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中国沃尔玛工人运动为什么失败：三大最重要原因（写于2017年初）

按：本文是【2016-2017沃工运资料合集】这一资料集的18篇材料之一、第一部分“2016-2017沃工运资料合集”的主要材料之一。可以视为《2016年沃尔玛工人为什么没能组织起来维权》这篇文章的精简版。发表于2017年2月14日。文中粗体标记是今天加上的。
（2025年5月31日凌晨1:20上传）


按：本文节选自《2016年沃尔玛工人为什么没能组织起来维权》最重要的核心主干部分（约占原文一半篇幅）。除有错别字订正及部分删简，以及根据《致歉及订正》的删简外，没有其他任何改动。（工评社，2017-2-14）

要回答「2016年沃尔玛工人什么没能组织起来维权」，当然就不能回避主流劳工界大佬的所作所为和事后总结，但我们必须客观的首先从沃尔玛工人运动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沃尔玛大多数工人与大多数工人积极分子本身开始反思失利挫折的原因，从而展开论及影响沃尔玛工人的其他方面（工人相关的劳工界力量、乃至政府及其工会，甚至包括本社在内的长期关注工运的舆论/个人也都有检讨反思之处）。此外前不久本社协作者也在珠三角一带与一些沃尔玛积极工友有所交流，增进了本社对工人方面的反思和探讨——当然这方面的反思和探讨是目前最缺乏的，本篇回顾也许只是公开的开一个头，所以希望本文不止是对分裂势力的总结回击，更想要重启沃尔玛工人的反思。

沃尔玛工人抵制综合工时制为何没发展成有组织的集体维权？真正的原因，按重要性的顺序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

1）沃尔玛工人自身：在争取权益意识和行动上的主客观方面都还很欠缺或者参差不齐。

2）沃尔玛工人积极分子的策略方面：劳工界分裂势力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系列根本不切实际、也根本无法实行的策略，而工人积极分子本身也未能公开提出足以把握局面的斗争策略，结果很多人实际上陷入各自为战、甚至茫然无为的状态，由此被劳工界分裂势力卷入无休止的内斗中，错失了关键时刻争取和动员工人的机会。

3）沃尔玛工人积极分子的团结意识方面：一方面是劳工界分裂势力雇佣安插在沃尔玛工运中的工人积极分子王时树大搞分裂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是其他工人积极分子（包括联谊会积极分子在内）在意识方面的糊涂、轻信、软弱。

4）面对分裂势力疯狂捣乱，劳工界不同意见者：均未能及时澄清真相拨乱指正、或者事后才公开批评、批评力度也远远不够，这又有一些主客观原因需要检讨。

5）官方工会等政府相关部门：在2016年夏天先是表态支持抵制综合工时制忽悠工人，后是严厉警告维权组织者，12.3劳工NGO案以来的整个政策环境更是对一切工人组织都越发不利，也给实际组织者和工人积极分子造成了一定压力。

其中前三项原因是最重要的，即沃尔玛工人自身和工人积极分子自身的原因，后两项原因也重要但相对次要，虽然也关联密切但属于外部因素。之所以说是相对次要，因为即使从事后看来这两个原因都没有影响到前几个原因，例如，即使政府对工运压力空前加大，可实际上2016年6、7月沃尔玛工人维权高潮时不但没有成功遏制工人积极分子的维权斗争势头，而且春风服务部张治儒、王江松等人反而显示出近几年来罕见的特别活跃，根本没有顾及维权工友可能受打压的风险，根本没有把政府压力当回事；又例如，即使在7月底以后有本社协作者所支持的反对分裂势力的斗争，即使我们协作者已尽了最大努力试图抵抗、反击分裂势力的猖狂分裂破坏活动，但实际效果仍然十分有限，分裂势力仍然极为强势和活跃，甚至分裂势力幕后主使之一王江松在8月19日的公开演讲中进一步诋毁抹黑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变本加厉分裂破坏沃尔玛工人维权。这些事例说明劳工界的一些批评声以及政府压力都是相对次要因素。

3大多数沃尔玛工人在维权意识上的欠缺薄弱和参差不齐

具体来说，最首先要考虑的是沃尔玛工人自身方面的问题：在2016年6、7月时，全国多个沃尔玛门店已各自出现了一些在思想意识和言论上积极热心维权的工人，尤以深圳（大约三四家店）、南昌（两个店）一些门店的积极工人较多，但是其他门店大多数工人还只是自发聚集起来抵制综合工时制，对于维权乃至组织起来暂时还没有更多想法；此外是局部地区少数门店：最先是6月份深圳沃尔玛一些积极工人集体投诉和上访，各地工友通过联谊会网络平台的互相感染和支持下，7月初南昌沃尔玛工人率先直接行动、接连两家店罢工，紧接着万里之外的四川成都和黑龙江哈尔滨也出现了零星的集体行动。换句话说，当少数门店出现迅猛的集体行动势头的时候，沃尔玛其他绝大多数门店工人要么还暂时在自发抵制、第一次学习着与资方强推工时改革做集体斗争、或者积极工人还迫切需要争取启发身边同事维权意识的工运孵化阶段。

