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家庭：结构如何制造心理创伤的必然性

作者起初以为心理创伤型的家庭结构只是东亚文化中特有或尤为严重的现象。然而，跨文化心理学、性别研究和家庭暴力研究的资料表明，这类创伤性家庭结构在全球各地的父权社会中普遍存在。例如，在从西非乡村、日本社会到中东伊斯兰文化的诸多父权制环境中，男性被默许以“管教”妻子之名施加暴力。结果，这些暴力所导致的心理创伤后遗症在不同文化中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同时心理学研究也发现，父权制教养下的情感虐待会使子女累积长期且未解决的心理创伤（Abi Rached et al., 2021, Psychiatria Danubina）。因此，正如Atkinson（2018）所强调的，我们应当将父权社会中的心理创伤视作一种制度性的必然后果，而非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偶发现象。

一、结构：父权家庭的权力分配与创伤高概率

1、东亚父权家庭的结构与权力分配

“父权制”家庭被视为一个微型的社会结构，在其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家长（通常是男性）。在传统东亚儒家文化中，家长作为家族首领，掌控家庭资源和决策，有着几乎完全的支配权。家长制的规范要求其他家庭成员对这一权威保持绝对服从：儒家伦理强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即子女必须尽孝顺，妻子必须服从丈夫。历史学者Tran（2008）指出，在儒家宗法家庭中，父亲作为家长拥有对家庭成员生杀予夺的权力，其对资源的垄断结合道德权威，意味着对家庭“上下”都有近乎完全的控制。这种父权结构不仅体现于家内秩序，也映射到社会等级——男性长者居于支配地位，女性和晚辈处于从属地位。研究者Jung等（2021）也提到，东亚文化中显著的父权和儒家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个体行为选择，并与更高的心理疾病患病率相关。可见，东亚父权家庭是典型的“小社会”，由家长自上而下制定规范、分配资源，在内部形成森严的权力层级。

2、父权制下的服从与弱势：女性与儿童的地位

在父权家庭中，服从被制度化为美德，女性和儿童因从属地位而往往缺乏基本的保护机制。传统规范赋予家长以惩戒权，这使得家庭内部的暴力或压迫行为易被正当化。例如，在晚清中国法律中，为了维护父权和孝道原则，甚至规定父亲杀死不孝子女可免于刑责——极端体现了子女在家长面前的弱势地位和法律对家长权威的默许。在婚姻关系中，女性长期处于受支配地位，传统“七出”等习俗使丈夫能单方面休妻，而妻子几乎没有平等的离婚权。这意味着妻子即使遭受不公或虐待，也缺少制度化救济渠道。现代东亚社会虽然有法律进步，但深植的观念仍使许多女性和孩子不敢违抗家庭权威。一项针对中国的研究指出，由于受儒家家丑不外扬观念影响，社会和执法常将家庭暴力视为“家庭私事”而不加干预。Su等人（2022）的调查发现，在中国，甚至执法部门有时也以“不干涉家务事”为由对家庭暴力置之不理，家庭内部的侵害因而常被隐蔽起来。同样地，在许多传统社会中，丈夫对妻子和子女的“管教”被认为是正当权利：男性只要认为妻子未履行义务，就自认为有权以暴力“惩罚”对方 (Krug et al., 2002)。这类文化规范使得女性和儿童陷入弱势，一旦遭受虐待往往难以获得外界帮助，从而为身心创伤的累积埋下隐患。

3、心理创伤的高频发生与代际传递

由于权力失衡和保护缺位，父权家庭成为心理创伤高频发生的温床，并通过代际效应将创伤持续传递。大量跨文化研究表明，父权制价值观与家庭暴力的高发生率密切相关。例如，在韩国的全国抽样研究中，Kim和Emery（2003）发现如果家庭决策权由丈夫垄断，夫妻在日常事务上的冲突更易演变为对妻子的暴力；而在权力较为平等的家庭中，高冲突并未导致暴力增加。这一结果印证了父权结构与家庭虐待风险之间的关联。同样，多项国际研究统计也显示，在强调父权文化规范的社会中，亲密伴侣暴力的比率显著偏高（如Bui & Morash, 1999；Yoshihama, 2005）。以东亚为例，中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受父权观念影响，相当比例的女性竟然认同某些情况下丈夫使用暴力是合理的，而这种对暴力的默认又使她们更容易成为严重家暴的受害者 (Lin et al., 2018)。国际卫生组织（WHO）的报告同样揭示了严峻现实：全球平均每3名女性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遭受过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而在父权文化深厚的地区，这一比率更高。例如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女性遭受配偶暴力的终生患病率估计达35%，为全球第二高。这些数据说明，父权家庭内部的暴力和心理创伤并非偶发事件，而是具有结构性、普遍性的高发生率。暴力和虐待带来的创伤后果深远，研究表明家暴可对受害者造成长期的身心健康损害。在这种高压环境下成长的儿童往往表现出严重的压力和心理创伤迹象：韩国文化中甚至有专门的疾病名词“화병 (Hwa-Byung)”来描述中年女性由于长期压抑愤怒和压力而出现的抑郁、焦虑症状，就是父权家庭压力下创伤后遗症的例证（Kim 等, 2014）。总之，父权制的家庭结构极大提高了隐性虐待和心理创伤发生的概率。

