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灣人

針對陸配的監視、揪舉、補件、驅逐等行為，政府與其支持者總是訴諸「依法行政」的說法。但問題從來不在於是否有法可依，而在於：為什麼某些法條，總在特定政治時刻被選擇性強化？同樣地，對「危害性言論」的認定，從來不是單純的司法常規，而是一種政治決斷；補件政策的突然緊收，也非出自法治精神，而是一種來自統治意志的指令。法律程序在這裡不再保障權利，而是成為剝奪權利的工具，一種例外狀態的常態化機制。

在行政面上，陸配補件事件更揭示出一種技術治理的邏輯：審查、補件、驗證、延遲。這些看似中性的官僚步驟，以「日常化的程序」之姿運行，卻不斷將某些人標註為潛在風險，持續進行資料化、分類與監控，透過行政流程將特定族群慢慢排除在制度之外，逐步取消其身分與權利。

使這套程序得以運轉的，是一種種族治理邏輯。國家針對特定血緣族群施展的暴力，不像富察的消失式暴力，而是透過散布於日常行政語言與流程中的技術排除陸配的身分資格。主權者透過這一套種族主義來詮釋法律的適用，使陸配一旦缺少文件、表態不忠、態度不正，就被重新分類為「待審者」、「不完全者」、「潛在危險者」，等待被排除在法律體系之外。

但這種治理的可怕之處在於：它不只針對某群人，而是在生產「正常台灣人」的樣貌。「正常的台灣人」不會同意九二共識、和平統一或武統、親中疑美（但可以鼓吹內戰、吊人路燈、歧視特定族群）；而正常的陸配，則必須是「長住久安、安居樂業、奉公守法，且認同中華民國」的。

這套邏輯將曾經屬於個人自由領域的思想、情感與言論，重新編碼為國家可審查的指標。個人主體的建構由此改為由國家生產的「台灣人」。主權者一方面利用傳統的種族主義排除陸配，同時又加以建構了意識型態上（不以血緣關係構成）的「台灣人種」。當「台灣人」的身份不再依賴公民自由或自主判斷，而是基於對國家意識形態的認同時，所有人都在這一篩選機制下變得脆弱。每一項法律與行政程序，都可能隨主權者的需要進行詮釋與適用，在無形中對公民進行審查與標準化，逐漸重新定義每個人的存在價值。

這是一種「隱形的普遍化」，它以行政命令的名義悄然進入每個人的生活，逐步強化對個人行為、情感與思想的規範。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以國安的守護者、公民的保障者為名，要求每一個國民遵守某一種特定的政治與文化秩序。而那些所謂的「不正常」—無論是來自於陸配，還是從事反對言論的群體—正在被不斷重塑與標籤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有開始「正常的台灣人」會去騷擾、霸凌、欺負陸配和異議者。

所謂的「正常人」成為了一種進入國家規範與權力秩序的門票，而那些「不符合」者則被逐漸放逐出這個秩序外。這樣的過程在台灣的法治架構中，並不明顯顯現為直接的權利剝奪，而是通過對「規訓」的日常化與「例外」的常態化，逐步讓每個人都成為可疑對象。
因此，這不僅是針對某些族群或人群的政治攻擊，它是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一個縮影，顯示了權力如何在微觀層面進行重新配置。每一條行政命令、每一次政策調整，都是一次對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重塑。它以最微小、最隱秘的方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與意識中，達到了對個人自由與獨立性的全面侵蝕。

這種族主義意識下的「治理」方式，不僅威脅著陸配的生活，更對台灣所有人，無論其出身如何，構成了持久的壓迫與限制。在這種政治語境下，所謂的「例外狀態」不再是單純的短期危機，或是僅對少數人的迫害，而是一種內化於法治體系中的常態；它不再是過渡，而是結構性不斷強化的治理方式。當這一過程擴展至社會全體，所有人都在無形中經歷著對「正常」與「不正常」的標籤化、規範化過程，並在這場無聲的鬥爭中失去對個人身份與自由的控制，成為新台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