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七日书第六日：从孔子的四大欺诈理念解读华夏“污邪诈伪”的思想本质与千年流弊

引文

鲁迅读“仁义道德”，读出两个字——“吃人”。

我读“仁义道德”，还读出两个字——“欺诈”。

天天将诚信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最不诚信；天天将道德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最缺道德。

正文

为何中国历朝历代欺诈现象屡见不鲜，奸商骗子层出不穷？追根溯源，这种背离诚信的行为，早已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子，用其自身言行赋予了畸形的“合理性”。

在先秦诸子文献与早期史书中，除儒家学派对孔子刻意推崇外，墨、法、道等其他学派多对其嗤之以鼻，核心症结便在于他“无信无义、诡诈多变”的行事风格。

墨子直指其“污邪诈伪，孰大于此”；荀子客观记载其“投机性处世”的细节；庄子斥其“盗丘”“巧伪”，更揭露儒家一面劝世人厚葬赚取佣金，一面暗中盗墓再谋私利的巧取豪夺；晏子判定其“不可用”，韩非子点破其“儒以文乱法”的本质。这些文化巨擘从不同维度戳穿孔子的虚伪，印证了其“污邪诈伪”的底色。

诸多非儒学派一致的斥责，排除了“学派偏见”的可能，足以说明孔子的行为在当时便已被公认为“诡诈虚伪”。这样一位背离诚信本质的人，却被尊为“万世师表”，其言行所传导的畸形逻辑，历经千年教化，早已渗透进社会肌理。

这些批判并非空穴来风，孔子的四大核心行为，正是其诡诈本质的直接体现。本文通过史书及非儒经典记载的孔子言行与原则，揭开其欺诈智慧的真面目——相关古籍原文及译文附于文末，以供参考。

一、拉大旗，做虎皮——攀附权贵，理直气壮欺诈

孔子的欺诈，从不是偷偷摸摸的遮掩，而是绑定权贵后理直气壮的虚妄。他坚信，只要站在“君亲”的立场上，即便颠倒黑白，也能以“礼”为借口自圆其说，将“说谎”粉饰成“守礼”。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录了一段关键对话：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知礼否？”孔子斩钉截铁答：“知礼！”待陈司败指出鲁昭公同姓通婚的违礼事实、揭穿其谎言后，孔子竟以“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为自己的欺诈行为开脱。

《论语》中也记载了孔子与陈司败的这场对话，却刻意删去了最后这段不光彩的辩解——可见儒家自身也清楚，这番话会有损孔子的名声。

礼的核心本是“正名”与“守矩”，鲁昭公同姓通婚已明确违礼，孔子却主动为其粉饰遮掩，睁眼说瞎话。更荒谬的是，这种被当场揭穿后仍强词夺理的态度，竟被后世儒家学者吹捧为“勇于认错、品德高尚”——这般颠倒黑白的文化评判，正是源于孔子“为立场放弃是非”的功利性伪善。

二、当面赞，背后贬——以“邑”为界，两面三刀欺诈

《荀子・子道》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弟子在某鲁邑的对话。针对鲁大夫“练而床”（守丧期间不住倚庐，而睡床）的行为，子路与子贡先后向孔子发问：“这合乎礼吗？”孔子两次给出截然不同的回答。最终的解释是：“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这句看似合乎情理的教诲，实则暗藏“两面三刀”的诡诈逻辑：只要不在对方的地盘上，便可肆意非议；身处其境内，便装聋作哑——这成了他传授给弟子的“生存法则”，尽显毫无原则的投机本质。

这种以地域划界的是非观，将“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虚伪，包装成“处世之道”，直接传导出毫无原则的畸形生存逻辑，成为后世两面三刀行为的文化源头。

三、找借口，不认错——借神背书，妄托鬼神欺诈

“盟誓”本是古人最庄重的承诺，需将牛血涂在嘴上，在神前立下不可违背的誓言，其核心是“守信”——既然立下誓言，便应恪守，否则盟誓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孔子却将盟誓视作权宜之计，一旦不符合自身利益，便毫不犹豫背弃，还找了“神不听”的借口，让神明为自己的欺诈背书，用诡辩掩盖“背信弃义”的本质，与他倡导的“言必信”完全相悖。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这一荒诞行径：孔子一行前往卫国途中经过蒲地，被蒲人围困，蒲人提出条件：“你若答应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出城。”孔子当即应允，并与蒲人在神前盟誓，蒲人随后打开东门放走了他们。可孔子嘴上的牛血尚未干涸，便径直奔向卫国。

子贡不解地问：“盟可负邪？”孔子理直气壮地答道：“要盟也，神不听。”（这是被要挟而订立的盟约，神明是不会认可的）

所谓“要盟”，不过是他为背信弃义找的借口。神明本是约束人心的信仰，却被孔子当成了逃避责任的挡箭牌——这种毫无诚信的行为，尽显其言行不一的诡诈本质，也让“守信”沦为服务于自身利益的工具。