4、跨文化对比：拉美与中东的父权创伤循环

东亚之外的父权文化背景，同样呈现出家庭权力失衡与创伤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在拉美社会中，“大男子主义 (machismo)”文化塑造了类似的父权家庭格局：男性被期望主宰家庭经济和决策，女性则被规范为贤妻良母，承担家务和抚育责任。这使不少拉美女性在婚姻中经济上受制于丈夫，即便遭遇虐待也因抚养子女的现实压力而被迫忍耐。一篇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报道中提到，一位76岁的多米尼加母亲Dolores早年长期遭受丈夫言语和肢体虐待，却为了6个孩子的生计不得不继续这段婚姻；甚至她的母亲还以“既然你自己选了这个男人，就必须跟他过下去”来劝诫她忍受。这种由上一代女性亲手强化的服从观念，折射出父权创伤在拉美的代际传递：女孩从小被教育顺从和依附男性，长大后往往默认甚至延续这种不平等模式。因此，尽管拉美近年出现了女性赋权运动，当地深层的父权心理仍然“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新一代，延续着创伤循环。拉美地区家暴和性别暴力的数据也令人警醒：以多米尼加为例，该国2021年的女性仇杀(femicide)率高达每10万女性2.7人，居拉美第二。类似地，在中东和北非的父权制社会，女性面临的家庭暴力风险和代际伤害同样严峻。以伊拉克为例，法律至今赋予丈夫“管教”妻子和子女的权利，导致家暴行为往往被视作家庭内部管束而不受惩罚。Abdo（2022）的报告指出，伊拉克刑法第41条明文允许丈夫体罚妻子，这使“管教”与虐待的界限变得模糊；再加上缺乏专门的家暴法，受害女性即使报警也可能因施暴者逍遥法外而遭受报复。整个中东地区普遍存在“荣誉”观念，对女性的严苛规范使得曝光家庭暴力具有社会耻感，许多案件被瞒报，延缓了创伤的终止。可以看到，无论是东亚、拉美还是中东，父权家庭内部权力极度不对称所带来的高创伤风险具有相似的机理：家庭成员在压迫与服从的氛围中习得暴力和恐惧，并将这种创伤体验通过行为模式传递给下一代。

综上所述，父权家庭作为“小社会”，因其权力自上而下高度集中和服从规范的内化，显著提升了心理创伤发生的概率。女性和儿童处于弱势又缺乏外部保护，使家庭空间成为创伤容易发生并累积的场域。从东亚的儒家传统到拉美的“大男子主义”文化，再到中东的宗法社会，跨文化的证据一致表明：当家庭被建构在父权支配和不平等基础上，暴力与虐待就更易被容忍甚至视为常态，进而导致代际相传的创伤循环。正如学者Riane Eisler的研究所揭示的，父权支配型家庭通过儿童时期的创伤培养出顺从威权的成人，进而再生产出暴力、失衡的社会结构。因此，要打破这一循环，必须正视父权家庭内部的权力失衡，对家庭暴力零容忍并建立起有效的保护和干预机制，否则这种“小社会”中的创伤将继续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被复制和延续。

二、机制：创伤作为维系父权秩序的“功能”

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中，暴力、虐待、羞辱、恐惧和情感剥夺等创伤性体验并非偶发异常，而是被常态化和制度化地用作控制机制，以维持权力等级和社会秩序。换言之，各种针对妇女、儿童及弱势群体的侵害行为是这个社会系统的逻辑产物，而非孤立的意外事件。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不论资本主义、封建宗法或其他经济制度，只要父权制根基存在，针对从属者的暴力和创伤就会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反复出现。这些行为通过代际传递和社会化过程深深嵌入文化规范之中，成为维系父权秩序的关键功能之一。

1、结构化暴力与恐惧的常态化控制

跨文化的研究和统计一再表明，针对女性的暴力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并往往被社区视作“正常”现象。例如家庭暴力并不只是个别病态家庭的产物，而是植根于男权主导的权力结构之中，通过恐惧来实现对女性的支配。在传统父权观念下，男性被赋予“权利”在家庭等私人领域施加暴力，以强制服从。研究指出，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对男性天然优势的信念以及对女性的性控制和恐惧，都是父权制下暴力得以持续的根源。正因如此，家暴、性侵等现象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以维持男性对女性及儿童的支配地位。

这种通过暴力制造恐惧的控制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效应：女孩在童年目睹或经历家庭暴力，成年后更可能容忍甚至陷入虐待关系；男孩目睹父亲虐待母亲，长大后往往倾向于以同样方式对待伴侣。研究将其形容为“暴力的恶性循环”，从出生贯穿一生。恐惧由此被常规化地灌输给下一代，从而巩固了父权结构。在毛里求斯的质性研究中，受访女性反映她们往往因个人或社会原因对伴侣的暴力逆来顺受，深陷家庭暴力的循环。男性通过暴力和威吓造成的恐惧，让许多女性不敢反抗或离开，使权力等级持续失衡。正如瑞典政府的一项调查所指出的，父权暴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性、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征，其本质是利用对女性的恐吓与压迫来维护男性特权。有研究者甚至借用“恐怖主义”一词（Patriarchal Terrorism）来描述男性对亲密伴侣施加的系统性暴力，突显这种恐惧统治在父权秩序中的功能性作用。

2、羞辱与情感剥夺的规训作用

父权制不仅通过直接暴力，也通过羞辱和情感剥夺等“软性”手段来塑造顺从的主体。在许多文化中，羞辱被用作一种纪律工具，从女性贞操观到孩子的品行培养均是如此。例如，对女性的贞洁控制往往伴随着极端的羞辱手段：一些地区实行针对女性的“荣誉惩罚”或女性生殖器切割等仪式，以此来压抑女性的性自主。这些做法给受害者造成严重身心创伤，却被视为维持家庭荣誉和男性支配的必要手段。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超过2亿女性经历过女性割礼这一以文化或宗教之名实施的创伤性手术，幸存者普遍报告极端程度的心理创伤。可见，通过羞辱身体和摧残心理来实现对女性欲望和行为的控制，是父权制度化机制的一部分。

