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伯斯｜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的终末论

西方终末论·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的终末论

一旦自我异化被揭示为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的分析中的主导动机，一些决定了他们各自历史观中终末论戏剧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马克思的全部社会经济学分析，不过是为自我异化这一主题所作的精心铺陈——即堕入流放与走向救赎之路。对马克思而言，社会经济学就是救赎经济学。而克尔凯郭尔，他则试图抹去一千八百年，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并像基督的同时代人一样生活。在克尔凯郭尔这里，早期基督教的天启论（urchristliche Apokalyptik）再度成为现实。

早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马克思就构想了实现普遍解放的积极可能性：

……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最后，它是一个若不从其它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其它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扮演了基督的角色。在基督身上，人类的命运（das Menschenlos）也同样达到了终极的体现（auf den äussersten Punkt erschienen）。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更详细地解释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社会经济关系的救赎经济学框架。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有产阶级被迫维持自身及其对立面，即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则被迫扬弃（aufheben）自身及其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对立规定——私有财产。有产阶级是这一对立的肯定方面，是保守的党派，或自给自足的私有财产。无产阶级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革命的党派，或处于解体状态的私有财产（das sich selbst auflösende Privateigentum）。

“的确，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Entmenschung）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因此，无产阶级能够成为救赎者，“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 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仍然采取了中译本，而这一段的中译本和原文明显不同，要更冗长]显然，无产阶级并非指具体的无产者大众，而是一个历史辩证的实体。“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

在每一次政治剧变中，马克思都瞥见了即将到来的灾难的电光石火。他随时密切关注所有国家的事件，试图确定它们对于世界历史这出戏剧的潜在影响——其思路与天启论颇为相似。起初，马克思相信自己在1848年认出了世界历史的关键时刻。1852年，马克思为社会经济的救赎史贡献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巴黎公社的喧嚣中，马克思仍相信他听到了资产阶级-基督教世界的终结。欧洲革命的蹒跚步履并未使他怀疑自己的预言，反而不断加深了他对人类实际上的非理性和专横的怨恨。马克思进一步退隐，更深地埋首于研究，以期发现那条从资产阶级-基督教世界通往无阶级社会的法则、那条道路。他的著作的“最终目的”是“发现支配现代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如同古代的天启论者一样，马克思相信自然的发展阶段（Endgeschichte）的各个阶段“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但他也像他们一样，试图“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社会经济学的天启就是《资本论》，是对最终事物的揭示。在社会经济学分析的清单中，即将到来的灾难的沉闷轰鸣贯穿始终，戏剧性的张力也一章比一章递增。

如书名所示，这部戏剧的主角是资本。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和无阶级社会的到来描绘成一场宏大的天启：资本与劳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对立极。无产阶级通过自身的生产力将自己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并出卖给资本。在此过程中，一个由商品总交换产生的法则浮现出来，并引发了生产自动化中一股不可思议的浪潮，加速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解体：这就是剩余价值规律。无产阶级被永恒地诅咒，要不断地生产自身的劳动力，如同积累资本的盲目工具，并再生产出折磨自身的刑具。

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剩余价值的积累使资本进入了集中的运动。这种集中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的动力所引起的。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

资本的垄断成了社会生产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 在概述资本主义积累历史趋势的这一章末尾，马克思回顾了1847年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二十年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只是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并证明了他的社会经济学是一种救赎经济学。“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随着无阶级社会的到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便得以完成。

1848年的全球剧变向克尔凯郭尔证实了他的诊断是正确的：人类病了，而且在精神意义上是致命的。本世纪的灾难和革命只是一个引子，构成了“草稿，而非书的正文”。

克尔凯郭尔同意马克思的看法。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自负的、半瓶子醋的资产阶级（小市民），他们被报刊奉承得以为自己是民主的；他们想象他们，即所谓的公众，应该掌权。但历史上或许从未有过报应来得如此之快，因为就在资产阶级决然攫取权力的同一瞬间，同一钟声敲响之时，第四等级站了起来。现在，肯定会有人说它（第四等级）是有罪的，但那是不真实的：它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将被撕成碎片，被枪杀，被诅咒——而这将被声称是出于自卫，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如此，因为是资产阶级推翻了国家。

对克尔凯郭尔而言，正如对马克思一样，第四等级的历史性出现是本世纪最关键的事件——它标志着历史的转折点。面对马克思，克尔凯郭尔认识到这一时刻的决定性。那唯一需要之事（was nottut）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反共产主义宣言，在其中他与马克思面对面（Aug in Aug）交锋。下文将详细讨论它，因为这份宣言仅见于一份报纸的偏僻角落……[洛维特的《卡尔·施米特的偶然决断论》提到了这篇文章，见注。除此之外，题目很明显是引用路10:42。然而很遗憾，文章本身我完全找不到——我是说，仅从引文看来，这篇文章真的很可口]

克尔凯郭尔评论说，欧洲在世俗意义上正“以越来越大、越来越激情的速度”迷失于一些只能以神圣的方式（göttlich beantworten lassen）来回答的问题中。

试图让第四等级，即所有人，在世俗领域（Weltlichkeit）——一个其本质就是不平等的领域——解决人与人之间平等问题的努力，并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一道屏障永恒地立在它面前，永恒的边界嘲笑着所有人类的努力。它们嘲笑着那种对抗其至高无上、光荣权利的傲慢，那种试图用短暂和世俗的术语来解释本应是尘世领域（Zeitlichkeit）之奥秘，且只有永恒才能并将会解释的东西的傲慢。