盟誓本是先秦诸侯交往的核心信用保障，倘若人人都学孔子这般行事，盟约还有何意义？中国人为何缺乏契约精神——只因神明都能被用来为失信背书！

四、当婊子，树牌坊——放弃底线，因势利导欺诈

“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墨子在《非儒下》中对孔子的这句批判，精准戳穿了其“因势利导”的虚伪：穷困潦倒时，便可不择手段妄取以求活命；富足安逸时，便装腔作势伪装品行——道德标准全凭自身境遇切换，哪里有半分“圣人”的坚守？

墨子与孔子本是同源（均为商天子后裔，同出微子启一脉），但身为宋国贵族的墨子，对江湖术士身份的孔子极为鄙夷——并非因其身份低微，而是憎恶他毫无底线的行事逻辑

孔子困于蔡国、陈国之间时，处境极为窘迫，只能靠没有米粒的野菜羹充饥。连续十天这般困顿，子路偷来一头小猪，孔子不问猪肉来源便狼吞虎咽；子路强夺他人衣物换酒，孔子也不问酒的来路便开怀畅饮。后来鲁哀公隆重迎接孔子，他却突然变得极为讲究：坐席摆放不端正就不坐，肉切得不规整就不吃。子路见状，不解地问道：“为何如今的做法与在陈、蔡时截然相反？”孔子却振振有词地答道：“过来，我告诉你：先前处境困窘，是为了苟全性命；如今条件优渥，是为了坚守道义。”

同样是食物与酒，困顿时便“不问来路”，富贵时便“挑剔讲究”。这种全凭自身境遇变通的道德标准——“为苟生”便可当婊子，“为苟义”便要树牌坊——本质是“有利则守礼，无利则弃礼”的功利主义，所谓“道义”不过是他掩饰功利心的遮羞布。

墨子对孔子“污邪诈伪，孰大于此”的评价，真是振聋发聩——然而，我们却将这样一个人尊为万世师表！

五、孔子的 “诚信” 话术 —— 以道义之名，行欺诈之实

明明是个欺诈成性、毫无诚信的人，为什么华夏学者们却将孔子歌颂成一个诚信无欺、言行一致的楷模？为什么其诡诈行径被刻意掩盖，其虚伪本质被百般美化？这就与孔子的伪装智慧息息相关，也正是华夏欺诈文化最核心的精髓：以道义之名，行欺诈之实。

孔子平日里讲话，总是将诚信挂在嘴边，一边诅咒欺诈者，一边极力推崇诚信者，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坚守信用、恪守道义的圣人形象。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译文】孔子说：“古时候的人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是怕自己的行动赶不上言语，怕自己无法信守承诺。”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译文】孔子说：“做为一个人，却不讲信誉，不知那怎么可以。譬如大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輗，小车子没有安横木的軏，没有核心的支撑，如何能行走呢？”

一个天天推崇诚信之人，咒骂无信之人的人，会是骗子吗？

如果世人没有接触过华夏的骗子，没有见识过华夏的欺诈文化，或许会认为这种人一定不是骗子。但只要对华夏骗子有着基本的认识，对这种虚伪的话术有着清晰的认知，一定会斩钉截铁地说：这种人，绝对是骗子！

通过咒骂骗子、歌颂诚信来树立自身形象，通过高举道义、推崇礼义来欺世盗名，乃人类最卑劣的伎俩，更是华夏传统学者最擅长的手段！他们将自己包装成道德的化身，却行着最不道德的事；将诚信挂在嘴边，却做着最无信的行径，而这种伎俩，从孔子开始，便深深烙印在华夏的文化基因中。

六、结语：圣人诡诈，流弊千年

判断一个人是否“欺诈伪邪”，核心看其行为是否“刻意违背原则+用正当名义掩盖功利目的”。孔子的这四件事，恰恰精准契合：主动放弃诚信与原则（说谎、背誓、双标、两面三刀）；用“礼”“神”“道义”等神圣名义为自身行为背书，将“恶”包装成“善”；且行为逻辑高度一致，均为“功利性变通”，绝非偶然的“过错”。

当以诡诈为本的孔子成为华夏圣人后，华夏文化自然也会被拖入污邪伪诈与黑白颠倒的误区。有学者说，中国底层人好面子（诚信），顶层人重利益，便是孔子文化引导的结果——只因顶层人与学者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最为正统，也最深谙“为目的不择手段”的诡诈智慧。

底层人不敢不诚信，只因没有资本肆意妄为；顶层人敢公然失信，核心在于手握特权与资源，笃定“你能把我怎样”。

华夏有两句成语专门评述两类恶人：“为富不仁”与“穷凶极恶”。两相对比便知，国人对富人之恶的描述轻描淡写，对穷人之恶的批判却恨之入骨！可太子集团的陈志之流恰恰证明，“富凶极恶”远比“穷凶极恶”更令人发指——他们手握资源却为祸一方，凭借特权践踏规则，其恶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破坏，远超底层个体的铤而走险。