一位珠三角地区（非深圳）的沃尔玛在职工人积极分子告诉本社，当时她们店乃至管理层里都有几个积极抵制综合工时制的人，工人也都很反感综合工时制，以至资方至今不敢推行综合工时制，但是大多数工人都还没有很清楚的争取维护权益的意识，更谈不上团结组织起来维权了。

根据一位深圳沃尔玛在职工人积极分子的回顾，当2016年6月份各门店一些积极工友上访投诉时，遭到资方越来越大压力，当工人应对资方、劳动部门、官方工会等各方面动作时的每一步维权行动，乃至碰到每一个劳动权益法律疑惑时，大家都非常渴求得到解答，即使当时冲在最前的工人积极分子都是在不断交流学习的过程中。

此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差异：当时沃尔玛资方逼迫员工签名强推综合工时制最猛烈的地方就是深圳，既因为深圳作为沃尔玛总部所在地有首先推行的考虑，也因为沃尔玛资方顾忌深圳较多积极维权工人，由于沃尔玛这种最猛烈的逼迫工人强推综合工时制，也就导致了深圳成为当时维权活动走得最前、工人抵制舆论和议论最热烈的区域。然而，深圳沃尔玛门店由于都是外来工占主体，与内地城市（例如南昌）沃尔玛门店工人多是本地居民的情况不同，深圳沃尔玛工人的现实顾虑更多，也更难形成集体行动。

正是大多数抵制综合工时制的沃尔玛工人的维权意识还很欠缺或者参差不齐的状况上述问题，从总体上制约了维权的水平，这才是「没能组织起来维权」的根本原因。

4斗争策略问题——沃尔玛工人没能组织起来维权的关键原因

但是，工人自身维权意识暂时薄弱或者参差不齐都不是致命的。如果假以时日，给工人更多自我学习交流成长的时间和机会，尤其是各店工人积极分子如果能够抓住时机教育和争取身边同事，并且根据各店不同情况、在各店之间形成串联配合之势，完全有可能一边启发教育提升工人维权意识，一边唤起更多工人行动起来，两者并不矛盾或非要按部就班的来，而是可以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所以，在7月初「沃尔玛工人维权运动首次浮出水面」的时候（参见2016年7月1日工评社协作者发布报道对当时形势的总体判断），各店工人积极分子方面如何争取和组织动员工人——也就是整个维权运动的斗争策略问题——就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掌握着丰厚资金、人才、舆论资源的劳工界分裂势力通过他们早已雇佣安插在沃尔玛工运的工人积极分子，一开始就赢得在沃尔玛工运里的积极影响，在7月初一开始就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冒险投机策略，许多工人都可以感觉到这些策略根本不切实际、也根本难以实行，但由于积极分子自身的策略还没有足够成熟、未能公开提出来团结工友，因而暂时较大程度仍是各自为战，乃至给了分裂势力可乘之机。

真正已经凸显的策略争议至少有四点：

【①行动策略】：现实中的工人行动往往能够直接有力的促成工人组织，而劳工界主流团队最推崇的「集体谈判」都是以中止工人行动为前提。

一个致命的例子就是在2016年7月1日南昌沃尔玛5782店开始罢工后不久，第二天就有劳维律师段毅跑到5782店打出联谊会的旗号、自称是联谊会委托的律师劝工人停止罢工，让他们转向集体谈判或者集体仲裁，并称联谊会的律师会为他们的谈判或仲裁提供支持。结果率先打响罢工第一枪的5782店工人只坚持了三天就复工了。后继受到激发的其他地方集体行动没多久也消停下来。这个例子反映了致命的行动策略，它实质是拖住了工人运动。而这种致命的行动策略是劳工界主流团队一贯的集体谈判战略所决定的。

在2013年10月11日番禺打工族、深圳春风、劳维律所等七家劳工机构订立的《劳资集体谈判守则》第29条、第47条均规定指出：集体谈判启动后、进行中，员工都不能再罢工，并有多个条款严格限制谈判「出现僵局」而发生罢工的情况。

其实，集体谈判与工人直接行动并不一定是这样互相排斥的关系，只是主流劳工界出于劳资平衡、劳资妥协、劳资和谐的考虑，过去一直把集体谈判作为工人直接行动争取权益的替代品；但一般的工人积极分子从争取工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正是围绕着工人行动（不一定是罢工，也包括其他形式的集体维权活动）逐渐发展骨干分子和组织网络，而且联谊会的一些积极分子也支持集体谈判，但他们认为正是要以强大的工人行动为筹码，才能迫使资方坐到谈判桌前。然而在2016年7月罢工仅仅刚开始，工人积极分子最能够借以发展工人组织的这种工人行动，就被劳工界主流路线葬送掉了。