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永恒，“是它在每一刻的前景，它的庄重，它的极乐，它的慰藉。”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只有那时，新时代才会开始。”

诚然，一些时间仍需被“浪费在那些不过是痉挛的现象上”，因为在人依靠其世俗智慧来救赎和赐福的能力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世界历史的数量辩证法，即理性的有限辩证法，无论如何都将能够“形成数量惊人的组合”。但所有世俗的天启和实验都必将失败，因为世俗性本质上是不平等和破碎性（Gebrochenheit）。然而，世俗的理论家们几乎不会注意到，“不幸并非源于这种或那种组合中的偶然错误和缺陷，而本质上是由于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宗教性。” 结果，人类变得“越来越迷乱，就像一个醉汉，他越是焦躁地四处奔波，就变得越醉，即使他什么也没再喝。”

当人类最终厌倦了苦难和流血，只有那时它才会最终注意到，只有那时转变才会到来（kommt es zum Umschlag）。这一转变标志着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如同在“哥白尼时代，但方向相反”：“那看似政治性的，并被错误地认为是政治性的东西，将被证明是一场宗教运动。”从这一刻起，“随着第四等级的确立，将会清楚地看到，即使危机被克服，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尘世的统治。” 直到如今，皇帝、国王、教皇、将军、外交官“都能够在关键时刻统治和指导世界。但从此时起，随着第四等级的确立，将会清楚地看到，在关键时刻只有殉道者才能统治世界。” 新时代的胜利者（Siegesherr）是殉道者。殉道者是未来人类的统治者。“将需要流血来重获永恒，但这是另一种血。它不是成千上万在战斗中死去的牺牲者（Schlachtopfer）所流的血，不，它是少数个体的宝贵鲜血——是殉道者的血，是那些强大的死者的血，他们能做到任何活着的、下令屠杀数千人的人所做不到的事，也是这些强大的死者在生前无法做到，而只有在死后才能做到的事：命令狂热的人群（rasende Menge）服从，恰恰因为这狂热的人群曾被允许在他们的不服从中，杀害了这些殉道者。”

随着社会政治革命转变为宗教革命变得显而易见，精神领袖（Geistliche）的需要也变得显而易见。因为如果要加入战斗，并且关键地，如果要赢得战斗，那么“它必须通过精神领袖来完成；士兵、警察、外交官或政策制定者都没有这种理解力。” 需要能够驱散人群、使他们成为个体的精神领袖；他们不会对学识有太多要求，并且最不希望的就是统治；在需要时，他们会异常雄辩，而在沉默和忍耐中也同样强大；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洞悉人心，同样精通在做出判断或判决时如何保持克制；他们懂得如何运用以牺牲艺术为指导的权威；他们准备好、受过训练并被教育去服从和受苦，以便他们能够安抚、劝诫、教化、激励，但也能强迫——不是通过武力，不，而是仅仅通过他们自身的服从——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耐心忍受病患的一切不快而不受干扰，就像医生在手术中不会被病人的咒骂和猛烈抨击所干扰一样。因为人类病了，而且在精神意义上是致命的。但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当病人被要求指出疼痛之处时，他指错了地方（verkehrte）——此刻的人类也是如此。它认为一场政治或社会革命会有所帮助。“但实际上，需要的是永恒——还有什么比从社会主义那里听到的这声可怕的叹息（发自地狱）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呢：上帝是邪恶的；只要把我们从他那里解救出来，我们就会得到解脱。所以它承认了它所缺乏的东西，因为魔性总是以颠倒的形式包含着真理。”

当灾难爆发并转变为一场宗教运动时，就需要精神领袖来“应对那比人们想象的要近得多的最大危险。”因为“共产主义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它由与宗教性，甚至基督教宗教性相同的成分构成，但却是以魔性的方式结合。” 于是，克尔凯郭尔冒昧地预言了敌基督的出现：如同雨后春笋般，魔性的人物将会出现，“他们将大胆地自命为使徒，与真正的使徒平起平坐，有些人声称要完成基督教，很快甚至自己成为宗教的创始人，一种新宗教的创始人，据称这种新宗教能以不同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的方式满足短暂和世俗的需求。”最危险的是当这些魔性的人物（die Dämonischen）自己成为使徒——就像小偷伪装成警察——成为一种宗教的创始人，这种宗教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会得到灾难性的支持，因为从永恒的角度看，关于这个时代需要宗教性，需要真正的宗教性，这是正确的；而从魔性的角度看，同一个时代也说自己需要宗教性，但却是魔性的宗教性。“不可少的唯一一事”（Das Eine, was not tut）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反共产主义宣言，在其中他与马克思交锋并呼吁一个决断。克尔凯郭尔关于殉道者宗教革命的预言，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预言相对立。内在性与外在性在他们二人之间被分割为世俗的革命（weltliche Umkehrung）和宗教的悔改（religiöse Umkehr）。克尔凯郭尔已明确指出，基督徒的生活是内在性，因此必须是出世的（acosmic）和反世俗的。马克思则用此世的真理取代了彼岸世界的真理，并表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根源是其构成性的。内外之融合（Ineins）只有在人们准备好放弃那个即便在对立中也仍将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囚禁于其中的领域时，才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