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为什么我们害怕毒品，却很少害怕抗抑郁药？

书籍：Manufacturing Depression
作者：Gary Greenberg
章节：第9章：Getting High and Making Money

读书碎片 068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拓展阅读：精神病学继承了宗教让受苦者噤声的逻辑

吃抗抑郁药很容易，停药却很难。

我花了两年时间，小心翼翼地减少剂量。每一次减量，我都非常谨慎，因为我已经知道，只要减得稍微快一点，马上就会出现头晕、恶心、电击感的撤药反应。

我原本以为，只要足够慢，总有一天可以完全停下来。两年过去了，我依然没有做到完全停药。

我们从小被教导，千万不要碰毒品，戒断反应很痛苦。直到读到Gary Greenberg的《Manufacturing Depression》，我才突然意识到：我正在经历的撤药反应，和毒品戒断反应，不就是一个东西吗？

为什么我们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却很少对处方精神药物保持同等程度的警惕？

为什么我们一直通过“戒断反应很痛苦”来宣传警告年轻人远离毒品，却不告诉患者，一旦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就很难停下来？

Greenberg在这本书里就是想要探讨“药物”与“毒品”之间的边界：谁有资格决定什么是药品，什么是毒品？

被诊断为“药物滥用者”的经历

Greenberg在书中讲到自己参加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一项抑郁症研究时的经历。

当他向医生提到，自己十八岁的时候曾经服用过LSD，而且还曾经在服用后开了一小段车，开了几步就意识到不对并停下来。医生立即把“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写进了他的病历。

这个细节让Greenberg非常不舒服，因为他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双重标准：医生给你的化学物质叫“药”，你自己摄入的化学物质叫“毒品”。医生给的药是“科学的治疗”，而自己尝试的药是“堕落的滥用”。

他想问：究竟是什么让一种改变意识和情绪的化学物质获得了“药”的身份，而另一种获得了“毒品”的身份？

药理学加尔文主义：通过吃药来感到快乐是不道德的

Greenberg借用了哈佛精神病学家Gerald Klerman提出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药理学加尔文主义（pharmacological Calvinism）”。

“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宗教术语，强调克律、苦行、只有通过努力和痛苦才能获得救赎。

在美国传统的清教徒价值观中，痛苦被视为磨练性格、反思灵魂的必经之路。如果你不开心，你应该去祈祷、去奋斗、去忍受。

药理学加尔文主义认为，如果你通过吃药获得了快乐，那这就是“偷懒”或“作弊”。这种“不劳而获”的快乐在道德上是可疑的，在法律上则被贴上“吸毒”或“物质滥用”的标签。

Klerman指出，美国人对药物有一种精神分裂式的态度，他们崇拜科学技术，但又恐惧化学药品带来的欣快感。

抑郁症的“用途”：为化学快感签发通行证

既然吃药让自己开心是不道德的，那怎么会有人去吃抗抑郁药呢？

Greenberg提出了一个极其辛辣的观点：抑郁症这个诊断，本质上是制药公司和精神病学界为现代人发明的一张道德免罪符。

如果制药公司想卖一种能让人变兴奋、变平静或变爽的药，他们不能直接说“这药能让你变爽”，因为这不符合加尔文主义的道德准则。

于是，他们发明和大力推广了“生化失调论”，将抑郁症的原因归为大脑内部的化学物质失调。

一旦人们相信“我的不快乐不是因为我软弱，也不是因为生活惨，而是大脑里某种名为血清素的物质样失灵了”，那么他们对于服药的道德抗拒感就会下降，他们会认为：我吃药不是为了追求快感，而是为了治病；我不是一个“瘾君子”，而是一个像糖尿病患者一样的“慢性病患者”。

Greenberg认为，制药公司必须不断通过广告强化“抑郁症是脑部疾病”这个概念，为了让消费者能够理直气壮地、长期地服用这些改变意识的化学物质。

为什么“不悲伤”是健康，而“快乐”是犯罪？

对于很多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来说，药物带来的体验未必是快乐或者欣快，而是“不悲伤”。它可能只是让痛苦变得没有那么尖锐，让人重新能够起床、工作、社交、处理日常事务。他们变得更有韧性、更耐操、更能忍受无聊的工作和糟糕的婚姻。

Greenberg因此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我们所谓的“精神健康”，究竟是在描述一个人的内在状态，还是在描述一个人是否恢复了正常的社会功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健康”其实是“能正常上班、能消费、不给社会添麻烦”。如果药物能让你从一个“躺在地上哭的废物”变成一个“坐在格子间里工作的螺丝钉”，那么这种“不悲伤”就被定义为健康。

和抗抑郁药不同，像LSD、MDMA或大麻这类被定义为毒品的物质，往往带来的是超越日常、反思现实、甚至质疑权威的“狂喜”或“洞察力”。

如果大家都去追求“狂喜”，谁来干活？谁来遵守那些枯燥的规则？这种“快乐”是不可控的、有破坏性的。

Greenberg指出，其实抗抑郁药和某些毒品在分子层面是一样改变大脑的。但如果这种改变让你变得温顺、适应环境，它就是药；如果它让你变得狂热、质疑现实，它就是毒。

通过制造“抑郁症”这个疾病，制药工业成功地把“追求化学快感”这个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转化成了“治疗大脑疾病”这个高尚的医疗行为。

他想告诉读者：当你吃下那颗药丸时，你以为你在修复大脑，但实际上你可能只是在接受一种社会要求的“化学整容”，好让自己在不用改变现实生活的情况下，心安理得地不再感到痛苦。

药品和毒品之间只隔了一张处方

我们对“药”这个词的信任，有时候会让我们忘记它仍然是一种药理学意义上的化学物质。

我们会警告年轻人不要碰毒品，因为戒毒很痛苦。

那么，一个人开始服用抗抑郁药的时候，他是否也应该知道这些药物可能带来的撤药风险？

我以前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需要治疗”。

我不知道当我试图把药从生活里拿掉时，每一次减量都可能让我重新面对头晕、恶心和电击感。

这也是我读《Manufacturing Depression》时最强烈的感受。

Greenberg让我们重新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因为一种化学物质获得了医生的处方，就自动降低对它的警惕。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在接触毒品之前充分了解依赖和戒断的风险，那么对于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我们同样应该给予足够清楚的信息：吃药很容易，停药很难。

我花了两年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希望其他人在吞下第一颗药之前，就已经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