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鲍曼：谁有资格嘲笑消费主义？

书籍：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
作者：Zygmunt Bauman and Keith Tester
章节：Conversation 4: Individualization and Consumer Society

读书碎片 #065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拓展阅读：社会的问题，为什么成了我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总爱嘲笑那些沉迷消费的人？

想象这样一个人：他的书架上放着《单向度的人》《消费社会》《娱乐至死》，朋友圈里转着消费主义批判、异化、资本主义、精神商品化。他看不起别人买奢侈品、追网红、去网红餐厅、在小红书上精心打造生活方式。

他觉得：“这些人太物质了。”“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彻底异化了。”“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的判断。”

而他自己呢？他读书、看电影、去美术馆、听古典音乐、旅行、收藏唱片、喝精品咖啡。他很少把这些行为理解为“消费”。在他的自我认知里，这些是审美，是文化，是精神生活，是一种对庸俗大众文化的抵抗。他相信，自己通过拒绝大众消费，保住了个体性（individuality）。

但在《Conversations with Zygmunt Bauman》这本书中，齐格蒙特·鲍曼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你之所以有能力拒绝大众消费，是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其他获得尊严、身份和个体性的渠道。

鲍曼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他如何批判消费者，而是他把批判的对象转向了“批判消费者的人”。

当我们嘲笑别人沉迷消费时，我们究竟在嘲笑什么？是在嘲笑资本主义的异化，还是在庆幸自己有能力站在异化之外？如果批判消费主义也是一种身份消费，那么批判者自己，又站在什么位置上？

只有在选择商品的时候，我们才是自由的

要理解为什么现代社会如此流行消费主义，不能只问“大众为什么沉迷消费”。鲍曼首先想问：自由本身是如何被分配的？

他指出，真正的积极自由——不是“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而是真正去改变现实、掌控局面的能力——是一种特权。少数人的自由，建立在多数人的不自由之上。

处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享受的是“高级定制”版的自由。他们可以随意跨越国界转移资本，可以随时解除社会责任，可以掌控他人的命运。而底层多数人，被排除在这种自由之外。他们既不能决定经济政策，也不能掌控工作去留，更无法参与政治决断。

如果多数人如此不自由，为什么没有造反？鲍曼的答案是市场。

市场机制极其聪明地介入，仿造顶层自由的模样，为普通人制造出一种“劣质的、欺诈性的复制品（inferior, fraudulent copies）”。这种复制品，就是“消费选择权”。

这让自由看起来像冰箱一样普及。每个人都能在超市货架前、在网购平台上“自由选择”：买哪个牌子的洗发水、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去哪里旅游。

但鲍曼认为，那些在“自由超市”里推着购物车的顾客，手里拿的只是量产的赝品。消费选择权不是真正的自由，它不改变结构，不触及权力，它只是让人在货架前体验“当家作主”的幻觉。

我们越是熟练掌握消费技能——如何比价、如何抢购、如何搭配——公民的政治技能就越是退化。我们在政治、经济、职场上毫无话语权，因此只能在货架前找回“主人翁”的感觉。

对于鲍曼来说，消费主义不是一种文化堕落，而是一种政治补偿机制。它用琳琅满目的商品堵住被剥削者的怨言，用消费选择权替换公民权利，用“自由的复制品”维持稳定。

大众不是愚蠢，而是在真正的自由被剥夺之后，只能抓住市场递来的复制品。

我们在消费主义里寻找尊严

鲍曼拒绝了那种非常容易出现的精英式解释：大众之所以沉迷消费，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追求。

这个解释会让许多人心里非常舒服，因为它把阶级差异解释成了品味差异。

我读书，你刷短视频。我去剧院，你去商场。我讨论哲学，你讨论哪个品牌打折。我很容易产生这样的优越感：我知道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而你还困在消费主义里。

但鲍曼认为，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什么资源，决定了他能够在哪里寻找尊严。

如果一个人有稳定的职业、有不错的收入、有社会关系、有教育背景、有时间、有文化资本，他可以从很多地方获得身份感。

他可以读书、创作、旅行，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经营自己的审美，通过职业成就获得尊严，通过知识获得自我确认。所以他完全有条件说：“我不需要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是谁。”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些资源呢？

他的工作让他感觉自己随时可以被替代，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在工作中没有多少自主权，在政治生活中也缺乏影响力，甚至很难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一种“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感觉。

那么，当他终于走进商场：服务员称呼他为“先生”；他可以决定买哪个品牌；他可以买一件让别人羡慕的衣服；他可以通过消费告诉别人“我是谁”。

这可能就是他一天里少数几个能够感觉自己拥有选择权和尊严的时刻。

鲍曼不是说大众被资本主义骗了，他想问的是：大众为什么愿意接受这个骗局？答案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这个“骗局”确实提供了一些东西。它提供选择、身份、认可、掌控感、尊严。

消费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并不只是因为市场制造了大量虚假的欲望。它还填补了现代社会制造出来的真实匮乏。

当劳动无法提供成就感，政治无法提供参与感，社会无法提供归属感，消费就会接过这些需求。

因此，鲍曼的贡献，是把“消费行为”重新放回了社会结构和尊严政治里。

消费主义的去政治化功能

消费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承担了尊严补偿的功能。但问题在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私人消费解决本来属于公共生活的问题。

失业了：买课程提升自己。焦虑：买心理咨询。没有社会地位：买更好的衣服。没有安全感：赚更多钱、买更大的房子。孤独：消费娱乐和社交产品。

社会不给你的东西，市场开始向你出售它的私人版本。人们用消费来治疗那些本来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

政治问题要求人们共同讨论、组织和行动。消费问题则可以一个人独自解决。你不需要和邻居商量，也不需要组织同事，更不需要要求政府改变政策。你只需要打开手机，搜索一个产品，然后付款。

鲍曼把消费描述成一种“孤独的探险（solitary escapade）”。

我们遇到生活中的麻烦时，越来越习惯于独自寻找解决方案。原本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的共同困境，被拆成了一万个彼此孤立的私人困境。

很少有人再把这些经历联系起来，问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过一种让自己如此疲惫、不安全和没有掌控感的生活？

这就是鲍曼最警惕的地方。消费能够提供即时的尊严感，却无法改变充满剥削和屈辱的社会结构。我们每一次消费获得一点安慰，就少一次机会去问：为什么我的生活必须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