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集體服從到群體共謀的新型統治模式

談到極權主義，我們必定會想到二十世紀初的納粹與斯大林主義，甚至毛澤東思想，它們是以暴力與控制的極致展現出來，這些體制以恐懼為基礎、以意識形態為旗幟，並企圖改造每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但這些都是極權的初階型態，當極權變成日常，便會蛻變成一種新的模式，就如今日的中國，我們見證了一種新的極權形態：它不再需要強制思想一致，也不再完全依賴恐懼統治，它改以更複雜、更隱蔽的方式運作——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共犯式極權」的統治模式。

這種新型態的極權，不再只是壓迫與被壓迫的二元結構，而是一種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雙向共謀。統治者透過利益、恐懼與疲勞，製造一個讓群眾參與其中、無法抽身的共犯場域。而群眾則以自我壓抑、自我審查、自我合理化的方式，轉化成這個體制的積極維護者。在這裡，權力不只是單向施加的暴力，它已滲透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邏輯、一種情緒語言。當代中國的極權統治形式，並不試圖讓每個人變成信仰者，反而更像是一場巨大的「知情扮演」：每個人都知道制度存在問題，卻同時願意在其中尋找最大可得利益。無論是網民的自我審查，還是官僚的上下共識；無論是企業家對政策風向的感應，還是基層幹部對維穩壓力的內化，這個體制的穩定性正建立在一種「明知荒謬卻願意共演」的共犯心理之上。

這種共犯性不只是生存策略，更是一種深層的社會文化結構。它讓人們習慣以謊言交換安全，以服從交換便利，以集體沉默抵抗個人真誠。在這樣的系統中，真正痛苦的是那少數仍保有倫理感與批判意識的人。他們不願沉淪，也無法改變什麼，只能夾在社會邊緣，被視為不合群的異類。而體制本身已對此無需特別打壓，因為多數人早已自動排除這些異質聲音。所謂「共犯」有兩種呈現方式，有積極參與配合的，如小粉紅，有的消極合作的，他們不一定涉及實質作惡，只需默許謊言、配合不義、合理化荒謬的事情，這種姿態並非出於忠誠，而是出於疲憊與算計。當一個社會集體陷入這種狀態時，極權便無需過多使用暴力，也無需重度意識形態的灌輸。它只需維持表層的穩定秩序，讓所有人都在不信但仍演的氛圍中，自覺約束、自動循環。

這種共犯式極權，體現了中國式治理的精緻與冷酷。高層官員未必真的相信他們所推動的政策，但他們知道怎樣說與怎樣表演。中層幹部理解規則的彈性與界限，懂得保護自己同時懲罰他人。基層群眾則不再追求真相，只求不被波及。每一層級都意識到這套系統的虛假性，卻又都在維護它，因為瓦解它的代價太大，而參與其中卻可能仍有回報。

我們不再處於一個以革命為名改造社會的時代，而是一個以穩定為名拖延變革的時代。這種延宕本身就是一種控制，而群體的共犯就是延宕的載體，與其說這是權力的強大，不如說這是社會意志的虛無，公民失去政治想像力，倫理感讓位於生存技術，公共語言淪為政治表演，極權便不再是壓在人民身上的枷鎖，而只是一條由人民自身製造出來的項圈。

現在的極權不是讓你跪下，而是讓你覺得站起來也沒什麼用，這便是共犯式極權的核心——不是對抗，而是共演；不是打壓思想，而是耗盡意志；不是壓迫每一個人，而是讓每一個人都成為壓迫的一部分，心甘情願地，繼續活在眾所周知的謊言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