情感剥夺同样是父权社会的一种隐性规训方式，既发生在对女性情感需求的忽视上，也体现在对男性情感表达的压制上。在传统观念里，女性被要求温顺隐忍，表达愤怒等“负面”情绪常会受到指责和羞辱。这种规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对“女巫”的迫害：父权社会通过制造女性对自身身份的羞耻感，压抑她们的愤怒和反抗，从而巩固既有秩序。现代社会中，这种让女性自我怀疑、自我压抑的文化阴影依然存在，被称作“内部化的厌女症候”。另一方面，男性从小则被教导“男儿有泪不轻弹”，任何敏感脆弱的流露都会招致嘲笑或责罚。研究表明，大量男孩在成长过程中因为表现出“女性化”特质（如哭泣、害怕）而遭受严厉的嘲弄和欺凌，结果他们被迫压抑情感、以攻击性来伪装坚强。这不仅造成男性情感发展的停滞，也使他们更倾向于接受暴力作为常态，从而在成年后更容易卷入对他人和自我的伤害循环。可以说，父权文化通过剥夺个体正常的情感表达权，塑造出符合其权力需要的性别性格：男性冷硬好斗、女性逆来顺受——这种人格结构本身即是权力秩序稳定运行的保证。

3、文化、教育与宗教对创伤机制的隐性合法化

父权制之所以能世代延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文化观念、家庭教育和宗教教义对上述创伤机制的遮蔽和合法化作用。在不同社会形态中，这些机制往往被披上“这是我们的传统”“为了你好”的外衣，潜移默化地被接受。

家庭教育方面，很多文化都认同体罚和高压管教是必要的“教育”手段，通过打骂让孩子学会服从。例如，在儒家传统影响深厚的东亚社会，父亲被赋予天然的家长权威和严格管教的职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严父出孝子”即是对此的写照。“严父慈母”的家庭模式在中国延续千年：母亲负责日常照料和情感抚慰，父亲则扮演威严的纪律执行者和榜样。在这种父权家规下，孩子自幼被要求无条件服从长辈权威，若有不从，严厉的惩罚乃至羞辱即可视为理所应当。父亲寡言威严、与子女情感疏离也被视作正常现象，以至于孩子对父爱的表达都是羞涩隐晦的——这种亲子间的情感距离实则体现了父权结构中的代际权威隔阂。虽然当代教育理念有所变化，但许多地区仍合法允许父母出于“管教”目的对儿童使用体罚。在加拿大等国，一些宗教保守群体仍引用《圣经》“爱之深责之切”之类教诲来为体罚辩护，将鞭打孩童美化为父母的神圣责任。“不打不成才”的观念在全球许多文化中根深蒂固，使得对儿童的暴力被社会规范化为成长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研究表明，儿童将体罚体验为巨大的羞辱、恐惧和创伤。女孩从小被打骂顺从，其成年后更易受到亲密伴侣暴力的伤害。由此可见，披着“教育”外衣的虐待实际在培养逆来顺受的臣服心态，并延续着成年后的支配-服从关系。

宗教与文化认同也常为父权制的创伤机制提供正当性。在历史上，许多宗教教义直接或间接地将女性定位为附属，从而为男性管束女性提供了伦理依据。例如，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阿奎那曾断言“女人是有缺陷的、次等的”生物，这类宗教论述强化了女性天生低人一等、应受男性控制的观念。同样地，南亚古老的《摩奴法典》等宗教法典公然剥夺女性的人身自主权，宣称女性本性放荡，只有彻底顺从父权安排才是正道。这些教义被奉为传统，使得诸如限制女性受教育权、禁止女性离婚继承等制度合理化地延续了数百年。在许多宗教保守的社会里，“丈夫为妻之主”“父为子纲”等信条至今仍深入人心，妇女被要求无条件服从丈夫和父亲的意志，否则便被视为违背信仰或背弃文化。在一些以“荣誉”文化著称的地区，家庭和社区甚至会对被认为有失“贞洁”或“不听话”的女性施加极端羞辱乃至暴力（例如所谓荣誉处决），而施害者反以为捍卫了文化认同和宗教规范。这种将性别暴力与道德荣辱相挂钩的逻辑，使无数女性噤声忍辱，以免被逐出群体。

更隐蔽的是，父权文化往往通过同化认同来巩固自身——人们将顺从父权视为保持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当有少数个体试图挑战传统中的父权元素时，常被指责为“背弃祖宗”和“数典忘祖”。例如，在一些保守社群中，假如女青年反对父母安排的婚姻或拒绝遵循某些性别规训，长辈和同辈可能以“我们文化就是这样的”来压制她的抗议，甚至将她逐出族群认同圈子。这种压力促使许多人特别是女性，不得不在族群身份与性别权利之间做出痛苦权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为了让父权制存续，它必须与文化共生共存。文化（或传统）成为让人们接受并正常化父权制的载体。当有人挑战与文化捆绑在一起的父权准则时，他/她往往会被排斥出该文化认同”。因此，文化认同被用作父权制的“缓冲垫”：个人为了不被群体抛弃，宁可忍受不公，也要维护表面的和谐。这种代码pendency使得父权规范难以撼动，因为反抗者不仅在对抗权威，也在冒着失去归属的风险。

