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心理创伤被迫“带病上岗”：两起致命执法事件背后的美国制度现实

在美国，每一次致命执法事件发生后，公共讨论往往迅速收缩到几个熟悉的问题上：
警察是否感到威胁？
当事人是否“配合”？
执法是否符合法律标准？

但这些问题，很少触及一个更不舒服、却更关键的现实：
是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使得心理危机与致命权力一次又一次在现实中相遇？

2024 年末和 2026 年初发生的两起事件，提供了一个无法被轻易回避的对照。

一、两起事件：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完整

1️⃣ 明尼阿波利斯：ICE 特工枪击致命事件

（2026 年 1 月 7 日）

时间：2026 年 1 月 7 日上午
地点：明尼苏达州 明尼阿波利斯市
涉事机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

当事人：

• 遇害者：Renee Nicole Macklin Good，37 岁，美国公民，三个孩子的母亲

• 执法者：ICE 联邦特工（身份未完全公开）

事件经过（基于公开报道）：
当日上午，ICE 特工在明尼阿波利斯展开一项针对性执法行动。Renee Good 在送完年幼的孩子上学后，驾车返回途中被执法人员接近。现场视频与多方陈述显示，执法人员试图拦停并接近她的车辆。

在随后的短暂对峙中，Good 驾驶车辆试图离开。ICE 特工随即向车辆开枪，多发子弹击中驾驶位。Good 被送往医院后死亡。

官方说法：
联邦方面称，特工认为车辆对其构成即时生命威胁，开枪属于正当防卫。

争议焦点：

• 多段视频显示，车辆并未明显冲向执法人员

• 枪击发生时车辆疑似正在远离现场

• 地方官员、战术专家和民权组织对“正当防卫”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事件迅速引发明尼阿波利斯及全国范围内的抗议，也再次将 ICE 执法的武力边界推上风口浪尖。

2️⃣ 密苏里州独立市：警察枪击母女案

（2024 年 11 月 7 日）

时间：2024 年 11 月 7 日
地点：密苏里州 独立市（Independence, MO）
涉事机构：Independence Police Department

当事人：

• 遇害者：

  • Maria Pike，34 岁

  • 女婴 Destinii Hope，出生仅两个月

• 执法者：三名到场警员，其中一人开枪

事件背景：
警方因一起家庭纠纷报警前往 Maria Pike 居住的公寓。家属事后表示，Pike 正经历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包括明显的产后抑郁症状。

事件经过（基于完整执法记录仪画面）：
警方进入室内后，Pike 从房间内出现，怀抱着两个月大的女婴，手持一把刀具。她在警员多次口头指令下，仍向前移动。

数秒后，一名警员开枪。子弹击中 Maria Pike，同时击中其怀中的婴儿。

结果：

• Maria Pike 当场重伤，送医后死亡

• 婴儿 Destinii Hope 同样不治身亡

司法结果：
地方检察官随后宣布，不对涉事警员提出刑事指控，认定其行为符合法律允许的致命武力使用标准。警方高层称该处置为“教科书式的武力使用”。

争议焦点：

• 在明显存在婴儿的情况下，是否应采用不同的风险评估

• 对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产后女性，是否存在替代性处置路径

• 非致命手段和专业危机干预是否被真正考虑

二、这不是两个“孤立的悲剧”

表面上看，这两起事件差异明显：
一起涉及联邦 ICE 执法，一起是地方警察；
一起发生在街头，一起发生在家庭空间。

但它们共享一个关键结构特征：

在心理高度紧张或危机状态下，致命武力成为制度允许的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被免责的选项。

问题并不只是某一个人是否“判断失误”，而是：
系统是否为这些极端情境提供了更安全的选择？

三、“带病上岗”：一个被制度性忽视的现实

在美国，心理健康问题在法律上并非不可见。

《美国残疾人法案》（ADA）明确承认 PTSD 等精神健康状况属于残疾，原则上禁止歧视，并要求雇主提供“合理便利”。

但在执法体系中，这些保障存在严重的“执行落差”：

• PTSD 相关保障高度依赖州或部门层级

• 许多项目为自愿性质，缺乏强制力

• 工伤或职业伤害认定程序复杂、成功率低

更关键的是经济现实。

四、经济压力如何迫使“继续上岗”

在美国，工作不仅意味着薪水，还意味着：

• 医疗保险

• 稳定住房

• 获得治疗与恢复的可能性

一旦失业，医疗账单、住房风险与社会脱离会迅速叠加。
对心理受创者而言，这种后果往往比继续忍受创伤更可怕。

于是，一个结构性结果出现了：

在美国，承认心理问题，往往比隐瞒它更具风险。

“带病上岗”并非个人鲁莽，而是在制度与经济压力下形成的理性选择。

五、当心理危机与致命权力相遇

执法系统广泛采用的一个标准是：
只要警员“合理地感到自身生命受到威胁”，就可以使用致命武力。

这一标准在法律上高度宽泛，在现实中却极具杀伤力。

在密苏里州的事件中：

• 一名处于心理危机中的母亲

• 怀抱着无法自我保护的婴儿

• 面对的是随身携带致命武器的国家权力

问题不在于警员是否“冷血”，而在于：

制度是否要求他们在这种极端情境下承担更高的审慎义务？

是否应当：

• 更优先使用非致命武器

• 强制引入专业危机干预人员

• 为心理危机情境设计不同的处置流程

当这些制度选项不存在时，“瞬间决策”就成了唯一被允许的路径。

六、问责为何总是止步于“合理”

事后处理往往遵循相似模式：

• 警员被暂时停职

• 内部或外部调查启动

• 最终很少形成刑事责任

警察工会和机构文化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频繁将起诉描述为“政治化攻击”，从而固化一种共识：
只要符合最低法律标准，就无需承担更高层级的责任。

透明，并不等于问责。

七、如果制度承认“心理创伤是职业风险”

制度对比有时能揭示问题本质。

自 2025 年起，中国将“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纳入法定职业病，覆盖警察、消防、医护等应急人员。这意味着：

• 诊断即进入工伤保障体系

• 强制性的医疗、康复与补偿

• 合法、有尊严的退出路径

差异不在意识形态，而在于是否系统性承认风险，并愿意为此承担成本。

结语：真正的问题不在个人

这两起事件不应被简化为：

• “坏警察”

• “失控个人”

• “无法避免的不幸”

真正的问题是：

• 一个社会是否允许人们在心理受创时停下来

• 是否在赋予致命权力的同时，提供足够的退出与修复机制

• 是否愿意为预防悲剧承担制度成本，而不是只在事后哀悼

当一个制度无法吸收心理创伤，它终将把创伤转化为公共悲剧。
而代价，往往由最无力的人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