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稅制死角」遇上「福利大撒幣」：一場集體失職的世代賭局

立法院三讀通過《老人福利法》第 22 條修正案，規定 65 歲以上長者，只要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未達 20%，其健保費將由中央政府全額買單。這項標榜「照顧長者」的法案，一經通過便引發醫界、學者與青年世代的強烈反彈。這場風波看似是「福利發放與財政紀律」的攻防，實則刺破了台灣公共政策領域中最不願面對的雙重病灶：財稅機關的長期怠惰，以及立法機關的政治短視。

法案爭議的核心，在於「排富門檻」的失真。根據財稅資料統計，全台 65 歲以上長者中，綜所稅率未達 20% 的比例高達八成五以上。換言之，一條本應用於劃分「弱勢補助」與「一般國民」的界線，實質上演變成覆蓋近九成高齡人口的「類全民津貼」。

反對者痛批，台灣長者世代掌握了國內過半數的不動產與累積財富，許多坐擁數千萬房產或股票資本利得的富裕退休族，因缺乏薪資所得，其申報的綜合所得淨額低落，因而被這條寬鬆的門檻自動納入「免繳保費」的名單。這種「富人領補助、青壯年背赤字」的倒錯現象，徹底動搖了全民健保「依負擔能力繳費」的互助倫理。

然而，若將所有箭靶僅指向社福法案本身，亦有失公允。支持修法者與部分社會觀察家的質疑同樣一針見血：台灣資產與所得嚴重脫節，本是國家租稅制度長期未能落實「實價課稅」與「資本利得重分配」的制度缺陷。財政機關怠於修補稅務漏洞，無法精準掌握富人的真實財富，何以能反過來作為閹割高齡者福利的正當理由？

這正是台灣當前政策治理的最深沉悲哀—我們陷入了一個由官僚甩鍋與政治買票交織而成的惡性循環。

財政部因為害怕政治反彈，不敢推動真正的財富稅與資本利得改革；衛福部與立法院為了便宜行事，明知綜合所得稅率無法反映資產，卻仍拿這套漏洞百出的指標作為發放數百億福利的唯一護身符。一個是「制度怠惰」，一個是「明知故犯」，兩者疊加的結果，就是由全體納稅人與正在高房價、低薪資中掙扎的年輕世代，承擔一年高達 400 億元以上的健保缺口與世代不公。

社會福利當然應當伸向有需要的弱勢長者，但「精準扶助」絕不等於「政策買票」。

要解開這場世代糾結，政府必須展現雙重改革的勇氣：短期內，主管機關應建立結合「所得稅率」與「名下不動產/動產上限」的複合式排富機制，將有限的全民資源精準集中在真正需要扶助的 15% 邊緣弱勢長者身上；長期而言，政府更應拿出決心推動租稅體系改革，建立完整的資產歸戶機制，讓所得稅率重新恢復「反映個人真實經濟能力」的功能。

政策不該是政治人物用來慷慷青壯年之慨、博取高齡選票的工具。若我們持續用「照顧長者」的道德高旗，去遮掩「不敢課徵資本利得」的怯懦，這場由政策雙標所鋪就的世代賭局，最終輸掉的將是整個台灣的財政永續與世代信任。

立法院三讀通過《老人福利法》第 22 條修正案，規定 65 歲以上長者，只要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適用稅率未達 20%，其健保費將由中央政府全額買單。這項標榜「照顧長者」的法案，一經通過便引發醫界、學者與青年世代的強烈反彈。這場風波看似是「福利發放與財政紀律」的攻防，實則刺破了台灣公共政策領域中最不願面對的雙重病灶：財稅機關的長期怠惰，以及立法機關的政治短視。

法案爭議的核心，在於「排富門檻」的嚴重失真。根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數據，全台 420 萬名 65 歲以上長者中，申報綜所稅適用稅率 0%、5% 及 12% 的比例高達 88% 至 90%（其中逾六成屬於免申報或免課稅族群）。換言之，一條本應用於劃分「弱勢補助」與「一般國民」的界線，實質上演變成覆蓋近九成高齡人口的「類全民津貼」，中央每年需額外編列高達 390 億至 450 億元 的公帑吸收保費。

反對者痛批，這是一場嚴重的「假排富」。根據主計總處《國人財富分配調查》，60 歲以上高齡族群擁全台超過 50% 的不動產與金融資產，為各年齡層之冠；中經院研究亦顯示，稅率未達 20% 的高齡戶，平均名下淨資產高達 1,500 萬元以上，但申報的綜合所得淨額卻僅約 12 萬至 20 萬元。許多坐擁數千萬房產或股票資本利得的富裕退休族，因缺乏薪資所得，在綜所稅報表上記錄幾乎為零，因而被這條寬鬆的門檻自動納入「免費」名單。

這種「富人領補助、青壯年背赤字」的倒錯現象，徹底動搖了全民健保「依負擔能力繳費」的互助倫理。健保署統計顯示，65 歲以上長者僅占總人口 18%，卻消耗了全台 41% 以上的醫療費用；而負擔 70% 保費收入的受薪青壯年世代，不僅在高房價與低薪中掙扎，未來更將被迫承受健保調高費率的實質打壓。

然而，若將所有箭靶僅指向社福法案本身，亦有失公允。支持修法者與部分社會觀察家的質疑同樣一針見血：台灣稅制長期缺乏「實價課稅」與「資本利得重分配」機制，導致綜合所得稅只能抓到當年的「流量（所得）」，卻完全抓不到累積的「存量（資產）」。財政機關怠於修補稅務漏洞，何以能反過來作為閹割高齡者福利的正當理由？

這正是台灣當前政策治理的最深沉悲哀——我們陷入了官僚甩鍋與政治買票交織而成的惡性循環。

財政部因為害怕政治反彈，不敢推動真正的財富稅與資本利得改革；衛福部與立法院為了便宜行事，捨棄現有《社會救助法》同時審查存款與房產的精準工具，明知綜所稅率無法反映資產，卻仍拿這套漏洞百出的指標作為護身符。公共選擇理論中的「中位選民定理」與「福利棘輪效應」在此體現無遺：立法者為了迎合高齡選票，推出了「成本遞延給年輕人、效益立刻給長者」的不可逆撒幣政策。

社會福利當然應當伸向有需要的弱勢長者，但「精準扶助」絕不等於「政策買票」。

要解開這場世代糾結，政府必須展現雙重改革的勇氣：短期內，主管機關應建立結合「所得稅率」與「名下不動產/動產上限」的複合式排富機制，將資源精準集中在真正需要扶助的 15% 邊緣弱勢長者身上；長期而言，政府更應拿出決心推動租稅體系改革，建立完整的資產歸戶機制，讓所得稅率重新恢復「反映個人真實經濟能力」的功能。

政策不該是政治人物用來慷青壯年之慨、博取高齡選票的工具。若我們持續用「照顧長者」的道德高旗，去遮掩「不敢課徵資本利得」的怯懦，這場由政策雙標所鋪就的世代賭局，最終輸掉的將是整個台灣的財政永續與世代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