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錄《國家的決斷》一個台灣人的反思

自序

一個台灣人的反思

張國城

台灣人到底有沒有國家？或者說，台灣到底是屬於哪一個國家？這在台灣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在二○一九年時，台灣沒有辦法參與絕大多數以國家資格為會籍的國際組織，而且幾乎無法發展正常的國與國關係，也得不到世界上九成以上國家的承認。以台灣的人口、經濟規模和所處位置，這並不是正常狀況。而這種情況，並不是我們不去管它就可以假裝不存在，因為導致這種困境的因素，嚴重影響台灣內部的政治發展與台灣人的政治選擇，這對台灣是有嚴重傷害的。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就像高血壓看似無明顯症狀，也不會立刻妨礙患者的正常生活，但不治療就會對人體器官功能造成永久傷害。因為它會改變器官正常的機轉。同樣的，在政治領域中，因應異常的環境所形成的權宜、不正常的應對方式，終究會對人民造成傷害。

一個政治實體失去正常國家應有的國際地位，必然妨害它在全球化環境下住民的權益，尤其是它在安全遭到嚴重威脅的時候。其次，缺少國家身分會形成人民的迷思和錯誤認知，就如高血壓讓入球小動脈收縮和擴張會改變腎臟的功能，導致腎臟疾病的好發一樣。對正常人來說，有了高血壓就要治療。同樣的，建構正常國家地位對台灣的長遠發展也會有正面效用。當然眼下看起來台灣人沒有國家地位照樣衣食無憂，如同高血壓也不會造成立即生命危險一樣。

因為這種現況，台灣人對國際關係的現實有許許多多的認識謬誤，因此導致了許多謬論。這些謬誤的產生，最大原因就是對國際關係的原理原則、其他國家的決策邏輯，以及對台灣有影響的重大國際事件不夠了解，甚至是完全不了解，或者是有所了解，但是解讀有所偏差。這些原因多半來自於台灣過去的政治氛圍，使得許多事實及背後的原因不能被太多人知道；或是因為台灣特殊的國際地位，以至於對於外交和國際事務需要產生特定的台式定義，以免激起民眾對當局政策的質疑；要不然就是出於無奈或無力，只好將主觀的想望當作應有的客觀分析，否則將難以生活。釐清這些謬論就是本書寫作的初心。

因此，本書針對十多個重大的國際事件或進程予以詳細闡述，多數事件是一般人所聽過的。本書將先標示出本章裡「台灣人該注意的重點」，之後對史實作提綱挈領的介紹，最後再指出常見的盲點或誤解，以及台灣人可以從中得到的啟示。這些啟示很多並不是新資訊，有不少是形成台灣現況的重要歷史元素，筆者只是把它挖掘出來而已。當然，內容的篩選是以台灣為視角進行取捨。

在臺北醫學大學的教學生涯中，筆者經常要求同學要進行「反思」。就是先對上課內容做提綱挈領的紀錄，結合自己的經驗、過往所學或查找的資料形成自己的想法、論述（我怎麼想）；再分析這種想法和論述形成的原因（我為什麼會那樣想）；最後形成初步結論及可以提出的問題。在書寫本書的過程中，筆者最重要的反思是「台灣錯過了太多機會」。

歷史上，台灣不是沒有機會獲得國家的地位（姑且不論名稱為何），但卻一再因為需要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而放棄機會。譬如當年聯合國會籍的保衛戰以及是否接受在大會中「雙重代表權」的爭議。筆者長期以為外交就是戰爭，即使國際情勢不利於我方，也該以一切方式努力到最後一刻，甚至應當及早進行，因為當時美日早已直接表示支持，且再壞也不會更壞；但台灣一般常見的說法卻是「中共不會接受雙重代表權，因此我方接受也沒用」，或是「就算接受了雙重代表權，也會被中共驅逐」。

事實上，這兩種說法都有重大盲點。關於前者，台灣（或說中華民國）應該就自己的最大利益去思考，但多年來許多人的思維卻是不斷想自我琢磨出一個「自認為北京能接受的方法或說詞」，再以「這種方法或說詞」指導台灣的作為（遠如雙重代表權、近如一九九○年代的「邦聯」「國協」、再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都是顯例。後者則忽略了聯合國從來沒有授予任何一國驅逐其他會員的權力。而且縱使被驅逐，又何劣於後來的情況？總總不合理的推論指出的是，恐怕有其他的因素讓中華民國政府自己不想接受「雙重代表權」。

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要獲得獨立國家的地位，必須抓住國際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時刻。兩次世界大戰和蘇聯解體都具有此等規模的變化。和台灣直接相關的是二戰結束，但台灣依然選擇由外來力量所統治。到了今天，台灣因為沒有國家地位，因此在國際間幾乎沒有影響力，他國所需要和台灣打交道的事情多半僅止於該國國民與台灣之間的領事事務，以及經貿往來而已。台灣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多數情況下也只能產生有利於台灣「形象」的作用。這些都和真正國家所需要的「外交」有很大的距離。因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良好「形象」充其量僅能讓他國在幫助它時增加一些道德信念、減少一些民意反對而已（還得是民意對外交作為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下才行），並不能對它的生存與安全必然產生正面作用。