4、顺从与压抑：心理影响与循环再生产

通过上述机制，父权社会成功地将创伤转化为社会控制的功能，并对个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长期处于恐惧和羞辱中的被压迫者往往产生习得性无助和自我贬抑心理，对反抗不抱期待。这在受虐妇女中表现为“习惯化了的顺从”：许多经历反复虐待的女性逐渐相信暴力是命中注定或无法改变的，从而不再寻求外界帮助。父权文化甚至塑造出种种叙事来归因受害者，比如将妻子遭殴打解释为她“不够贤淑”，将女儿遭强迫嫁人视作“为了家庭和睦”。这些论调进一步压垮了受害者的主体意识，使她们将自身的不幸内在化为羞耻和沉默。这正是创伤机制的“功能性”所在：透过恐惧与羞耻的内化，统治者几乎无需持续施压，受压者自己便会因心理桎梏而安于现状。

另一方面，父权制的创伤机制也裹挟着施害者本身。男性在被教导压抑软弱、崇尚强势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情感上的创伤与割裂。研究者指出，很多男性由于从少年起被禁止表达脆弱情感，导致情感发育不全，成年后难以建立健康亲密关系。同时，父权文化鼓励的冒险和攻击倾向使男性承受更高的压力和风险（例如更高的伤亡率和心理疾病发生率）。然而，传统观念却将这些代价浪漫化为“男子气概”的标志，阻碍了男性寻求心理帮助。可以说，父权制通过对男性的情感剥夺和对女性的情感压抑，营造出一个看似稳固的支配-服从模型，但其实所有个体都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创伤。这一结构性创伤还会进一步投射到社会的其他层面，如种族主义、恐同等压迫现象，形成交织的创伤互害循环。

总之，从家庭到社区再到制度，父权社会利用创伤性机制来塑造和维系其等级秩序。在家庭内部，体罚与恐吓让儿童从小习得服从权威；在两性关系中，暴力与羞辱让女性内化次等地位、男性强化支配身份；在更广泛的文化和宗教层面，传统规范为这些创伤机制披上合法性外衣，使其代代相传。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必须打破对于这些社会化创伤是偶发异常的幻想，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强暴、虐待等行为是一个深层失序的社会系统的合理且可预测的结果”。只有认识到创伤在父权秩序中扮演的结构性功能，我们才能更有效地推动社会反思和变革。在跨文化的视野下反观这些机制，也能帮助不同社会汲取经验教训，逐步废除那些以传统、美德之名行压迫、制造创伤的惯例。创伤不应是维系任何社会秩序的基石；一个真正公正和文明的社会，理应寻求以平等和尊重取代恐惧和暴力，打破这延续千年的父权创伤循环。

三、代际：创伤的跨代复制与合法化

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中，心理创伤往往不会止步于受创者本人，而是以隐蔽而系统的方式向下一代复制。当上一代所受的心理创伤未能得到修复，他们在家庭互动、子女教育和文化观念上可能无意中延续这些创伤影响，使之逐渐融入“传统”与“家风”，并被家庭成员视为理所当然。这种代际传递通常不是通过明确的教导，而是通过家庭日常生活的点滴——关系模式、情感反应、信念和规范——悄然发生的。

隐性传递机制与结构性作用。 创伤的代际传递具有明显的隐蔽性和结构性：一方面，创伤影响常常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存在于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正承袭和重演着上一代的心理伤痛；另一方面，父权家庭的层级结构和既定规范为这种传递提供了温床。未愈合的创伤透过以下途径渗入下一代生活，并获得“合法化”的地位：

• 家庭结构：父权家庭强调长幼尊卑和父权权威，这种权力结构可能掩盖了不健康的互动模式。例如，父亲或长辈如果因自身童年受虐而表现出控制欲或攻击性，家庭成员可能将其视为正常的“严厉管教”而逆来顺受，反而忽视其中蕴含的创伤延续。

• 教养方式：教育子女的方式往往继承自上一代的经验。如果上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情感冷漠或体罚，他们成年后可能在无意识中以类似方式抚育子女。这些做法因在家庭中世代相传而被包装为“为你好”的传统，例如通过严厉惩戒来培养孩子，实际上却将心理伤害合理化。

• 文化规范：更广泛的文化与社会规范也会强化创伤的隐性传递。父权文化中常见的羞耻感和沉默氛围，使得创伤经历难以在家庭中被讨论和正视。比如受害者责备的观念在一些社会根深蒂固，女性若遭受家庭暴力或虐待，往往被归咎于“不够顺从”或“自找的”。这种观念让受害者及其子女选择隐忍、压抑创伤，并将不平等对待视作正常，从而在价值观层面巩固了创伤性模式的延续。

大量研究支持上述机制。Abi Rached等人的研究表明，父权式的教养风格（例如父母存在情感虐待倾向）会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深远影响，使儿童更容易发展出未解决的心理创伤，并在性别态度上出现偏差。具体而言，在父权家庭中成长的子女（尤其女性）更可能经历情感上的创伤伤害，而这些创伤若未被处理，往往潜伏于其人格与日后的关系模式中 (Abi Rached et al., 2021)。这种情况下，原生家庭的创伤不仅以情绪和行为问题体现于下一代身上，还可能促成性别不平等观念的代际相传。例如，该研究发现父权制下的情感虐待与女性日后遭遇创伤症状显著相关，同时也助长了男性对敌意性性别歧视的认同。这意味着，创伤与偏见交织成为一种“家风”：子女在耳濡目染中将父权文化中的有害模式当作惯例，如此一来，上一代的心理创伤及其附带的偏见就被当作正常的价值观而延续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代际传递常常通过“解离”等心理机制而发生隐性作用。解离（dissociation）指个体在遭受巨大精神痛苦时，将创伤记忆或情绪与意识分隔开来的一种心理应对方式。Salter等人（2025）的研究指出，在父权制容忍性别暴力的环境中，解离扮演了创伤跨代传播的关键角色。他们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分析发现，当家庭或社区对虐待和暴力选择集体失忆或缄默时（即形成一种“解离性共同体”），受害者别无他法，只能在个人层面采用解离来应对痛苦。这种个体解离（如对虐待视而不见、情感隔离等）表面上让受害者得以生存下去，但同时也意味着创伤未被真正解决，只是被雪藏起来。更严重的是，社区和制度层面的否认态度会迫使更多家庭成员压抑创伤，从而维系了集体层面的创伤失认。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创伤经验因为无人正式承认或处理，继续在家庭内部暗中作祟：孩子们察觉到暴力或心理创痛却学会对此缄口不言、习以为常，这极大地提高了他们未来重蹈覆辙的风险。正如该研究者所言，如果不打破这种个体与集体解离的辩证关系，家庭和社会就会继续回避创伤的存在，进而让下一代处于相同的伤害之中 (Salter et al., 2025)。

