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也算现代化吗？

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进入共产政权主持下的计划经济体系，算不算也进入了现代化？尤其是当它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这两个标志性目标之后。如果以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一般性描述来看，尤其是从工业党的视角来看的话，高度的工业化+城市化肯定算现代化。

苏联建立之前的沙俄，虽然是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但是城市化率低于18%（把农村乡镇企业计算在内也不超过20%），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的苏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1964年，苏联城市化率51.3%。到苏联解体前夕，整个苏联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7.8%，其中俄罗斯联邦高达73%，这个水平已经与同时期的西欧齐平。并且，有研究表明苏联经济的投资回报率（苏联晚期排除在外）比沙俄也要更高一些。

但是我们从老赵对现代化用的术语的“工业资本主义”出发，列宁体制的苏联完全找不到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子，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经济制度，再到社会文化和消费供给，差异极大。没有一点资本主义影子的苏联，还能算实现了现代化吗？

这个问题如何理解。先给个结论: 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它可以在不改变自身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模仿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搞现代化。只是这种现代化是残缺的，它只能实现追随，不能超越，并且有天花板。苏式计划经济的天花板差不多就是1985年的苏联，再往后就要下滑了。

这类国家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引进机器设备搞福特制，实现大规模流水线自动化生产。其实这类国家在军事层面现代化要更早一些。军事现代化的标志是用类似泰勒制的方法，寻求军事动作与军事指挥的最优解，有步兵操典和各种规范性操作规程，有军事运筹学+参谋业务，有武器的制式化与标准化。这种在给定资源条件下寻求最优解的思路，其实就是工业化的思路，也是计划经济的思路。苏联的数理经济学一直都发展得不错，苏联唯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康托罗维奇就是因为发明线性规划而得奖。

我在此前的文章里指出，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技术进步，以商业效率法则来发展技术和应用技术。而商业效率法则，它就不仅仅是泰勒制，不仅仅追求静态的最优解，它还需要有动态的竞争，动态的竞争恰恰市场经济的核心法则，也是进化论法则。我在《静态的计划经济与动态的市场经济》一文里指出，虽然计划经济的设计师非常关心技术进步，但由于计划经济本身的特点，它本质上是反技术进步的。计划经济追求的是在给定的资源技术条件下的最优解，是静态的最优解。所以在它刚刚建立的时候，就是它效率最高的时候，相比以前的农村经济或者命令经济，效率上有巨大的进步，跟当时世界上其他经济体比也不会太差。苏联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引进了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技术装备建立工业化体系，它就是苏联计划经济效率最高的时期，随着往后的技术迭代进步，计划经济的效率就开始下降了。由于计划经济极难引进新技术，50年之后，它的技术水平就会落后一大截，你的生产装备还在用50年前的技术。

黄仁宇是一个问题意识极为敏锐的学者，对现代化因素有一种天生的嗅觉。他写《万历十五年》特地选了戚继光这个军事将领，他想表达的是大明容不下戚继光。戚继光训练军队，就有类似泰勒制的思想，他编写了《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让士兵按照标准动作去训练，他的戚家军其实已经有现代军队的影子。黄仁宇也曾经提到过说无论西方模式还是苏联模式，他们都实现了现代化。其实这个说法，与他自己在别处（尤其是《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点说法，明显是有矛盾的。他在这本书里明确提出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有产权保护+法治+信用维持体系。他肯定是意识到了现代化里面的工业化这个特征，同时也意识到了商业效率导向的自由竞争原则。只是他有时候，把前一种残缺的现代化也当成现代化去追求，却没注意到它政治上带来的其他负面因素。

从工业资本主义起源的条件来考察苏联，我们会发现这个军事极权帝国在许多方面与促进现代化的条件完全是相反。

首先，苏联没有私有产权，没有私营经济，没有市场竞争，也缺乏法治和信用维持体系。由于没有私有经济，因而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企业家），各个企业的厂长或者总经理勉强算是经济行动者，但是他们的自由都非常有限，在计划经济体系内没有办法相互竞争。没有优胜劣汰/新陈代谢式的竞争，也就没有技术进步与管理/组织进步。

其次，苏联这个军事极权帝国对整个社会实施高度一元化的控制，使得整个社会沦为原子式的散沙社会，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极弱，每个人的社会资本都趋近于零。这种社会对于个人成长为商人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苏联计划经济体系是一个身份制社会，一个人能获得什么样的收入/福利/待遇与一个人的职位和能力关系不大，与你的身份关系最大。这类社会能成长出世界上最强的官本位文化和最强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文化社会里的个人只想着如何进入体制吃国家财政大锅饭，自己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和创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鼓励你去分蛋糕，而不是去做大蛋糕。并且，这种社会还鼓励腐败，尤其是行政腐败很严重。

最后，苏联极权体制实施严格的舆论控制和文化洗脑。这就非常不利于创新思想的诞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到处都是思想禁区的国家是很难诞生新知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