本人无意为底层作恶者辩解，唯有厘清“穷凶极恶”的根源，才能够真正遏制恶行蔓延。那些凭借优势地位逼迫穷人、将其推向作恶绝境的富人，那些用规则漏洞压榨弱者、用特权壁垒剥夺机会的既得利益者，才是社会“恶”的真正根源。

中国人之所以多有说谎欺诈之举，奸商骗子层出不穷，正是被这位“污邪诈伪，孰大于此”的“圣人”教化了数千年——当“为尊者讳”成为说谎的冠冕借口，当“两面三刀”成为处世的生存智慧，当“背信弃义”成为灵活的变通手段，当“双重标准”成为默认的生存法则，诚信便彻底被边缘化，沦为无关痛痒的道德点缀。孔子的这些欺诈行径，经儒家学派的包装与传播，逐渐演变成一种畸形的文化逻辑：为了立场可以不顾是非，为了利益可以背弃诚信，为了面子可以颠倒黑白。

这种文化流弊，历经千年沉淀，早已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欺诈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若想根除这种畸形现象，首先便要撕开“圣人”的虚伪外衣，正视其言行中的诡诈本质——唯有打破这种扭曲的文化逻辑，才能让诚信回归其本应有的价值，挣脱千年流弊的桎梏。

初稿于2025年12月

附录：本文涉及的古籍原文及译文

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原文】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译文】陈国的司败（古代官职，相当于司寇，主管司法）向孔子问道：“鲁昭公懂礼吗？”孔子回答说：“懂礼。”孔子离开后，司败向巫马旗（即巫马期，孔子弟子，名施）拱手作揖，说道：“我听说君子不结党营私，难道君子也会结党吗？鲁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做夫人，给她取名叫孟子。孟子本姓姬，因为鲁君也姓姬，同姓通婚是礼制所禁止的，所以才避讳同姓，称她为孟子。如果鲁昭公这样都算懂礼，那还有谁不懂礼呢！”巫马旗把这番话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真是幸运啊，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指出来。臣子不可以议论君主和亲人的过错，替他们避讳，这才是礼的要求。”

2、《荀子·子道》

【原文】子路问于孔子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谓子贡曰：“吾以为夫子无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贡曰：“汝何问哉？”子路曰：“由问：‘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贡曰：“吾将为女问之。”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女谓夫子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无所不知。女问非也。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译文】子路向孔子问道：“鲁国的大夫在守丧期间（“练”指守丧周年时所穿的练麻丧服，依儒家倡导的“三年之丧”礼制，孝子服丧期间不可睡床，需在院中搭建倚庐，睡草席、枕土块）睡床，这符合礼吗？”孔子说：“我不知道。”子路退出后，对子贡说：“我原本以为夫子无所不知，没想到夫子也有不知道的事。”子贡问：“你问了什么问题？”子路说：“我问‘鲁国的大夫在守丧期间睡床，符合礼吗？’夫子说‘我不知道。’”子贡说：“我来替你问这个问题。”子贡于是向孔子问道：“守丧期间睡床，符合礼吗？”孔子说：“不符合礼。”子贡退出后，对子路说：“你还说夫子有不知道的事！夫子其实无所不知，是你问问题的方式不对。按照礼制：住在某个城邑，就不应非议当地的主官。”

3、《史记·孔子世家》

【原文】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又遇难於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適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適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译文】孔子一行经过蒲地时，恰逢公叔氏在蒲地发动叛乱，蒲地人于是扣留了孔子。孔子的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带着自己的五辆私家车跟随孔子。他身材高大，贤德而有勇力，对孔子说：“我从前曾跟随夫子在匡地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陷入困境，这大概是命运吧。我和夫子两次遭遇危难，宁愿搏斗而死。”于是公良孺便与蒲地人激烈交战。蒲地人害怕了，就对孔子说：“如果你们答应不去卫国，我们就放你出城。”孔子与他们订立了盟约，蒲地人便从东门放走了孔子一行。但孔子随后径直奔向卫国。子贡问道：“盟约可以违背吗？”孔子说：“这是被胁迫而订立的盟约（“要盟”指以武力强迫达成的盟约），神灵是不会认可的。”

4、《墨子·非儒下》

【原文】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饱，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译文】孔子在蔡国、陈国之间陷入困境，只能吃没有米粒的藜菜羹。这样过了十天，子路弄来一头小猪给孔子吃，孔子没有问猪肉是从哪里来的就吃了；子路又强要了别人的衣服去换酒，孔子也没有问酒的来源就喝了。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孔子却讲究起来：坐席摆放得不端正就不坐，肉切得不规整就不吃。子路走上前问道：“为什么现在的做法和在陈、蔡两国时完全相反呢？”孔子说：“过来，我告诉你。以前在陈、蔡的时候，是为了勉强活命；现在得到鲁哀公的礼遇，是为了勉强维持礼义的体面。”饥饿困窘时，就不惜随意取用他人之物来保全自身；温饱无忧时，就伪装出合乎礼义的行为来粉饰自己。这种肮脏奸邪、虚伪狡诈的行径，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