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的进化》:当代威权的软性面孔与强硬意志
在William J. Dobson 的《独裁者的进化》(The Dictator’s Learning Curve)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过往印象中铁腕强人、对言论全面封锁的粗暴政权,而是一类学会伪装、学会选举、学会操控信息的“现代独裁者”。
Dobson 以记者的身份,横跨埃及、委内瑞拉、俄罗斯、马来西亚与中国,试图勾勒出一幅“21世纪威权图谱”。书名中的“进化”,正是关键所在——在冷战之后的世界,强力镇压不再是最聪明的方式;控制与引导,才是新时代的威权底色。
信息污染:真实经过剪辑,谎言就不必编造
在《独裁者的进化》中,信息污染(information pollution)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与传统的“新闻封锁”不同,现代威权政体更偏好让人看见真实的一部分,却永远无法拼凑完整的真相。
在 Dobson 描写的俄罗斯、马来西亚与中国,这种模式尤为显著。而中国的现实,或许为这个概念提供了最生动的范例。
以 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为例,早期的新闻中不断重复的关键词是“封城”“建方舱”“医护逆行”,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但经过剪辑、删减、排他性选择之后,最终呈现的图像却是:中国牺牲自己,拯救世界。
这类信息并非虚假,而是**“剪辑出来的真实”**。当真实信息被拼贴成特定图景,而其他声音被系统性删除,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事实即宣传”的时代。
更高阶的操控,是对情绪的引导:铺天盖地的“泪目”“加油”标题、煽情配乐、爱国剪影,不断催化集体情绪。这种操作手法令人想起《1984》中的“仇恨周”:不是让人思考,而是让人憎恨。当情绪控制了公众的认知节奏,政府无需再说服民众,“自发认同”就成为了新的权力结构。
Dobson 用“污染”一词而不是“封锁”,极具洞察力。信息不是被消灭,而是被稀释、转向、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国家叙事”中。
钝化的民主,柔化的独裁
书中对于“假民主”有一个极其犀利的观察:现代独裁者不是废除选举,而是驯服它;不是打压媒体,而是买通它;不是消灭反对派,而是制造一个“忠诚的反对派”。
在马来西亚、俄罗斯、埃及等地,Dobson 描写了大量这样的灰区操作。选举制度仍在运作,新闻发布仍有机制,反对派也能注册政党——但这一切早已被控制的舆论、司法威慑、经济掣肘所钝化。
类似现象,在中国表现为“依法治国”的表演性文本与高度选择性的执法实践。即使看起来拥有宪法、人大、政协、新闻发布制度,但权力的实际运行路径早已脱离制度轨道,转入密室协商与宣传操作的隐秘过程。
最典型的“制度伪装”是利用党内程序或群众动员作为合法性制造器,打造一种“你看,全民支持”的幻觉。这套伎俩在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中尤为典型:从“外部势力煽动”到“暴力破坏”标签的反复贴附,再到海外新闻内容的系统性清洗,形成一个彻底自洽的叙事闭环——表面是合法回应,实则是话语围困。
控制叙事的“学习型独裁者”
Dobson 所揭示的,是一种高度敏感、快速调整的统治方式。他称之为“学习型独裁者”(learning dictators)。
这些政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系统,而是在每次危机中吸收教训,在每次抵抗中升级手段。
书中写到埃及反对派组织“4月6日青年运动”如何在社交媒体上动员,再被政权利用反间与切断网络的方式瓦解。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如何在一次次拘捕与被泼酸之间求生存,直到最后被彻底清除出游戏。
中国的统治阶层同样展现出极强的“学习”能力。从 2008 年汶川地震中学会如何塑造舆情共识;从 2011 年茉莉花革命后展开防范性维稳;从 2019 年香港街头运动中得出“不能再给空间”的结论;再到 2020 年疫情期间的信息舆控高峰,每一次民间冲撞都转化为官方手册中的“维稳指南”。
哪些预言已经实现?哪些还在路上?
Dobson 写这本书是在 2012 年,彼时中国刚经历胡温十年,互联网仍有一线活口,微博尚未变成黑白名单体系。彼时我们或许无法预见“全民核酸”的疯狂,也难以想象在无封网之名的前提下,信息可以被控制得如此彻底。
但他在书中已经指出了趋势:
信息污染会替代信息封锁;
“合法化暴力”将成为镇压反对派的首选工具;
权力将试图模仿民主形式,而排除民主实质;
“被驯化的反对派”将用于制造制度多样性的幻象。
到了今天,这些预测基本兑现。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军靴践踏自由的图像,而是数据封包与审查机制悄无声息地消灭“非主旋律”。不是谁被堵住嘴,而是你说什么都没人听得见。
延伸思考:书中未及,却现实相似的场景
尽管《独裁者的进化》没有涉及新加坡、香港、匈牙利等国家/地区,但书中所揭示的逻辑,却让人不禁联想到这些现实中的“民主外衣下的权力体系”。
新加坡的选举性威权制度、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的“爱国者治港”机制、匈牙利欧尔班政权对独立媒体与司法系统的系统打压,都是对 Dobson 所言“伪民主”的现实延展。只不过,这些“后发型独裁者”更加谨慎,更善于在国际舞台上伪装自我。
这些案例虽未收录书中,却与其脉络高度一致——我们正在目睹的,不是民主的崩坏,而是民主语言的掏空。
当一切看起来都“正常”,正是最不正常的时刻
这本书并不悲观,它反而强调了抵抗的空间——只是这个空间不再显而易见。
当新闻不再虚假,而是真实被剪辑;当制度不再废除,而是失去实效;当反对派不再被清除,而是被驯化;我们究竟要如何判断真伪、如何保持判断力?
这或许正是阅读这本书后最重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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