筆者的第二個反思是台灣人受中國影響實在太深，但對中國其實又不甚了解，形成非常特異的現象。

第三是國家的地位對於居住在裡面的人實在太過重要，因為現代國際社會以國家為行為主體。國家地位帶給國民從事國際活動的正當性，這就是最大的保障之一。他國若歧視或對於我國國民不友好，我國也可對等處理。但是如果還處於追求被承認、期待加入國際組織的「準國家」地位，怎敢輕言得罪他國？有人或許會說，保障國民權益不能只靠有個國家空殼子，其他如軍事等等的硬實力比較重要。

但事實上，國家地位本身就能對任何硬實力產生加成效果。因為國家可以和他國結盟，有些是白紙黑字的，如《美日安保條約》，有些則是議題性、臨時性或策略性的結盟。國家還可以在國際組織中和他國結盟。國家還可以利用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同理心」，說服其他和我國實力與處境相類似的小國團結起來，對抗大國的威脅，因為建立起這樣的規範符合多數利益：「今日強權若不可以欺負我，明日也不可以欺負你。」這些在本書中都有實例說明。

第四個反思是台灣人通常將國家擬人化。然而事實上，根據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在國際關係學經典《決策的本質：解析古巴飛彈危機》（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的研究，國家的決策幾乎都受到三個重要的決策模型 ── 理性決策模型、組織行為模型和政府政治模型 ── 的影響。本書雖不專門討論國際關係理論，但讀者在每一字句間都可找到國際關係理論運用的痕跡。

筆者從大學時代起即浸淫在國際關係的理論探討與當代政治研習之中，雖然也具備會計師專業資格，之後先後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與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在芝加哥期間有幸親炙於當代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大師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教導，為本書的撰寫奠定了知識上的基礎。返台後，筆者在北醫的所見所聞以及工作經驗，許多可以作為反思台灣國際處境的參考工具。此外，從一九九四年以來，筆者在政府許多單位的工作經驗，也對本書觀點的形成有很大幫助。

本書在寫作時參酌、引用了一些筆者所主持的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成果，包括兩項科技部的「人文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除了上述艾利森教授的《決策的本質》之外，還有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的《了解國際衝突：一項對歷史和理論的介紹》（Understanding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非常感謝科技部當時的支助。

筆者仿效艾利森在《決策的本質》寫作時的做法，就是找出具體的人物，試想以他們為寫作對象，希望本書能夠讓他們讀起來覺得不那麼枯燥，又能確實幫助他們對台灣現在面臨、或曾經面臨的外在挑戰有更深入、更理性的了解，同時請他們監督筆者對於「一些在台灣社會還有所爭議，但卻不能不談的國際事件」的觀點至少沒有邏輯上的錯誤。因此要謝謝游凱晶和林名仁兩位醫師對部分章節的試閱及寶貴意見。他們都是北醫的頂尖同學，幾乎上過筆者所有開過的課，「博學審問、多有妙悟」是對他們不虞的評價。汪浩先生是筆者的良師益友，對他學養的讚許在台灣已是多不勝數，本書許多內容受益於和他的討論以及他的著作。

由於本書的定位是一本適合台灣一般人閱讀的國際關係史，為了閱讀方便，對於歷史大事件的發生日期、重要歷史文獻和政府的官方宣示，原則上不特別引注來源。多數討論到的歷史事件始末也可在台灣讀者易於利用的公開來源（如網路、維基百科……）輕易找到，不是因為沒有外文的重要著作可以稽考，而是希望更多非專業出身的讀者對國際關係的理論、原理原則和事件能透過筆者淺顯的敘述順帶產生興趣，筆者就功德無量了。當然引用前也經筆者多方核實。然而因為筆者能力淺陋，外加寫作時間不長，恐怕仍有未臻完善之處，若有任何錯誤非常歡迎讀者提出；俾便於再版時修正。

前面說過台灣人對國際關係原理原則，以及台灣的對外關係歷史存有極多的謬論和迷思，這是妨礙台灣人對政治及「國家」做出理性決斷的重大因素。而這些決斷終究會損及台灣人的命運，好比除了本態性高血壓外，還有可以找到原因，可以治癒的「次發性高血壓」。很多時候不刨根究底挖掘產生疾病的根本「原因」（有沒有腎動脈狹窄阻塞？有沒有腎上腺腫瘤等），卻只是治療「結果」（控制血壓），最後不但事倍功半，更不幸的是常常開錯藥方。日積月累之後，就算後來發現、找到真正的病因，也可能為時晚矣、回天乏術。2因此，誠如《左傳．子產論尹何為邑》所言，「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對於一個學國際關係的人來說，念茲在茲的就是探幽掘微，在千絲萬縷的複雜現象中發現真正的病因，予以揭露。這就是寫作本書的最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