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自由”：从福柯的微观权力看心理咨询关系

从福柯的视角切入心理咨询的权力关系，容易陷入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绝对正确却没什么实际作用的表述。

因此，我倾向于换一个方向：心理咨询中，哪些权力结构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它们如何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下得到解释?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应该避免以下两种权力预设：

1 将咨询师设定为必然有用的权威存在。

2 将来访者设定为必然“自我提升”的道德主体。

（实际上可能遮蔽了他们在真实自体结构中更混杂的冲突、退缩与自我欺骗）

拒绝前者，意味着咨询师在处于“知识者”或“拯救者”的位置时，需主动规训自己的主体性冲动，放弃对“意义”“帮助”或“疗效”的执念，转而为来访者创造一个更加中性的空间。

拒绝后者，意味着不把咨访关系简化为“受助者 vs.协助者”的一元路径，而是承认来访即使有改变的愿望，也可能在无意识中掺杂掩饰、抗拒与防御。

也就是说，当我们同时不理想化双方的角色，就能构建出一种非对称但协作性的关系结构：

这是一种不以道德为叙事中心、而以结构化倾听和审慎回应为基础的共生空间——非均衡但有弹性的权力关系。

进一步来看，即使心理咨询创造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对话环境，也始终存在隐性的规训系统。这道看不见的“墙”，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言说方式、激活自我审查，从而使表达动作发生变形。

然而，正是对这种看不见规训的意识，使咨访关系中诞生出一种“扭曲的自由”。

这种扭曲的自由，是规训系统的副产物，它可能让某些长期压抑的内容有机会浮现；但如果缺乏结构掌控，也可能导致错位的表达与二次创伤的风险。

好的咨询关系，会精准地把议题限制在“来访潜意识所容许的阈值之内”——

在自由和规训之间张弛得当，避免因打开过猛而伤及来访脆弱的心理结构。

所以，当我们讨论“心理咨询是否平等”或“咨询师是否拥有权力”时，其实应该更关注的是：

在“扭曲的自由”可能带来爆发式成长的同时，如何维持一种能承载这种张力的结构性安全感。

接下来，是我认为心理咨询中可以积极利用的权力结构：

1 咨询初期，坚定地遵循咨询伦理；

2 面对来访移情时，坚定地遵循咨询伦理；

3 面对自己反移情时，坚定地遵循咨询伦理；

4 结束咨询时，坚定地遵循咨询伦理。

如果说，咨询关系让那些扭曲的、谬误的、已不适配的认知结构浮现出来，那么，咨询师对伦理的持续遵守就像一道张力框架：

它把局部的“失控”限制在安全范围之内，让每一次混乱都成为“可以被整合的经验碎片”。最终，这些碎片会在来访者的内在系统中被重组，形成更清晰、更新过的自我结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咨询师的立场是去自体化共情的（de-centered empathy）——它不基于认同或者“感同身受”，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回应；

咨询师的叙事是非道德化的——虽然他们心里可能会有明确的道德指引，但语言不会显露或者裁判立场。

咨询师的调节是经验和理论支持下的精密调度——表现出来的是放松与平和，实则内部持续调动理论和伦理系统。

一段好的咨询关系里，咨询师面对自己要不断调整，语速、词语选择、语句表达，从咨询师自己内部来看有强烈的控制和规训。

而来访者的表达，倾诉多半是由创伤、情绪引导的。他们说什么、不说什么、隐瞒什么、承认什么，是具有潜意识冲动的，往往比他们本人意识到的要复杂的多——但那些最终说出口的，一定是真诚的、在他们当下看来“极其重要的”。

这是一种精妙的互动舞蹈。

如果用福柯式语言来描述：

两个个体人在一套微权力结构中交汇，在各自被规训的轨道上，努力相信自己在“自由地表达”；而正是在这场张力的拉扯下，那些扭曲的、黑暗的经验得以现身——这，正是心理咨询的意义。

而对咨询伦理的坚定遵守，是支撑这一意义不被崩塌的唯一方式。

202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