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碎片 | 人类曾经一次又一次，选择过更自由平等的社会
书籍：The Dawn of Everything
作者：David Graeber/David Wengrow
章节：第11章：Full Circle读书碎片 #067
以下内容来自阅读中的随手记录，思想在这里被暂时放下。
我们经常认为，人类社会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大方向已经确定。
我们从部落走向国家，从简单社会走向复杂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现代民族国家、市场经济和官僚体系，虽然不完美，却是人类经过漫长试错后找到的最现实的方案。
但如果历史并不是一条只有一个终点的道路呢？
如果人类不仅能够创造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曾经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过更自由、更平等的生活方式呢？
David Graeber和David Wengrow在《The Dawn of Everything》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人类并不是从无知走向文明，从混乱走向秩序。
人类一直拥有重新设计社会的能力。17世纪的北美原住民历史就是这种政治想象力的证明。
复杂文明必须以自由为代价吗？
我们通常认为，自由是一种原始状态：在人类还没有建立国家、没有出现复杂制度之前，人们生活在相对平等的群体中。
但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原始的平等就不可能继续维持了。高密度的人口、大规模的协作、先进的技术，都需要有人来组织、有人来管理，等级和权力集中因此成为复杂文明不可避免的代价。国家、市场、官僚制度限制了个人自由，但如果没有它们，人类就只能退回混乱的部落时代。
按照这种叙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从平等走向等级，从自由走向秩序，从部落走向国家。
而这套常识，其实可以一路追溯到启蒙时代。17世纪的欧洲人，以及后来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者，正是这样理解北美原住民社会的。他们认为，原住民之所以拥有自由和平等，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发展出复杂文明，仍然处于“人类的童年”。
但Graeber和Wengrow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原住民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未接触过等级制度，而是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复杂社会，并且有意识地拒绝了某些社会形式。
他们是历史的幸存者，也是历史的反思者。他们的社会结构，是对过去某种“失败的文明”的有意识修正——他们不仅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类似欧洲那种等级森严、充满暴力的国家制度，并且最终选择了拒绝和抛弃它。
为了证明这一点，两位作者梳理了北美东部林地（Eastern Woodlands）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两段宏大历史。
霍普韦尔互动圈：复杂社会不必然产生国家和等级
传统历史叙事认为，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最终必然会带来城市、国家和等级制度。但霍普韦尔互动圈（Hopewell Interaction Sphere）展示了另一种可能。
大约公元前100年至公元500年，北美东部林地曾经存在一个横跨半个北美大陆的巨大交流网络。它没有统一的统治者，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欧洲人想象中的“文明中心”，但人们通过氏族（clan）关系建立起广泛的仪式、贸易和外交联系。
一个生活在大湖区的人，可以沿着氏族网络一路南下到墨西哥湾，并获得陌生氏族成员的接待和帮助。这种跨越数千公里的社会连接，并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维持，而是依靠共同身份和互惠关系维系。
霍普韦尔人还建造了规模庞大、结构精密的几何土墩。这些工程需要复杂的数学知识、长期规划和大规模协作，但它们并不需要国王、官僚或强制劳动。
考古发现显示，一些墓葬中确实存在珍贵物品和象征身份的财富，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发展成为稳定的统治关系。权力和地位更像是一种短暂的社会表演，而不是可以世代继承、支配他人的制度。
霍普韦尔证明，人类完全可以创造高度复杂的社会，同时避免建立集中的权力结构。复杂性并不会自动带来等级制度，社会还有其他组织方式。
卡霍基亚：一次失败的国家实验
霍普韦尔展示了“没有国家的复杂社会”，而卡霍基亚（Cahokia）则展示了北美原住民曾经尝试过另一条道路。
大约公元1050年至1350年，在今天美国圣路易斯附近，密西西比河沿岸曾经出现过北美最大的城市中心——卡霍基亚。这里人口达到数万，拥有巨大的人工土丘、复杂的公共建筑、远距离贸易网络，以及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
