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比爾在西貢

存在一定有個裂縫，與不存在保持一定的距離。這麼想着，我到達了西貢。

時空與死亡對應着，時空自身不變，因此死亡只是個比喻。它是實現恐懼的終極幻想，是人與永生神話之間不可逾越的深淵。活着的，像一個可以隨時傾空的容器。空的。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地點。飛船、竹篾、稻子、腐爛的魚蝦和生鏽的坦克、大炮，墮落的飛機，鎖鏈，照片中奮勇抵抗的人們，藏在大水缸裏的勇士和孩子，站在草棚門口束手待斃的老人被風乾了。

這是西貢的戰爭博物館陳列的東西。你也不必費心查證具體地址了，那地方，沒什麼好去的。

他們大量採集並精心剪下當年美國《生活》雜誌的報道，鑲在鏡框裏，向交了錢買門票的人們控訴：以前，美國人是壞人。在展館的四堵牆裏，參觀者甚至能聽見壓低的哽咽。生鏽的武器，生鏽的鐵證。一套軍黃色的美國軍服，完整地掛在密封的玻璃櫃裏，還插着筆。某個軍官的衣服，有名有姓。

令人好奇的是，到底一座城市的展館爲了什麼展示？

歷史、言情故事，傳說，嬉皮士……他們曾企圖用他們的東西，塞滿這個地方。然而一切都會被清空，虛構的將被現實清空，現實再被虛構架空。這不是西貢，這是胡志明市，是一個人名，是個發展中的繁忙城市。

西貢已把一切與她相關的幻覺整盆整盆地倒進了河裏，那悽美的或者罪惡的。那光榮的，還有卑賤的。西貢是過去時，胡志明市是正在進行時。

現在，對於美國人比爾來說，西貢只有一個現實，那便是胡志明市。對我來說，胡志明市像一部高速運作的、不休不止的機器引擎，發出震天轟響。於是我跟他說，他們其實可以把音量關小一點。但比爾在那坐得太久，已經半聾，他聳聳肩膀，表示誰坐在他旁邊的空位上都無所謂。

“可能這只是你想像出來的想像。”他回答我。

我想他這麼說，是因爲天氣太熱了。保羅·高更奔向那些裸着上身、把雞蛋花別在烏髮裏的美人懷裏的時候，他已經熱暈了，像嗑了藥一樣眩暈。三個終極問題，是他給自己最後投下的理智井繩。

這裏的夏天，是個嘈雜的夏天。

滿街是醜陋的霓虹招牌，廣告。新的美白產品和家用電器。咖啡從越南咖啡壺裏濾下，烏黑像塊鉛鐵。比爾呷了一口，在矮凳上攤開兩腿，暗暗抵抗着夏天對他的腐蝕。

他不喜歡這咖啡，永遠都不會。他發誓似的說。

但他每天都要喝上那麼一杯，也發誓。有一陣子，他覺得他是在努力討好西貢，哦，不，胡志明市。畢竟在地圖上這兩個地方是重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說，離開胡志明市，他還能上哪裏去找西貢呢？

在西貢，他曾經還覺得自己像個人樣。

故事不復雜：有那麼一陣子，有那麼一個穿奧黛的女人……他相信她是愛他的。誠實地說，他也不是很確定。

但現在想起來，他覺得那會兒自己可真是愛她呀，雖然只有三天的時間。隨後他就匆匆回了美國。

他回去後，開起了出租車，結婚生子，離婚退休，毫無新意地像其他人一樣喫肥……現在他六十多歲了，突然想起這段驚豔的愛情，特地跑回來找那個穿奧黛的姑娘。可是天意弄人，他回來一看，穿奧黛的姑娘不是他心愛的姑娘，是制服。就像這滿大街新的招牌一樣，人們連夜趕工，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趕工。

比爾每年都會來這裏住上三到六個月，可他什麼都沒找着。我猜，主要是因爲他根本不記得那個女孩長什麼樣。就算記得又怎麼樣？現在她肯定也不年輕了，樣貌也變了。他說。他也不知道那女孩叫什麼名字。記得又怎麼樣？他那會兒沒帶她一塊兒去美國，那女孩當時就想離開越南，現在可能也不在越南了。她那麼年輕美麗，有的是人願意帶她走。誰不願意呢？比爾摸摸自己的肚子，說，哎，我真傻。

他突然怪責1970年的自己，但也沒有很嚴厲。

自從回到胡志明市的西貢，比爾天天都把腦袋剃得青白青白，實在太熱了。然後，給自己留了一把絡腮鬍子在前面，實在太無聊了。他坐下來，把鬍子編成一條條辮子，再把它們解開，重新編。他對這件事一點都不膩煩，相反，還覺得渾身涼快。

他那一百多公斤的大身軀，堆在毫無防備的椅子上，整條街都流淌着他的脂肪。

再怎麼說，發展中國家的人民那麼勤奮，誰有閒功夫長出他那種脂肪？真的，在這間老舊模糊，佈滿灰塵的茶館裏，他真是壯觀啊。你都想像不到他會把他的真心藏在哪裏。

他揮了揮手，像跟街對面那個騎單車的小販打招呼。

那是個瘦骨伶仃的男人，戴着一頂無頂寬草帽，穿着一件泥漿過的汗衫，褲子卷得一隻高一隻低。他騎單車，搖着鈴，扯長了脖子，唱歌似地叫賣法式長麪包。麪包放在車座上的竹簍裏。新烤出來的，鬆脆的外皮和柔軟的內在。

