的事時有發生，寫文的人總有倦怠期，有的去忙生活，有的去準備考試。但漸漸地，群組裡、論壇裡、甚至朋友圈中，都有熟悉的名字悄悄消失，有人傳來消息：是警察找上門了。

到12月，微信公眾號〈水瓶紀元〉的文章終於讓這一切拼湊成清晰輪廓——這場名為「打擊淫穢文學」的行動，自6月起便已悄然展開。據該文整理，從安徽績溪到甘肅蘭州，再到浙江、雲南、重慶、福建等地，逾50名在海棠文學城發表耽美小說的作者被跨省抓捕。她們之中，有人還是學生，有人從未見過所謂的「稿費」超過四位數；有人根本沒來得及聘請律師，就被押解至另一座陌生城市受審。

安徽績溪縣人民法院的開庭公告顯示，一名筆名為「遠上白雲間」的作者，因「積極退贓」而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半，罰金高達184萬元人民幣；另一位「一蟹不如一蟹」則獲緩刑，但仍須繳納巨額罰款。那些沒錢退贓、也請不起律師的年輕寫作者，刑期則更長，甚至高達五年半。他們被控「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適用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63條。

但這些被定為「淫穢物品」的作品，許多並非刻意煽情，更談不上色情。她們書寫的是情感，是愛，是在壓抑社會中小心翼翼尋找身份與情感出口的故事。批判者不乏其人——學者仝宗錦就指出，這些罪名的適用「仍停留在20、30年前的標準」，而北大法學研究員趙宏則直言：「我們不能再用防止青少年受害的理由，把一切書寫慾望都定義為罪。」

而所謂「牟利」的依據，有時竟只是每月幾百元的稿費，或平台按點擊量分配的收入；在有些案例中，寫作者甚至只是在論壇發表未經收費的連載。她們的虛構文字，卻被視為商品，進而構成了「非法獲利」的證據來源。

這不是法治的進步，而是打壓的策略轉型——從查禁實物書籍到掃蕩網絡帳號，從封禁平台到清算用戶，國家早已不再只是限制出版，而是直接干預創作的過程。當小說可以構成罪名，想像便不再安全；當言語可以構成證據，自由便不再隱形。

「遠洋捕撈」一詞，也由此被輿論重新喚起。本意是形容地方政府為了收罰金、補財政，越權跨省執法、查封資產，將權力變現。而這次事件，無疑是最赤裸的一例——地方公安不僅要人，還要錢，連寫小說的年輕女孩也不放過。

甘肅、安徽兩地公安在行動中展現出驚人的「效率」：尋址、約談、扣押、送審，程序完整迅速。而北京、上海等地的律師則自發組成援助團隊，力圖為這些無助的被告爭取基本的辯護權利。但法律系統本身對這些案件的定性與懲處機制，仍處於極度不對等的狀態。一位律師形容：「這不是在審判犯罪，而是在懲罰身分——她們之所以被抓，是因為她們是沒有人保護的寫字的人。」

而我們不禁要問：這場「打擊」的真正目的是什麼？如果法律不再服務於正義，而成為壓制的工具，那麼真正的危險不是那些小說本身，而是國家對虛構與現實界線的肆意踰越。

一個國家，當它開始懲罰想像，等於承認它已無法容納希望。

四、寫作的女性，為何總是最容易受罰？

她們寫的，不是武器，不是密碼，也不是陰謀。她們寫的是愛——一種在這個社會裡尚未被命名、尚未被容許、尚未被理解的愛。她們筆下的角色相戀、爭吵、誤會、和解，有時也擁抱、有時也親吻。但那不是犯罪的證據，那是她們與世界談判的方式，是一群渺小女孩給自己的一封情書。

而如今，這些故事被拉到審判席上，和她們一樣，赤裸無依。

從《攻佔》案到海棠抓捕案，受害者幾乎清一色是女性寫作者——年輕、貧窮、無名，無背景、無依靠、無聲音。她們大多不屬於文學主流圈，也未曾接受正式出版審查訓練。她們寫作的起點，多半是宿舍裡的廉價筆電、一盞不夠亮的臺燈，以及一個想要逃離現實的理由。

耽美文，在這樣的語境下，不只是性別角色的重構，更是女性對於情慾、親密與身份的再想像。當女性在寫「男男戀」的時候，她們其實是藉由距離自身的身體來間接探索自己的慾望。在一個不允許女性主動表達情感、不鼓勵女性擁有性主體性的社會裡，「她們寫他們愛他們」反而成為最安全的方式。

但即便這麼小心翼翼，她們還是被發現了——被系統發現，被警察發現，被那個強調秩序與純潔的國家機器發現。

有人說，這不是針對女性，這只是法律。可當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女性寫作者被定罪，而主流市場上大量異性戀情色作品卻未被追查；當我們看到耽美網站被清查，而直男向的「爽文」「肉文」仍高掛榜首，我們就知道：這不是法律的中立執行，而是價值的選擇性懲罰。

女性的慾望，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件可以被放心談論的事。而當這些慾望化為文字、放在網上、轉換成點閱數與微薄收入，那就從「可疑」變成了「有罪」。

這是一種制度性的羞辱。它不僅僅是關押、搜查、指控，更是一種赤裸的闖入——當警察翻開她們的電腦，打開她們名為「Folder」「草稿」或「他們」的文件夾，當那些夜裡寫下的私密想像成為公訴的物證，當陌生人用冷冰的詞彙描述她們的溫柔故事，那種羞辱感遠遠超出法律語言所能涵蓋的範圍。