【②核心组织策略】：2016年5月沃尔玛工人抵制综合工时制斗争以来一直以沃尔玛工人自己为主体（以联谊会这种自组织网络平台为核心）、以劳工NGO为辅，而劳工界分裂势力的方案实质就是以NGO架空、乃至直接取代联谊会，然后建立完全受NGO控制的所谓工人组织。

即使根据主流劳工界自己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判断，这也是违背原则的——这种以NGO强行取代工人自己组织的做法，直接违背了分裂势力幕后主使之一王江松自己创建的「劳工研究群」群规第一条。

劳工界分裂势力自己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更知道很多人对他们这种赤裸裸的野蛮抢夺深恶痛绝，所以事后无数次歪曲事实造谣诬蔑联谊会是「坚决抵抗任何外部力量」，诬蔑说联谊会抵制一切有境外资金背景的NGO，丑化抹黑联谊会；凸显标榜出他们分裂势力（春风服务部张治儒、王江松等人）才是中国劳工界的权威代表，意思是排斥王江松和张治儒就等于排斥全中国劳工界。但他们的这些抹黑和丑化，这些造谣和诋毁，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早在2016年7月7日沃尔玛中国员工联谊会署名张利亚、张军的《紧急声明》就旗帜鲜明地宣告说：「联谊会继续奉行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更倡导沃尔玛中国员工走独立自主的的维权发展道路。联谊会欢迎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沃尔玛员工事业的声援和支持，但是不欢迎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沃尔玛员工维权事业的主导和高调介入。」——而且联谊会不仅这样声明，也一直保持着与一些劳工NGO工作者的联系。

【③扩展组织的策略】：联谊会是根据实际斗争的发展逐渐培养和储备适合做组织的人才、自下而上地逐渐发展工人自我组织，而劳工界分裂势力是要自上而下一举建立起全国统一、完备齐全的从门店到城市到地区的所谓全国三级组织框架。

在2016年5月沃尔玛工人抵制综合工时制的斗争以来，是在唤起工人觉醒的过程中和抵制综合工时制、反抗强制签名这些具体斗争中，注意争取和吸收从工人中出现的积极分子，更多是发挥启发、催化、交流、联络的作用。联谊会承认自己只是沃尔玛工人自己组织的一种网络平台，但还没有发展成为真正意义的工人组织——这完全是一种实事求是、客观估计形势的态度——但联谊会这样的诚实态度不等于拒绝工人组织化，而是根据实际斗争的发展逐渐培养和储备适合做组织的人才、自下而上地逐渐发展工人自我组织，并且很注意保护工人积极分子、避免过早暴露。

但2016年7月初劳工界分裂势力高调强势介入后提出：首先挑选出各地30多个员工维权积极分子搞一个所谓的「民主票决」，组成一个据它自己宣称要「统一协调和指导全国沃尔玛工人维权行动……形成全国统一的动员和指挥体系」的协调小组，然后再由各门店、各城市推荐积极分子各自组成协调小组，再协助组建各门店的员工委员会，创建与各组织对应的QQ群，也就是形成所谓全国三级组织框架，最终市级的、门店的这些工人组织都由那个首先搞出的十几个所谓「民选」代表来「协调」，最终，「通过互联网平台完成集体维权行动中的全国性组织框架，形成全国统一的动员和指挥体系」（全部引自「协调小组」当时公开的相关文件，详见新青年专辑【2016年6～8月中国沃尔玛工运分裂冲突事件】）。分裂势力的理由是这样的做法「更专业」，更能组织工人。

但分裂势力的这个组织方案问题重重：1）完全不适合当时大多数沃尔玛工人的基本维权意识都还有待提升的运动孵化阶段状况，用人为的制度设计来拔苗助长，结果必然引起相当部分工人的不理解和本能反感；

2）极其高调的组织框架，完全不考虑空前严峻的国内政策环境，完全不考虑工人积极分子面临压力风险的人身安危；

3）该方案完全是自上而下，投票看似民主，打着沃尔玛工人大旗的「协调小组」决策和人员推选都高度集权在几个劳工界大佬手上（最初2016-7-21版本的5人选举委员会4个是劳工界人员：王江松、张治儒、陈辉海、郑恩锋，另一人虽是沃尔玛工人但也是王江松铁杆粉丝梁银英）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样高度集权、又根本没有相应意识水平群众基础的大张旗鼓组织方案，即使没有任何人做出公开批评，在现实中也根本无法实行，这才是劳工界分裂势力在2016年7、8月之后渐渐没了声势的根本原因。而不是因为有少数人顽强抵制和反击才导致分裂势力消停下去（本社协作者秋火特注：这一点特别需要向大家指出来，因为无论是分裂势力方面，还是同情支持我们反分裂斗争的工友方面，都夸大了我们的影响，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既不切实际、也就根本实行不了的策略才是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