以澳大利亚的一项代际创伤案例研究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机制的运作。Salter等人（2025）报道了两位澳大利亚女性（化名Kylie和Louise）的三代家庭创伤史。这两位女性的生命历程惊人地相似：她们童年时期都在父权制家庭中遭受严重虐待（包括身体或性虐待），成年后又卷入了伴侣暴力等创伤情境，随后她们的子女也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虐待或情感忽视。例如，Kylie自述出生在充斥家庭暴力的环境——母亲长期被父亲殴打，而她本人从小遭到父亲的肢体和言语虐待。父母分离后，年幼的Kylie由父亲独自抚养，不幸的是更严重的性侵犯随之而来。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Kylie逐渐习得了“与痛苦分离”的生存策略：她童年时期曾试图将自己的感受与遭遇隔断，以致于回忆中“仿佛这一切从未发生”，但实际上正如她后来认识到的，那些创伤早已“嵌入了我的人格底色”。由于孩提时代的伤痛从未被外界承认或干预，Kylie成年后沿袭了创伤模式——她嫁给了一位有暴力倾向的男性，“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再次陷入男性施虐者的掌控”。更令人痛心的是，她的父亲在此期间仍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Kylie出于一种扭曲的孝顺心理，成年后仍试图取悦父亲。然而，这也让她的两个孩子置于危险之中：多年后，Kylie震惊地发现，她的孩子也遭到了外祖父（即Kylie的父亲）的性侵。这意味着Kylie儿时未解的创伤，直接延伸伤害到了第三代。面对这残酷的事实，家庭内部原本压抑的矛盾才集中爆发——Kylie的丈夫与父亲发生正面冲突，父亲最终选择自杀结束了这一切。然而，创伤的阴影并未就此烟消云散：Kylie因为内疚和长期的心理创痛，日后饱受严重的抑郁和自杀念头困扰，其子女也一度与她关系疏离。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父权家庭中的暴力和虐待如何跨越三代人重演：祖父对母亲和孙辈的伤害、母亲所经历的亲密伴侣暴力、子女童年在充满创伤的环境中成长——一系列事件织成了一个封闭循环。其中每一环节的创伤都没有得到及时充分的处理，反而被家庭成员以各种方式正常化：祖母一代（Kylie的母亲）选择隐忍丈夫的暴行，潜移默化中让女儿接受了“家庭暴力是生活常态”这一观念；母亲一代（Kylie）为了生存而压抑痛苦、对外维持家庭完整，结果纵容了父辈继续施虐，也使自己的孩子缺乏保护。正如Kylie所言，当时她以为“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因为从童年起她所见的家庭模式就是如此。这种根深蒂固的正常化使创伤行为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难以被察觉和质疑。如果不是后来的真相揭露和冲突爆发，这一家族的创伤循环或许会一直延续下去，并被后人视作“我们家的相处之道”。

这一案例同时也透露出希望的契机：虽然创伤深重，Kylie最终在与孙辈的互动中开始尝试打破循环。她将照料外孙女视为生命中新的寄托，通过给予孙辈安全感和关爱，来弥补和矫正上一代人所受的伤害。研究者指出，Kylie对孙女的深厚情感恰恰构成了对其父亲当年虐待行为的反向回应——通过跨代的关爱来平息创伤，而非像其父亲那样将创伤继续施加到下一代。这说明，即使创伤在父权家庭中被长期合法化为“传统”，代际复制的轨迹也非不可改变。一旦家庭成员中的某一代人意识到隐性创伤的存在并决心加以修复，原先被遮蔽的创伤就有机会被显露、质疑，从而阻断其作为“家风”的延续。

综上，在父权家庭结构下，未愈合的心理创伤往往通过隐性且结构化的途径传递给下一代。这种传递使创伤行为和由其衍生的态度逐渐正常化，仿佛是家庭的“传统”或固有文化。在代际循环中，创伤不仅作为个人的心理问题存在，而且深深嵌入家庭组织和性别秩序之中。只有当我们正视并打破这些隐蔽的传承机制，质疑所谓“家风”背后的伤痛来源，才能真正阻断创伤的跨代复制，使家庭走出父权创伤的阴影。

四、全球共性——父权结构下创伤模式的跨文化一致性

全球不同文化中，父权制社会结构普遍带来了相似的心理创伤机制。无论社会使用何种语言或拥有何种习俗，重男轻女的性别不平等、严格的家庭等级制以及对女性自主的文化压抑等因素，都在不同社会中以不同形式出现，却产生着惊人一致的心理后果。研究者指出，父权制下的权力不平衡往往伴随控制和压迫，这种长期的结构性压力会对心理发展造成有害影响，并引发持久的精神健康问题 (Gupta et al., 2023)。换言之，从家庭到社会各层面，父权文化中的支配与服从模式会导致女性普遍经历类似的创伤反应，如焦虑、抑郁、低自尊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

