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懦夫文化7.1:骑墙与最坏的人——从孔子到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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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骑墙的本质:投机与缺德
骑墙不是智慧,而是懦弱与阴险的合体。
懦弱:当局势未定时,不敢发声;
阴险:一旦局势明朗,就迅速站队,并且补刀失败者;
缺德:这种背刺行为,比敌人更毒,因为它往往来自身边人。
因此,骑墙者不仅不可靠,还会主动成为最危险的背叛者。
二、孔子与骑墙的圣化
最令人讽刺的,是孔子把这种卑劣行为纳入了“礼”的体系。
当子路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先说“吾不知也”,再承认“非礼”,就是要表达:“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这就是典型的骑墙:装糊涂,承认原则,却禁止批评。
孔子等于告诉弟子:正义要藏在心里,嘴巴要顺着权力。
于是,最无耻的投机方式,被涂抹成“礼”,被包装成“智慧”。
儒家从一开始,就在制造一种伪装:外表仁义,骨子里骑墙。
三、骑墙的文化遗产
这种文化逻辑一旦植入,就会代代复制:
官场:明哲保身成了“处世之道”;
士人:噤声观望成了“智慧之举”;
社会:人人骑墙,人人怕死,人人准备补刀。
正义者孤立无援,恶者却得到骑墙群体的合法化支持。
四、柏杨的断语:中国人最坏
柏杨说“中国人最坏”,很多人愤怒,却很少有人追问“坏在哪里”。
答案其实就在骑墙文化里:
当最坏的投机术,被圣贤包装为“礼”;
当最坏的懦弱,被社会赞美为“明智”;
当最坏的背叛,被群体默许为“常态”;
那么,“最坏”就不是个体问题,而是文化结构。
坏,已经成为一种被美化、被传承的集体性格。
五、结语
骑墙,是人类最坏的行为;
孔子,把这种行为变成“礼”的一部分;
于是,柏杨才会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最坏。
这句话的力量,不在于骂人,而在于揭示:
当“骑墙术”成了文化的基因,社会必然阴损,正义必然孤立,群体必然失德。
这正是柏杨所说的“中国人最坏”——因为国人早已把懦夫的智慧当作了生存之道。
——202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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