【④动员策略（诉求方案）】：联谊会的核心诉求始终是抵制资方强推综合工时制，并且在适当时机和场合提出重整工会，但劳工界分裂势力提出了一系列很激进的经济诉求——例如为被解雇工人代表争取3倍赔偿要求、涨薪20％或以上、今后工资每年增长15%以上。

劳工界分裂势力的这些很激进的经济诉求几乎照搬了、其实是延续了2013年以来的广东工厂工人斗争的经济诉求，当时经济还有一定的上升劲头，从2010年开始工人斗争一直是以加薪或争取更多补偿金为主题。但是分裂势力针对2016年沃尔玛工人斗争提出的这些经济诉求，既没有考虑沃尔玛本身的实际情况根本难以争取加薪，更没有考虑到大形势也不利于工人斗争提出这样大幅度的主动加薪目标。

这些根本不符合实际的诉求，也就根本没有可以操作的空间，无从推行，也动员不了工人。其结果，与上述组织策略一样，因为根本就没法在沃尔玛工人中推行，一开始就注定了分裂势力在实际组织和动员工人的必然失败。

5面对劳工界分裂势力冒险投机活动，

沃尔玛工人积极分子的糊涂、轻信、软弱

面对策略错误并且疯狂冒险搞分裂活动，工人积极分子是怎么做的？

一方面是劳工界分裂势力「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早已雇佣安插在沃尔玛工运中的维权积极分子王时树，一改之前与同在联谊会平台其他维权积极分子团结携手的面目，突然在7月初强烈要求「改组联谊会」、并在各核心微信群大肆贬低和诋毁其他积极分子，严重败坏联谊会在工友中来之不易的积极维权影响，并直接导致一些刚加群不久的工人极度反感而纷纷退群，而且更与其雇主张治儒以及「学者王江松」配合占用众多积极分子大量宝贵时间精力大搞组织内部争论、强推「改组联谊会」或另行组织的所谓「民主票决」、对多位忙于维权组织活动的积极分子纠缠不休，在遭到众多工人积极分子强烈抵制后他们更是公开分裂联谊会、另立NGO支持的「协调小组」，——在整个2016年7月也就是工人最需要维权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劳工界分裂势力却迫使大量工人积极分子优先投入分裂冲突中。

另一方面却是其他工人积极分子（包括联谊会积极分子在内）的糊涂、轻信、软弱：他们要么是未能及时看清身为「多年维权的沃尔玛老工人」王时树上述所作所为的分裂破坏实质，以为他的所谓「改组联谊会」乃至建立「协调小组」都是推动维权的方法，要么是即使反感也觉得不必坚决抵制，不必向广大工人公开说清楚，多多少少觉得是「劳工界圈子的内部纠纷」，而对于坚决抵制分裂势力的少数积极分子，一些劳工界资深维权人士则不断施以斡旋说情（甚至拉拢工人积极分子到家里故作亲切交谈，甚至去到工人积极分子家里安抚、调和，用一些人情因素削弱这些工人积极分子的反分裂斗争力度，尽量捂盖子，避免分裂冲突公开化），而工人积极分子的轻信和被迷惑导致了他们表现出软弱妥协的态度，这些都进一步麻痹、软化了工人积极分子的团结斗争的意志。

张治儒通过香港超讯传媒攻击张利亚「反对组织化维权」，但本社从张利亚在联谊会某群里分享的信息得知一个信息：2016年7月份深圳某店在抵制综合工时制斗争开始时本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那个店销售额是全国第一，老员工居多，刚开始她们店微信群有180多人，还把张利亚拉进去推举做群主，张利亚代表沃尔玛员工联谊会支持过她们一些活动，但是在7月被分裂势力拉拢过去后，错失了集体反抗良机，至今都没有集体行动了。事实完全不是张治儒说的，仿佛联谊会反对工人组织起来、唯有劳工界分裂势力才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权，事实是分裂势力在整个7月竭力促使众多工人积极分子把最大力气投入在分裂联谊会、拉拢另搞山头的内斗活动中。更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包括联谊会积极分子在内都并没有公开的坚决抵制劳工界分裂破坏活动。

反而另有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半推半就上了分裂势力的贼船，被委派以「协调小组」的什么组长、委员等头衔，直到登上中国劳工通讯的官方网站报道遭到积极工友的痛斥后，一些半心半意、稀里糊涂的工人积极分子才尴尬地站出来跟「协调小组」撇清关系。但这时为时已晚，分裂势力已公开分裂联谊会，并在7月下旬以后正式大肆活动起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