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创伤模式的一致性。例如，White（2015）的系统综述比较了不同国家的亲密伴侣暴力与抑郁症状，结果发现：无论文化背景如何，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女性均更容易出现抑郁等心理创伤症状，各国研究虽报告的具体效应大小有所差异，但方向高度一致 (White & Satyen, 2015)。这一发现表明，在父权结构下，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会跨越文化地带来类似的心理后果，女性受害者普遍经历抑郁、创伤焦虑等问题。类似地，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的全球调查也表明，近三分之一的女性一生中遭受过配偶暴力，其心理和情感伤害具有普遍性。这些证据支持这样一个观点：父权制社会中的暴力和压迫，无论发生在何种文化，都对女性心理健康造成同质性的负面影响。

从宏观视角来看，全球价值观调查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传统父权价值观在各文化中具有惊人的持续性和相似影响。“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数据显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公众仍然普遍认同诸如“服从长辈和男性权威”以及“强调家庭父权权威”等传统观念 (World Values Survey, 2022)。这些传统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并与性别不平等和创伤状况显著相关联。文化比较研究者发现，持传统父权观念比例较高的社会往往在教育、就业、政治等领域表现出更大的性别不平等，同时也往往报告更高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和女性心理健康问题 (Inglehart & Norris, 2003)。换言之，社会层面的父权价值观与微观层面的创伤后果之间存在相关：在高度强调男性主导和女性顺从的文化中，女性更容易处于弱势地位，并经历暴力伤害和心理创伤。

下面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区域，作为案例说明不同社会中父权制如何通过不同机制造成创伤。这些实例横跨从传统父权色彩浓厚的社会到相对平等的社会，显示出父权结构对女性福祉的影响具有全球共性。

1、中东地区：荣誉文化与女性创伤

在中东地区，父权制通过独特的“荣誉文化”和法律制度对女性造成深刻影响。在许多中东社会，男性被赋予对女性的监护权和决策权，家庭荣誉往往系于女性的行为之上。这种文化压力导致女性从年轻时起便生活在严格的性别规范下，一旦被认为“有辱家门”，就可能遭受严厉惩罚。在法律和习俗的双重约束下，中东女性常面对有限的自主权，例如需要男性监护人许可才能接受教育、就业或出行。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使得家庭内部的暴力和控制行为被某些人视为维护荣誉的手段，导致亲密伴侣暴力在该地区较为普遍。研究显示，中东国家报告的家庭暴力发生率在全球居高不下，女性受害者由此产生的心理创伤问题十分严峻。例如一项沙特阿拉伯的研究发现，经历家庭暴力的女性表现出显著更高程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生活质量明显下降。该研究进一步指出，在样本中家庭暴力是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的强力预测因素 (Al-Shahrani & Hammad, 2025)。可见，中东地区深植于父权和荣誉观念的社会结构，使许多女性长期处于暴力威胁之下，进而造成广泛的心理创伤。

2、南亚地区：家庭等级制与女性压迫

南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传统，以严格的家庭等级和性别角色来约束女性的人生。该地区许多社会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女性从出生起就被赋予次等地位，个人价值往往系于妻母等家庭角色的履行。诸如印度的嫁妆习俗、宗族长辈对婚姻的决定权，以及普遍的重男轻女观念，都反映出南亚父权文化对女性自主的压抑。在这种背景下，女性常常缺乏经济和情感上的独立，一生的重大决定权多掌握在男性亲属手中。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自我表达和人生选择，也使得针对女性的暴力和虐待行为易于被容忍或隐瞒。研究表明，南亚地区的女性普遍承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这对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Niaz和Hassan（2006）的综述指出，南亚的显著性别歧视使女性被视为“二等公民”，她们的行动自由、自尊和身份认同都受男性控制，缺乏权力和经济依靠迫使女性顺从于父权规范，并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 (Niaz & Hassan, 2006)。在一些南亚国家，大约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已婚女性曾遭受配偶身体或心理虐待，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女性自杀率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些数据背后的机制，正是父权制在家庭中的极端体现：女性为了家庭名誉和生存不得不隐忍暴力，从而积累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并可能代际相传。

3、拉丁美洲：大男子主义文化与暴力循环

拉丁美洲地区以盛行的“大男子主义”文化（Machismo）而闻名，这是一种强调男性权威和支配地位的父权传统，对女性造成的创伤尤为突出。在许多拉丁美洲社会，男性自幼被鼓励展现阳刚和强势，而女性则被期望温顺贞顺、以家庭为重。这种文化氛围常常使得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嫉妒行为被正常化，家庭中的暴力时有发生却缺乏足够的社会谴责。许多女性由于经济和社会压力，被迫留在有虐待的关系中，形成暴力的循环。拉美国家由此出现了全球最高的女性被配偶杀害率（女性命案），若干国家的女性被害率高居世界前列，引发国际关注。以多米尼加共和国为例，2021年其每10万名女性中有2.7人被杀害，属拉美地区女性命案率第二高的国家。这些惨痛数字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失衡和制度性有罪不罚。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女性往往从小目睹并内化男性优越、女性服从的观念，因而成年后更容易陷入相似的支配－服从关系。据报道，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即使法律和女权运动有所进步，但受害女性出于对经济困境、家庭声誉及子女的考虑，仍难以逃离虐待关系 (Auwarter, 2023)。大男子主义文化带来的权力不对等不仅直接导致身体和性暴力，也通过情感操纵和经济控制对女性施加长期心理伤害。受害女性常罹患严重的心理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和绝望感，甚至在逃离暴力后仍长期承受心理阴影。拉丁美洲的例子清晰地表明，父权制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如何将暴力正常化，并造成女性群体跨世代的深重创伤。

