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归责：一种让旁观者获得安全感的认知幻觉

以性骚扰为例。在脱口秀演员唐香玉被告名誉侵权案件中，男性同行在群聊中说：“穿长裤，啥事没有”，“看到女性的美腿，会激发男性的欲望，这个是共识吧”。这些话听起来似乎很有逻辑，但其中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它把真正的行为主体消失了。穿短裤的人没有实施骚扰，实施骚扰的是骚扰者。即使承认穿短裤可能让某些人产生性欲，这也无法推导出骚扰行为的合理性。产生想法和付诸行动之间，隔着人的选择和责任。看到钱包不等于偷窃，感到愤怒不等于打人，产生性欲也不等于骚扰。一个人可以有各种欲望、冲动和情绪，但他仍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里最容易被混淆的是风险因素和责任归属。没锁门可能增加被盗风险，但不意味着小偷无责；公开密码可能增加账号被盗风险，但不意味着黑客无责；穿短裤可能增加被某些人注意的概率，但不意味着骚扰者无责。风险因素解释的是事情更容易发生的条件，而责任归属讨论的是谁实施了行为。前者是因果链中的背景条件，后者是法律和伦理意义上的责任主体。现代法律和伦理学之所以强调行为责任，就是因为它们承认一个基本事实：人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行为，因此也必须承担行为的后果。

那么，为什么受害者归责如此常见？因为它能给旁观者提供一种安全感。如果承认一个人可能在没有做错什么的情况下遭遇伤害，那么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坏事有时会发生在无辜的人身上。如果这种事情会发生在她身上，那么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不确定性会让人感到焦虑。相比之下，另一种解释要舒服得多：她一定做错了什么。她穿得不对，她太轻信别人，她没有足够警惕，她没有采取正确的行动。这样一来，世界又重新变得可控了。旁观者会觉得，只要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就能避免同样的命运。

心理学把这种倾向称为“公正世界假说”（Just-World Hypothesis）。人们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好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坏事会发生在坏人身上。当现实中的受害者打破这种信念时，人们往往不会去质疑世界是否公平，而会去质疑受害者是否真的无辜。于是，“为什么他伤害别人”变成了“为什么你会被伤害”，“为什么会有人实施骚扰”变成了“为什么你要穿短裤”。

从更广的角度看，受害者归责其实是一种责任转移机制。面对复杂问题，人们往往不愿意分析制度、权力、文化和群体心理等深层原因，因为这些问题太复杂、太耗费思考成本。相比之下，找到一个具体的人来归责要容易得多。于是，本来应该被讨论的施害行为被淡化了，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退到了背景里，而受害者反而被推到了聚光灯下接受审判。

因此，真正需要坚持的原则其实很简单：风险管理和责任归属必须分开。每个人都可以学习保护自己、提高警惕、设置边界、降低风险，但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伤害，而不是为了替伤害者承担责任。锁门是为了保护财产，不是为了让小偷免责；设置边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让越界者免责；注意安全是为了降低风险，不是为了让施害者免责。

一个成熟社会的底层原则，不是要求受害者无限度地避免风险，而是让责任回到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人身上。因为无论如何解释条件、分析背景、讨论风险，都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谁实施行为，谁承担责任；谁越界，谁承担责任；谁造成伤害，谁承担责任。 这不是情绪表达，而是法律、伦理和文明社会能够成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