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是谁的？——柬泰边境冲突的历史张力

引言

2025年7月，柬埔寨与泰国在Preah Vihear（柏威夏寺）地区再度爆发大规模边境冲突。这场冲突看似源于领土与主权的争端，实则深植于两国历史长河中对民族认同与历史记忆的不同构造。在民族建构理论（constructivist approach）视角下，民族并非一种天赋本质，而是历史、文化与政治的产物。正是在这种建构过程中，Preah Vihear成为两国民族叙事的象征焦点，并在当代政治操作中转化为冲突的导火索。

一、历史背景：从王朝传承到殖民国界

在中世纪，柬埔寨的吴哥帝国（Angkor）曾是东南亚的区域霸主，其文化、语言与宗教影响深及今日的泰国东北部。然而，自15世纪吴哥沦陷后，柬埔寨进入内忧外患的「流亡王朝」时期，频繁受制于暹罗（今泰国）与越南。18至19世纪，暹罗长期占据包括Preah Vihear在内的柬西北地区，并将柬王室视为附庸。这段「从属与侵略」的历史，至今仍深深烙印于柬埔寨的民族记忆中。

而对泰国而言，该时期代表的是国族扩张与中枢政权的建立过程。泰国近代历史叙事多以阿瑜陀耶王朝、吞武里王朝至拉玛王朝（现王室）为核心轴线，将周边民族纳入「暹罗秩序」的范畴，并将如Preah Vihear等地视为「失落故土」。

殖民时期，法国主导下的边界划定将Preah Vihear划归法属柬埔寨。1962年国际法院裁定Preah Vihear寺庙归属柬埔寨，形式上解决主权争端，却未平息民族记忆中的历史不平。2013年，国际法院重申该裁决涵盖整个山顶区域，但对周边坡地未予明确，留下主权模糊地带，也为今日冲突埋下伏笔。

二、民族建构理论视角：两国的民族叙事对照

根据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如Benedict Anderson, Eric Hobsbawm），民族并非自然存在，而是透过国家机器、媒介技术与历史再叙事所产生的「想像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Anderson指出，民族的形成深受印刷资本主义与语言标准化的影响，人们透过阅读统一语言的报纸、教科书与历史叙述，产生与陌生人共享时间与命运的感觉。

在这种语言－历史－媒介交织的建构过程中，「外族压迫」常成为民族认同最有效的召唤形式。特别是在如泰国这类曾面临殖民强权压力的国家中，某些历史场域与文化遗产便被注入高度的民族情感与象征意涵。Preah Vihear寺庙正是这样一个承载双重象征的空间：对泰国民族主义叙事而言，它既是历史上因外国（法国）势力干预而「失落」的疆土，也是民族尊严遭受侵蚀的见证。

反之，对柬埔寨而言，Preah Vihear则被塑造成从历史苦难与区域霸权中夺回的「文明根基」，象征着民族荣光的恢复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因此，这一历史遗址不仅仅是领土的争议，更是双方民族叙事中对「我们是谁」这一核心问题的象征性回应。

（一）泰国：民族整合与文化中心叙事

泰国在19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推行“Thaification（泰化）”政策，以中部曼谷文化为标准，对多元地区（如东北、南部、山地民族）进行语言、宗教与历史认同的统一。Preah Vihear在泰国东北（Isan）民间文化中拥有重要地位，但在官方民族叙事中被纳入“暹罗失土”的语境——是被殖民势力划走的历史冤屈。

泰国的民族建构强调连贯的王朝正统与国土完整，Preah Vihear成为民族情感的缺口，也成为保守势力煽动民族主义的象征场域。

（二）柬埔寨：恢复荣光与文明重构叙事

柬埔寨则面临自吴哥灭亡以来的长期主体性危机，其民族建构建立在“恢复古代高棉荣光”的叙事之上。吴哥遗产（如吴哥窟与Preah Vihear）成为现代柬埔寨民族身份的核心资产，并被纳入教育、旅游与外交象征体系。

特别是Preah Vihear于2008年被列为UNESCO世界遗产后，柬埔寨政府大力塑造其为“民族尊严的象征”与“文化主权的标志”。因此，任何来自泰国的主权挑战，均被视为对民族身份的羞辱与历史重演。

三、民族叙事与冲突：历史记忆如何成为战场？

正如Anderson所言，民族是能让人“为之牺牲生命”的想像体。对于Preah Vihear的归属问题，双方的历史记忆不仅分歧，更彼此冲突：

对柬埔寨人而言，Preah Vihear是吴哥文明的一部分，是历史光辉的遗产，更是从暹罗与殖民者手中夺回的主权象征；

对泰国民族主义者而言，该地是曼谷王朝未竟的历史伤痕，是“外国插手国界”的证据，是应予恢复的正义之地。

在当代民主退潮、社会焦虑与保守势力崛起背景下，这种民族叙事不仅塑造民意，也正被政权所动员。例如，柬埔寨执政党在历次选举前推动世界遗产外交；泰国军政府亦曾在政治危机时诉诸边境民族主义以转移焦点。

因此，Preah Vihear不仅是领土争议，更是一种国族象征与历史正当性的斗争——是双方民族叙事在现实中彼此碰撞的战场。

结语：如何超越“想像共同体”的边界？

柬泰边境冲突提醒我们，民族建构并非单纯的文化表述，而是与政治权力、历史记忆与国际体系密切交织的过程。当民族身份被灌注于具体的空间与历史地点时，这些地点便不只是地理单位，更成为冲突的象征与投射。

要真正化解冲突，双方不仅需政治谈判与法律调解，更需对各自的民族叙事进行反思与再建构——承认历史的多重性，而非将过去简化为单线的荣辱叙述。只有当民族不再被划定为固定边界的守护者，而成为共享历史与文化的起点时，Preah Vihear 才可能成为和平的象征，而非战争的起源。

本文作者另著《旁觀烏克蘭：一部民族建構的歷史筆記》，如对相关议题感兴趣，欢迎点击阅读。www.amazon.com/dp/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