4、北欧地区：高度平等社会中的“北欧悖论”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以性别平等著称的北欧国家，父权制遗留的影响依然可以造成创伤现象。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被称为“北欧悖论”（Nordic Paradox）：这些国家在经济、教育和政治等领域的男女平等指数全球领先，但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率并未像人们预期那样低，某些调查中甚至与一些性别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相当或更高 (Gracia & Merlo, 2016)。例如，瑞典和芬兰等国报告的妇女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终生患病率与南欧某些国家相近，有时还略高，这让研究者深感困惑。学者分析认为，这一悖论可能源于多方面因素。其中一种观点指出，在倡导平权的社会里，男性对传统角色转变产生的抵触和身份危机可能导致暴力反弹；此外，高举报率和更健全的记录系统也可能使北欧国家看起来暴力发生率较高。尽管原因复杂，北欧悖论提醒我们：父权制的影响可以隐性地存在于文化深处，即使在表面平等的社会，女性仍可能面对来自伴侣的隐蔽控制或暴力。当这类暴力发生时，女性同样会经历严重的心理创伤，包括焦虑、抑郁以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只是许多人可能在平等文化的压力下更不愿公开求助。北欧的案例说明，消除法律和经济层面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父权制影响彻底消失，创伤模式在不同社会中可能以更隐蔽的形式持续存在。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强调家庭荣誉的中东、奉行男性至上的南亚、充斥大男子主义的拉美，还是在推行性别平等的北欧社会，父权结构下的创伤模式都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性别不平等和男性权力垄断所导致的暴力、压迫，会以各自文化特有的方式表达，但对女性身心健康的伤害却是相似的。这种全球共性提醒我们，关注和应对父权制对心理创伤的影响需要跨文化的视野和合作。只有正视深植于文化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因素，推动全球范围的价值观转变和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减少女性所承受的隐性和显性的创伤负担。

五、父权结构如何影响所有成员，包括男性

父权制社会虽然在表面上赋予男性较高的社会权力和特权，但其对男性自身也造成深刻的心理创伤。全球视角的心理学与性别研究表明，生活在父权文化中的男性往往被迫遵循刻板的“男性气质”标准，从小在情感表达和角色行为上受到严格规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8）。例如，男孩被灌输“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观念，若表现出敏感或脆弱就可能遭受嘲笑和欺凌，从而学会压抑情绪、否认脆弱，以迎合社会对“男子汉”的期待 (Gupta et al., 2023)。父权文化强化了一系列典型的“男性气质”规范，包括：

• 情绪压抑：要求男性隐忍情感，不轻易哭泣或表露伤心，使他们难以健康地宣泄情绪；

• 否认脆弱：强调男人必须坚强独立，拒绝承认自身任何软弱或需要帮助的时刻；

• 回避亲密：鼓励男子追求权力和竞争，避免在关系中展现柔情和亲密，以免被视作“不够男人”。

这些被视为“阳刚”的标准严重束缚了男性的情感发展和角色定位。研究发现，许多男性因长期情感压抑而出现情绪发展受阻的迹象，导致成年后难以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Gupta et al., 2023)。由于害怕偏离男性角色期望，男性往往选择用愤怒、冒险等外在行为来替代情感表达，形成一种自我否定和内在隔离。Wong等人（2017）的元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这种模式：高度认同传统男性规范的男性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较差，表现出更高的抑郁和压力水平，同时对寻求心理帮助持更负面的态度 (Wong et al., 2017)。换言之，父权文化塑造的“坚强男性”神话使许多男性不敢寻求支持，在心理困境中孤立无援。其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男性群体的高自杀率便是警示之一。数据显示全球男性自杀率长期高于女性，截至2021年男性自杀率约为女性的两倍以上（Eggenberger et al., 2024）。一项针对男性传统观念的研究发现，那些极力迎合传统刚强、自立形象的男性，自杀企图风险是其他男性的两倍有余 (Eggenberger et al., 2024)。可见，在父权制定义的阳刚规范下，男性被迫以压抑自我的方式来换取所谓身份认同，这种内在冲突积累的创伤后果不容忽视。

