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中说“我们”——Singlish与“Singaporean”认同的细微连结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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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建构理论来看,许多国家的民族认同之所以牢固,往往源于共同的苦难记忆或外部压力。例如,美国的民族认同诞生于独立战争,印度的民族认同成型于反殖斗争。相比之下,新加坡虽然历经脱离马来西亚、国家独立、经济腾飞,但缺少足以凝聚深层身份认同的“共同磨难”或“外部敌人”。当然,这也是新加坡的幸运。但正因为没有这种共同记忆,国家认同往往更依赖制度设计、政策引导,缺乏英雄叙事所带来的情感动员。

新加坡即将六十岁了。想起教书时,每逢国庆,全校师生齐声高唱《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那熟悉的旋律至今仍在心中回荡。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集体情感的凝聚,是对“我们是谁”的温柔提示。

身处这个由多元族群、宗教与语言交织而成的国家,类似的瞬间常常让我思索:人们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Singaporean”这一身份的?这一身份能否超越差异,成为一种彼此认同的纽带?

在本文中,我希望从一个熟悉但仍带点观察者视角的立场,谈一谈Singlish——这一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语言现象,在新加坡国族建构中的细微作用。

我理解这个议题的敏感,也希望读者能将本文理解为一个曾长期工作和居住在新加坡,并深深热爱新加坡的人,所提出的诚恳思考。


无苦难的国族建构:和平中的结构性挑战


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超越种族、宗教、语言的界限,倡导“Singaporean”这一共同身份。然而,现实中的文化差异、族群界限依然深植于社会日常,国族认同的形成也因此格外复杂且具挑战性。

从民族建构理论来看,许多国家的民族认同之所以牢固,往往源于共同的苦难记忆或外部压力。例如,美国的民族认同诞生于独立战争,印度的民族认同成型于反殖斗争。

相比之下,新加坡虽然历经脱离马来西亚、国家独立、经济腾飞,但缺少足以凝聚深层身份认同的“共同磨难”或“外部敌人”。当然,这也是新加坡的幸运。但正因为没有这种共同记忆,国家认同往往更依赖制度设计、政策引导,缺乏英雄叙事所带来的情感动员。

在公共领域,国家认同借由教育体系、语言政策及象征性仪式的推展,使公众普遍以“Singaporean”为自我认同的核心标签。但在私人层面,如语言使用、节庆习俗、婚姻交往与亲属网络中,族群、宗教与文化差异仍然影响人际关系与归属感。年轻一代虽普遍倾向于超越族群划分,更多地认同“Singaporean”这一身份。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社交圈往往仍不自觉地围绕族群、语言习惯与成长环境展开。

这种“和平时期”的国族建构,在全球化、身份政治与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很容易受到挑战。


Singlish:新加坡认同的语言桥梁


Singlish,这种融合本地语言元素的新加坡式英语,在日常生活中悄然扮演着一座语言桥梁的角色。

长期以来,政府担心Singlish可能影响国人讲标准英语的能力,推行“Speak Good English Movement”。然而,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看,Singlish实际上促进了新加坡的国族认同。

Singlish是所有新加坡人都能理解、甚至乐于使用的语言,它淡化了不同语言、族群与宗教之间的界限,构建了日常生活中的“我们”。无论在小贩中心、组屋楼下,还是职场茶水间,Singlish就像一种“社交硬通货”,拉近人际距离,营造出轻松、亲切的交流氛围。

它所承载的新加坡式幽默、务实精神与“人情味”,使Singlish在非正式语境中成为表达自我、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工具。这种自然、生活化的语言互动,是一股滋养国族认同的柔性力量。它的使用,并非源于能力不足,而是出于文化归属与情感表达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言上的灵活运用,并未以牺牲标准英语能力为代价。与七八十年代相比,如今新加坡人的英语水平已有显著提升。大多数人不仅能在职场、教育与国际交流中运用标准英语,也清楚知道何时适宜使用Singlish。这种语言上的切换能力,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优势。

事实上,全球英语早已呈现多样性:印度英语、非洲英语,甚至中国式英语等,各具特色,但仍能有效沟通。Singlish正是全球英语本地化趋势中的一部分,值得被理解和尊重。


在文学与影视中建构“我们”的语言


从民族建构的角度来看,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承载记忆、情感与身份想象的文化媒介。在文学与影视中适度呈现Singlish,能强化一种“这是我们”的集体感受。角色对话中的一句“Can lah”或“No lah”,往往能唤起观众对本地生活语境的共鸣,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熟悉感”——让人感到作品中所呈现的不只是故事,更是自身生活经验的映照。这种亲近感,有助于培育跨族群、非族裔限定的“Singaporean”认同感。

在很多被压抑或边缘化的族群认同建构中,语言的本土化表达曾发挥关键作用。例如乌克兰,在沙俄与苏联时期长期受到语言与文化同化压力,许多艺术家便以本民族语言坚持创作,维系文化主体性。乌克兰著名诗人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便通过乌克兰语文学作品,唤起民族记忆与身份意识,成为现代乌克兰认同形成的精神象征之一。

新加坡的历史脉络与乌克兰迥异,当然不宜类比其抗争情境,但从语言建构共同体的角度看,Singlish的文化功能与上述实践有某种共通之处。特别是在语言与族群高度多元的新加坡,Singlish成为了一个不偏属任何单一族群、却能被广泛理解和接受的“共同声音”,成为不同背景之间认同感凝聚的语言媒介。

因此,Singlish在本土文学与影视中的适度使用,不仅是风格上的选择,也是一种文化自我认同的实践。这种“我们是谁”的集体表达,恰好补足了制度建构所难触及的情感维度。

这正是Singlish更深一层的意义所在。真正的国族认同,远非单靠政策推动的身份标签,而更依赖于日常生活、语言与文化中那份“共通性”的支撑。Singlish以其真实、生动和亲切,浓缩了新加坡人共同的生活经验。

正如有人所言:“Formal English for the world, Singlish for the heart。”

对外,标准英语展现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对内,Singlish维系着生活的温度与共同体感。

Singlish未必能带来轰轰烈烈的民族动员,但却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那种’不言而喻’的身份感——这正是它作为“细微连接”的意义所在。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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