這是一場雙重的暴力：對性別，也對語言。

為什麼總是她們？為什麼總是那些用文字安放內心的年輕女性？為什麼在這個逐漸冰冷的國度裡，最先被掃地出門的，是那些還願意做夢的人？

有一位被捕的作者曾在社交媒體上這樣寫道：「我只是想寫點故事，我沒有傷害過誰。」簡單的十一個字，如今卻要用幾年刑期來回答。她不知道她做錯了什麼，也許只是因為她還相信文字的溫柔，還相信故事的力量。

她們錯在太相信這個世界能夠容納她們的情感。而這個世界，用手銬告訴她們：不可以。

五、寫下去，還是閉嘴？——寒蟬效應下的年輕世代

有一位作者寫道：「我只是想攢點機票錢，去川西看雪山。」她的微博發文只有短短一句，沒有標點，沒有感嘆號，也沒有說她最後是否看到了那座雪山。

在2024年這場橫掃海棠文學城的抓捕風暴之後，更多的作者選擇了「自動消失」。Lofter上許多賬號徹夜間清空，晉江的簽名檔寫著「待考研，再見」，豆瓣群組的留言說「以後不寫了，謝謝大家」。人們不再更新文檔，不再互相點贊、評論、催更。他們像潮水一樣退去，只留下一片安靜的空白頁。

那不是結局，那是沉默。

寫作，本應是逃離現實的通道，是讓人在壓迫中尚能尋得喘息的角落。但這個世界早已不允許逃離——它追上來了，它按住你的肩膀，翻看你寫的每一個字，把你午夜寫下的情話轉譯成判決書上的罪名。從前「寫文」被笑稱是「不務正業」，現在，它成了真正的「危險職業」。

我們不斷收到訊息：某作者被警察找過、某群組被盯上、某作品被舉報下架。這些消息沒有來源，也無從查證，但大家都選擇相信，因為相信這些，是保護自己的唯一方式。

一位被約談的創作者這樣說：「當他們問我，為什麼寫這種文的時候，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沒想過這也需要理由。」

是啊，為什麼寫？為什麼不可以寫？為什麼一段想像裡的擁抱，需要現實裡的悔罪？

創作與沉默的距離，原本不該如此近。但在中國的今天，它們往往只隔著一行文字，只隔著一次更新，只隔著一個好奇地點進來的陌生人。

也許有人會說，她們可以選擇不寫。是的，她們可以選擇不寫，就像我們可以選擇不愛、不夢、不想。

只是，那樣的世界，還會是我們的嗎？

寫作之所以珍貴，不是因為它能改變什麼，而是它讓人在無能為力的現實裡，仍然感覺自己活著。

如今，這種感覺，也被拿走了。

但她們仍在某個地方，偷偷保存著自己的故事：U盤裡、雲端上、某個沒人知道的小號備份裡。她們也許不再更新，但仍會在夜裡打開那個文件夾，看著主角相擁，看著他們逃出監牢、穿越雨林、走進光亮。

有些愛情，不能說；有些故事，不能寫。但它們還在某處存在——哪怕只有她們自己知道，哪怕只是頁面之間的親吻，也好。

六、我們還能记住些什麼？

當我們把目光拉回來，看見這些在白紙黑字裡燃燒的年輕靈魂，看見她們在網頁的角落裡、在曖昧的標題與標籤之後、在用來掩飾羞赧的筆名之下，試圖寫下一段段想像中的相遇與親吻——我們才真正明白，這場審判的對象，其實從來不只是文字，而是對未來的想像本身。

她們在頁面之間相愛，卻在現實裡被指控犯罪。

而這場審判，還在擴大。

2025年春天，在中國西北，甘肅蘭州警方展開新一輪“遠洋捕撈”式跨省執法，鎖定那些伺服器設於台灣、帳號註冊於境外的耽美寫手。從安徽、浙江到如今的甘肅，官方的腳步越過更多省界，而那些被追捕的人，多是來自城市邊緣、經濟拮据的年輕女性。她們的罪名依舊是“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即便有些人的稿費，只有數千元。

有作者收到預錄取通知的隔天，便在宿舍被帶走；有高中生靠寫文貼補家用，如今卻要面臨庭審；有家屬四處奔走籌款，希望能“退贓”以減輕刑期。寫作曾是她們為自己掙來的未來，如今卻變成被國家認定的過錯。

這不只是法律的問題，更是國家與個體之間，對於「界線」的爭奪。

當寫作成為刑事指控的證據，當愛被視為對社會秩序的挑釁，當女性的幻想被歸入罪惡的編碼裡，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哪一部分的中國，無法容忍這些故事的存在？

那些曾經容納過我們的地方——晉江、Lofter、天涯、海棠——如今一個個失聲、抽身、轉身離去。不是平台選擇了背叛，而是空氣變得太冷、太濁，已經不適合孕育任何熱烈。

但我們還是記得。記得那些匿名而熾熱的開頭：“他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冬日午後”；記得那些只屬於少女的徹夜更新、長貼留言與碎語傾訴；記得那些在宿舍床鋪、圖書館角落、辦公室午休時偷偷寫下的段落，是如何構築起我們對情感、身體、世界的初步理解。

我們甚至記得——即便此刻已無法再次登入帳號，那些小說裡的吻，仍然比現實更溫柔。

這是一場無聲的戰爭，沒有硝煙，沒有標語，但每一段遭屏蔽的章節、每一位被拘捕的寫手、每一個被關停的帳號，都是我們失語的證明。

我們還能做什麼？或許無法改變法律，無法阻止鎮壓，無法讓她們立刻獲釋。但我們可以記得——記得這些名字、這些故事、這些不該成為罪名的情節。

有一天，也許我們會再度見到她們。在不同的網站，不同的名字之下，偷偷地寫著一樣溫柔的愛情。那時候，我們仍會點進去，輕聲說一句：

「我還記得妳。」

只要有人還願意偷偷寫、偷偷讀，言說就未曾真正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