值得强调的是，父权文化对LGBTQ+男性和非顺性别者造成了更为特殊和沉重的心理伤害。父权制将异性恋的、顺性别的男性形象视为规范，这使得任何性倾向或性别身份的“偏离”都可能受到惩罚和污名。在这种异性恋正统观念下，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常被贴上“不够男人”的标签，饱受歧视和嘲讽。这不仅来自社会舆论，也往往发生在家庭内部。当男性青少年向家庭透露性少数身份时，可能面临剧烈的家庭排斥。心理学研究明确揭示了家庭拒绝对LGB群体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影响：Ryan等人（2009）的调查显示，青春期遭受高程度家庭排斥的同性恋/双性恋青年，其成年后尝试自杀的概率是家庭接受者的8.4倍，重度抑郁的风险高出近6倍 (Ryan et al., 2009)。由此可见，来自父母的否定和驱逐会在LGBTQ+男性心中种下深深的自我羞耻和绝望感。这种由父权异性恋规范导致的内在化羞耻（internalized shame）在心理学上被证明会增加抑郁、焦虑等问题的发生率 (Meyer, 2003)。同时，父权文化鼓动的恐同和跨性别歧视使LGBTQ+群体长期处于暴力威胁之下。许多国家至今充斥针对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仇恨犯罪，后者往往成为男性维护“传统男子气概”时的攻击目标。这种持续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加剧了性少数人群的心理创伤反应，包括创伤后应激和慢性焦虑 (Meyer, 2003)。以跨性别群体为例，极端的社会排斥和暴力使其经历了令人震惊的心理创痛——美国一项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大约40%的跨性别者曾有过自杀尝试 (James et al., 2016)。如此高的比例正是源于父权异性恋规范对非顺性别者的系统性打压：他们从家庭、学校到职场均可能遭受欺凌和暴力，生存处境充满威胁和不确定性。这种无所不在的压力环境导致许多跨性别者出现严重的自我否定、抑郁甚至绝望倾向，其心理健康亟需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综上所述，创伤并非某一群体的“专属”现象，而是父权制结构性压迫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的广泛问题。父权文化通过扭曲的性别规范束缚了所有性别和身份的人：它压抑女性和少数性别者的权利与发展，也以看不见的方式伤害着男性自身。正如女权主义理论家hooks（2004）所指出的，父权制教导男性压抑情感、抗拒亲密，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真实自我的一部分，导致深层的情感孤绝与痛苦 (hooks, 2004)。因此，我们不能将父权带来的心理创伤视作某个性别或群体独有的问题；相反，它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性创伤。只有正视父权结构对所有成员——无论男女、顺性别或跨性别、异性恋或性少数——的伤害，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性别压迫的全貌，并共同寻求改变。建立一个更平等和包容的社会文化，将有助于治愈这些创伤，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健康地发展自身的情感与身份。

六、结论

父权制家庭的等级结构往往以权力高度集中于父亲为特征，并要求家庭成员对权威无条件服从。在这种结构层面上，父亲（或男性长辈）在家庭中占据支配地位，女性及子女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被视为家庭的正常秩序，但研究表明它显著提高了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遭受心理创伤的风险 (Rached et al., 2021)。严厉控制和压制情感的父权式教养虽然被合理化为维持秩序所需，但往往导致儿童产生持久的心理伤痕和发展困扰 (Rached et al., 2021)。

在机制层面，父权家庭中的心理创伤并非源自个别偶发事件，而是通过日常互动机制不断累积。羞辱、贬低、情感剥夺等手段经常被用来确保从属者服从权威，这些看似平常的相处模式事实上维系着父权制的权力秩序 (Gupta et al., 2023)。例如，有研究指出，在某些文化环境中，女孩从小若违背父权规范便会遭受精神惩戒，被灌输羞耻感和内疚感，导致自我价值被系统性地贬低 (Rached et al., 2021)。这些日常化的情感虐待手段不仅造成直接伤害，还强化了受害者对支配关系的服从和接受，从而巩固父权结构的延续。

在代际层面，父权制环境下产生的心理创伤通过隐性的方式在世代间复制。家庭的教养方式、家风传承以及日常情感互动都会成为创伤传递的载体，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无形中继承上一代的心理伤痛 (Rached et al., 2021; Forner, 2023)。这种创伤延续常常伪装为“传统”或“家教”，因而难以被识别和打破。与此同时，从全球视角来看，尽管不同社会中父权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文化而异，其导致的心理创伤却具有高度共性。跨文化研究显示，父权制社会的结构性压迫在世界各地都伴随相似的心理后果，例如女性普遍面临的创伤后应激、抑郁和焦虑，以及性少数群体遭受的排斥与心理痛苦 (Gupta et al., 2023)。换言之，无论地域文化如何差异，只要父权制的权力结构存在，其对心理健康的破坏性影响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父权规范对所有性别和身份群体的成员都有深远影响，并非仅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男性同样受到父权制男子气概规范的束缚——社会自幼要求男孩压抑情感、崇尚强硬，这导致许多男性成年后表现出情感发育受阻、压力水平高企等心理健康问题 (Gupta et al., 2023)。同样地，LGBTQ+群体由于违背传统性别期待而经常遭遇污名化、排斥和暴力，其心理创伤发生率亦显著升高 (Gupta et al., 2023)。因此，父权制诱发的心理创伤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并非某一群体所独有——它影响着家庭内外的所有成员。

综上所述，如果不从根本上解构父权制的家庭与社会结构，而仅依赖个案式的心理干预来应对创伤，其效果将十分有限。父权制造成的创伤具有结构性根源和代际传播的特点，孤立的个体治疗难以触及深层的制度成因。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父母代际相传的父权式管教模式不被打破，创伤和性别不平等就会持续复制下去 (Rached et al., 2021)。要有效阻止这种创伤的代际传递，社会必须直面并变革孕育创伤的父权结构，否则创伤将继续作为一种“制度性遗产”隐性地延续下去。

未来的创伤干预需要采取多层次的综合策略，包括教育改革、心理健康倡导以及制度结构的变革。首先，在教育层面，应更新家庭和学校教育内容，摒弃父权制的陈旧观念，培养平等、尊重和情感健康的价值观，以削弱代际传递创伤的文化土壤。其次，在心理健康层面，倡导创伤知情的公共卫生策略，提高大众对心理创伤的认识，鼓励多样群体寻求帮助，并在治疗中考虑文化和结构因素对创伤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制度层面，需要推进法律和政策改革以保障性别平等和少数群体权益，在组织和社区层面建立对权力滥用的监督机制，从根本上削弱父权制结构对个人的压迫 (Forner, 2023)。只有教育、医疗和制度同步发力，朝着去父权化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方向持续推进，才能逐步缓解并预防结构性心理创伤，避免创伤经验在家庭和社会中代际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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