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松本清張與東野圭吾看惡意的生成

看松本清張的《砂之器》，賀英良的行為令人有點不寒而慄，三木謙一的善良換來的是極端的惡意，讓人難以理解惡意從何而來？如果以東野圭吾的作品來參照，我們會發現，兩人分別描繪了惡的兩種來源：一種源自人性內部的選擇，一種源自對惡意的世界的反擊。惡意的產生不是偶發的，不是主動的攻擊，就是被動的防衛，結果都會造成傷害。

在松本清張的世界裡，惡意不是被逼出來的，而是被計算、被容許、被內化的結果。《砂之器》中的和賀英良並非典型的被害者反擊者，他所面對的社會歧視是真實存在的，但那歧視並未在情節中直接化為壓迫他的暴力。相反，他的人生已然成功，前途清晰，危機並不迫在眉睫。正因如此，他的殺人行為顯得格外冷靜，也格外純粹——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完整的人生敘事」。三木之死，並非由於對賀英良的勒索，而只是賀英良為清除一個可能讓過去浮現的裂縫。這裡的惡意，並不來自仇恨，而來自對秩序、潔淨與成功的迷戀。松本清張所揭示的，是一種極其現代的惡：當人將自己的人生視為一項必須完美交付的工程，他人便可能淪為可以被犧牲的「不穩定因素」。這種惡不需要狂熱，只需要理性。

相反東野圭吾筆下的惡，幾乎從來不是自發的。在《嫌疑犯X的獻身》中，石神的犯罪清楚地指向一個先行的惡——持續的暴力、制度的失靈、弱者的無處可逃。他的殺人行為是一種扭曲卻自覺的回應，一次帶著悲壯意識的倫理越界。讀者的痛苦並非來自「他怎能如此」，而是「世界怎會逼人至此」。在這裡，惡意仍然與道德對話，它尚未與人性本身合而為一。

《白夜行》將這條路推得更遠，也更黑暗，是對現實世界赤裸裸的控訴。亮司與雪穗的惡，已經不再是回應，而是生成於一個早已被污染的起點。他們的童年並非被奪走「幸福」，而是被剝奪了成為無辜者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敘事中，惡不再是一次次選擇的結果，而逐漸變成一種生存語言、一種世界互動的方式。亮司並非不知自己在犯罪，但他的倫理感早已被改寫；雪穗並非天生冷酷，而是學會了如何在不暴露脆弱的情況下存在。這種惡令人心寒，正因為它並不戲劇化，也不帶報復的快感，而是一種長期被環境塑形後的「正常運作」。

將三者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一條清晰卻令人不安的連續光譜：在《砂之器》中，惡源於人對自身利益的冷靜選擇；在《嫌疑犯X》中，惡是對明確惡行的悲劇性回應；在《白夜行》中，惡則成為在世界中活下去的唯一可用形式。這並不是從「壞」到「可原諒」的線性轉變，而是對「責任」本身的逐步侵蝕。松本清張讓我們無法將惡完全歸咎於社會，因為選擇仍然清晰存在；東野圭吾則一步步逼問，如果選擇的前提本身被摧毀，我們是否還能用同一把倫理尺去丈量一切？

或許最令人不安的結論在於：這兩種惡並非互斥。一個社會可以同時孕育《白夜行》式的受害者，也獎勵《砂之器》式的成功者；而後者，往往更容易被制度保護、被文明包裝。當惡不再需要激情，只需要合理化；當殺戮不必出於仇恨，只需出於「必要性」與「未來考量」，那麼真正危險的，已不是某個角色的道德崩壞，而是我們對這種邏輯的習以為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