一個粗枝大葉的東方男人，一簍烤得那麼精細的法棍。法國人到底還是留下了些東西：麪包和語言。

在某些方面，越南沒有多少選擇，用他們的漢字還是接受用法語標註的聲音和意義？他們選擇了後者。當越南獨立的時候，光明在西方。所有的語言在含義之前還有個含義。

但法式麪包和魚蛋粉卻不是選擇題，他們可以同時擁有。下午茶的時間，滿街的人都在喫法式麪包，不管什麼人。不知道以前法國人在的時候，麪包切開來往裏塞什麼東西，反正我去的那陣子，他們塞以下這些：香菜，小蔥，自制火腿片，酸辣醬，魚露，肝醬，醃菜……等等。多加一點錢，小販還很樂意給你攤兩個雞蛋。價格往往便宜到讓人鼻子發酸、眼眶發紅。當然了，你得先找到那些誠實的小販。

比爾這會兒就招來了一個，他買了一袋。不是因爲他喜歡喫，而是因爲“那男人看起來就像一段憂傷的獨奏曲。”

“這麼多愁善感的話從你嘴巴里冒出來，還真有點意外。”我不由得感嘆。

“你是說我胖？我胖所以我沒有感覺，是嗎？你在歧視我嗎？”他拖長了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問。

“不該歧視一個胖子嗎？”我敢這麼說，因爲這是在西貢，胡志明市。

“不該。他們很敏感。”

他用第三人稱稱呼自己的時候，我也有些同情他了。但坐在那裏喝咖啡真的實在太無聊了。

“可他們本來不是非胖不可呢？”

“可？可我已經他媽的胖了。總得有人承擔民主資本主義過度發展的後果……而且保有應有的權利，這是民主國家的福利，嘿嘿嘿……”

他特別聲明，他喜歡他的背心。他這背心什麼用也沒有，啥事也不成，他的胳膊和胸前的文身都露了出來。文身圖案發糊了，他還沒打算去做補色。他在鼻子、耳朵、還有手指上都打了孔，戴着鉚釘。

他說，嬉皮是一種修行精神，跟印度的苦行僧是一夥的，他們就是想方設法地讓人覺得他們很痛，很疼，全身哪裏都疼痛。自己疼不疼不要緊，要讓人看得不安生。他喜歡這樣。我笑了。認真點！他佯裝喝斥我，又呷了一口咖啡，頭頂突然有點發麻。

“打擾一下，你誰啊？你住嘴。”

他每天就這麼隨便在這街巷裏的咖啡館一坐，不三不四地跟人說話。有時候一整天都沒有人跟他說話。他不去那些連鎖咖啡店，現代咖啡館。他不喜歡本地咖啡，他是完全當成另外一種東西來喝的，隨便當成什麼，反正不是咖啡。

“我就坐在這裏看着他們，有事沒事地湊在一堆，有時候連話也不說，我喜歡看着他們，看見他們平淡無奇在生活，我感到安慰。”

“爲什麼你會因爲別人的生活而安慰？是發達資本主義的傲慢嗎？”

“去你媽的。”他說。

“是因爲……愧疚？我聽說在峴港那邊，有那麼一些美國人，爲了贖罪，跑到那裏定居，天天喝冰凍啤酒、打牌。”

當然嘍，他們也組織幫助基金會什麼的，但我覺得這沒必要說，就算跟我不相干，也覺得很肉麻。招待他們的老闆——是個本地人，有個英文名，但我忘了。他說，沒關係的，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重要的是，他們現在回來這裏，帶動了消費。我想那本地的客棧老闆，才真正懂得“救贖”的要義。有時候消費至上是可以揭開小資產階級那套裝腔作勢的運作系統的。有趣的是，消費至上也是他們發明的。

比爾發出一陣可怖的笑聲，笑得連聲咳起來。

“打擾一下，我是比爾，你誰啊？這都哪裏聽來的？中文真是個神祕的語言。好吧，真正讓我覺得愧疚的，不是當年我到這裏來殺人，企圖殺人什麼的，而是我再回來這裏時，發現緬懷的是我有過那麼一段，還像人的日子……確實，沒這麼肥，而且年輕，什麼都信以爲真，不像現在……那也沒辦法是不？誰都要老的。我那會兒真……什麼？過不去的夢魘？我真他媽的……噢，沒有能力擔起那麼大的責任，就像當年我絕沒有能力挑起那起戰爭，我做了我能做的事。”

按照一種給定的創傷，我也沒有提防自己突然放了支冷箭。我問他：“你的個人判斷呢？”

“個人判斷？我參考什麼來做個人判斷？這不正是我們所以需要政府，需要政治嗎？政治系統崩潰了，就剩我自己，我自己做判斷。對，那確實是自己的決定，沒有人逼着我來越南，但我判斷錯了。你想讓我把歷史的愧疚肩在我自己身上嗎？你以爲我是誰？超人？蝙蝠俠？對，他們最常說的話是‘哎！我今天又沒能把所有人救起來！’我？不，我辦不到。那些無法從戰爭的陰影中復元過來的人，他們本身就病了。他們都單手把尿，卻跑去承擔國家的罪。”

“你說你找回西貢，什麼意思？”

“嗯？我就找個地方曬太陽，這地方我以前來過。熟悉，不過也不是很熟悉了。但現在，我習慣了。習慣這麼熱了，碰上冬天我還真受不了了。……好吧，這僅僅是我個人的事情，明白？假若再發生那樣的事情，我希望自己不再做什麼錯誤的決定。但現在看來，我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那個女孩……真有那麼回事嗎？”

“什麼？！”

持續三天這樣的對話以後，我才明白，半聾的比爾，堅定地抱着一個談話宗旨：“既然我都聽不到我自己說話，我爲什麼要爲說過的負責呢？你都聽見什麼了？” 他和自己之間，造起了一方完美的牆。你翻不過去，他自己也翻不過去。但他每天都往牆那邊瞅瞅，惆悵一會兒，自嘲一會兒，呷一口他不中意的越南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