从很多方面看，卡霍基亚已经具备了国家社会的特征。最大的土丘Monk’s Mound展现了强大的组织能力，而考古发现也显示，这个社会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包括大规模的人祭（年轻女性被成批处死陪葬）、对外征服的意图以及某种程度的监视系统。
大约公元1350年，卡霍基亚突然崩溃了。在它崩溃后，这片肥沃的土地在几个世纪里无人居住。这说明人们不是自然离开，而是厌恶并逃离了这个地方。
卡霍基亚告诉我们，北美原住民并不是因为缺乏能力才没有建立国家。他们曾经拥有建立高度集中的社会的条件，也曾经尝试过这种模式。但当这种制度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和暴力后，他们选择探索另一条道路。
卡霍基亚崩溃后，北美原住民并没有回到原始状态，而是开始重组社会，以防止暴政再次发生。17世纪欧洲人遇到的那些强调自由和平等的原住民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而是一次历史选择的结果。
奥塞奇人的宪法改革：自由需要制度保护
卡霍基亚展示了人们为何拒绝暴政，而奥塞奇人（Osage）的政治实践展示了他们如何防止暴政重新出现。
作者描述了奥塞奇人不断重新设计自身政治制度的过程。他们把迁徙到新的土地称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并不是简单的地理移动，而是一种政治重建：每一次社会危机之后，他们都会重新思考权力应该如何分配。
奥塞奇人的制度设计包含明确的权力制衡。例如，他们设置“和平酋长”和“战争酋长”两个不同角色，让不同类型的权力彼此限制。即使曾经拥有破坏性权力的统治者，也会被保留在仪式体系中，但被剥夺实际政治控制能力。
这种制度体现了一种重要的政治意识：暴政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一个自由社会不能只依靠统治者的善良，而需要设计机制限制权力。
易洛魁联盟：创造和平的政治实验
易洛魁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最著名的“大和平法（Great Law of Peace）”传说，讲述的是另一场同样清醒的制度革命：如何终结部落间无休止的战争，以及如何废黜一个食人的暴君（Adodarhoh）。
这不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松散联盟，而是一套为了和平、为了防止内部相互残杀和暴政再度出现，而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联邦制度。它不仅在部落之间强调平等协商，还特别赋予女性——氏族母亲（clan mothers）——极高的政治权力，包括罢免酋长的权力，以此来制衡男性群体中更倾向于战争和扩张的冲动。
霍普韦尔证明了复杂社会不一定需要集权和暴力。卡霍基亚证明了原住民不仅有能力建国，而且亲身经历了国家的暴政，最后主动逃离了它。奥塞奇和易洛魁证明了，在逃离暴政后，原住民展现出了惊人的政治智慧，通过宪法改革和制度设计，彻底杜绝了国家和专制的死灰复燃。
我们失去的是重新想象社会的能力
美洲原住民温达特族（Wendat）政治家Kandiaronk曾经访问欧洲，亲眼观察过法国社会。他后来对欧洲制度提出的一系列批评，被称为“原住民批判（Indigenous critique）”。
在欧洲人眼中，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文明社会，而原住民才是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但在Kandiaronk看来，情况恰恰相反：法国人才是真正的奴隶。他们服从国王的意志，服从金钱的驱使，甚至对街头濒死的穷人视而不见、袖手旁观。
在他的政治观念里，自由不仅意味着没有人强迫你做某件事，也意味着人生活在一个不会让他人陷入绝望的社会中。如果一个人可能因为贫穷而失去生存保障，而周围的人却认为这与自己无关，那么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没有真正自由。
为什么17世纪的北美原住民会对法国的等级制度、对国王的盲从、对金钱的贪婪，感到如此不可思议，甚至发自内心地反感？
因为这一切，让他们想起了祖先曾经亲历、并最终推翻的那场噩梦——卡霍基亚式的暴政。在原住民的历史记忆里，欧洲的绝对君主制不是文明的巅峰，而是一种他们早已走出、并发誓不再重蹈的政治倒退。
他们不是还没进化到国家阶段的野蛮人，而是已经从国家这个深坑里挣扎爬出来，并且正在用制度设计防止自己再次掉进去。
这就是《The Dawn of Everything》想要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人类社会的演化并非只有一条单行道。
北美原住民的历史证明，人类社会可以在尝试了等级制和国家后，有意识地选择回到更自由、更平等的社会形式。
原住民的自由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他们通过政治斗争、制度设计和哲学反思赢来的。
既然我们的祖先能够做到，能够看透暴政的本质，能够推翻庞大的国家机器，能够充满创造力地重构一整套平等的社会规则，为什么今天的我们，却觉得这一切根本不可能？为什么我们觉得现在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就是历史的终结？
也许我们失去的并不是改变的能力，而是那种曾经属于全人类的、敢于掀翻牌桌并重新制定游戏规则的政治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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