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黃老之學（24）：不上賢

原文：
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矣。

白話：
尊讓人爭，貴讓人盜，欲讓人亂，所以聖人治民：空其慾、富其生、安其心、益其能，使民永不受誘惑，約制智能於未亂，就能夠得到太平。

人們往往以為，尊貴與獎勵能激勵天下向善，然而尊之過，便使人爭；貴之甚，則誘人盜；欲太盛，終令天下紛亂。因此，古之聖王治世，不以名利牽人之心，而是讓百姓少欲而安，使人人生活富足，心境寧靜，能力得以發揮。當人的心不再被外物所惑，當聰明才智能止於未亂之時，天下自然歸於太平。

「不上賢」這一思想，與王公自稱「孤」、「寡」的做法恰好相反。王公稱孤道寡，是為了尊賢、舉賢，以德化人；而「不上賢」的主張，卻寧可不舉賢才，也要讓百姓不爭不奪。由此可見，其治理重點，不在聰明才智，而在樸實民風。它甚至要將人間的智巧與奇技，扼殺於萌芽之中。

由此推想，這篇思想，應出於夏朝後期 — 那是經歷天下久安的時代，夏朝約已建立六百年。夏朝延續約八百年，始於大洪水，也終於大洪水，而此時正是轉捩點。大禹能在十三年間平定滔天洪災，安定天下；但到了夏末，洪澇卻不息不止。

考古證據顯示，四千年前的洪災可能延續百年之久。那麼，夏朝為何由能而變為不能？昔日靠治水安天下的夏邦，怎會無力面對相對弱小的洪患？位居下游的東夷百姓飽受水患，自然怨氣難平。諸侯因此背叛，群起而離心。

夏朝，終於從「天下共主」淪為「夏后一族」。唯有少數諸侯，如巴國，因念及大禹之恩而不忍背離。誠然，使百姓無知無欲，確能達到長治久安。但天災橫起，單憑純樸的民風，豈能抵禦？

要抗洪防災，需要賢能之士。「不上賢」，又從何得才？後世君王以愚民之政鞏固皇權，結果亦然。即便朝政腐敗，仍能苟延殘喘；然而一旦外患臨頭，愚民與腐儒又怎能守國？因此，此篇之理，可信，卻不可盡信。取其長，去其短，方能發揮其道之極致。

它的不足，在於拘泥於「無為」的名相，而喪失「道法自然」的真覺之心。但它的可貴之處，在於揭示了「無為」確實能致太平，即使在萬物運行、有為不息的宇宙之中，「為無為」仍是一條通往長治久安的道。

雖然，夏朝的「不上賢」，在政治效果上，與明清時期的愚民政策頗為相似。它們都能讓民生長久安定，卻在幸福的本質上，有著天壤之別。夏朝人民以純樸而得太平，明清百姓則愚昧而受奴役。然而，兩者同樣有著致命的缺陷 — 都缺乏真正有用的人才。

當「不上賢」面對天災，或愚民之政面對外患，皆顯得無力與脆弱。此篇思想，正是「失道而後德」的典型。也因此，約四千年前洪水氾濫，災禍連年。諸侯離心離德，大禹子孫才重振夏邦繼之而起。並將傳賢禪讓制，改為傳子世襲制。

究其根源，正在於「不上賢」，導致國中再無能撐大局的治理賢才。夏朝歷經長久的太平盛世之後，人們逐漸變得多欲而複雜，正因如此，才會出現〈不上賢〉這篇論述。

其中所言【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引用古人治道的格言，然而本篇作者卻應該未能明白其中真義，否則，也不至於陷入「不上賢」的偏執，最終導致夏末人才凋敝、治理失衡，與【弱其志，強其骨】的疏導本意背道而馳。

【弱其志】，並非壓抑志向，而是強化共生協作的意識，以節制過度的私志；【強其骨】，則是將人們的聰明才智引導至正確方向，培養理想與實踐的能力，使人們能自立以道、展才以德這才是真正的【道法自然】。若僅以【恆使民無知無欲】為治，雖能使民風純樸，卻失於自然，終非久安之道。

這篇黃老思想，固然有可取之處，值得借鑑；但同時，也需要深刻反思。它過於執著於「無為」的名相，而忽略了「道法自然」的真實覺悟。執著於「有為」是執著，執著於「無為」，亦是執著。正如《金剛經》所言：「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為之道，並非一條盲目走到底的路，而是一種時時醒悟、與時俱進的智慧。

【道】，是意識規律。古人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其中，「地」指的是地球與生態的演化規律；「天」，代表本宇宙天人形成的趨勢規律；「道」，是宇宙生成與運行的意識規律；而「自然」，則是這股意識自然而然的演進變化之法。

所謂「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做，而是當我們覺悟到演進的偏差時，所作出的反向修正。「無為」並非消極的順其自然不干預，而是一種能夠用「弱」、懂得守「柔」的智慧。柔弱，不是軟弱；而是懂得不傷害眾生、能守護生態的力量。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大力清除污染，也能積極復育生態。

「返」回健康的自然狀態。若一座農場，能像自然生成的花果山般自給自足、萬物共生，那便是農業的「無為」。若一個工業系統，能做到無污染、無破壞，其產品能融於循環、不成垃圾，那便是工業的「無為」。可見，「無為」其實比「有為」更難，因為它需要更深的覺察與更長遠的心思。

生物多樣性，使生態得以健康；而要使有為農業達到「無為化」的目標，就必須洞察物種之間的共生規律，尋得天地萬物之和。至於工業的根本問題，不只在於污染與垃圾，而在於整個經濟與消費的模式。

若不改變對「消費」的執著，那麼垃圾與污染永遠無法根除。回到本文的核心 — 讓人民慾望減少，讓心靈得安、生活得足，這確實是一條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所謂「有為的無為化」，是對「過度有為」的一種反向修正。如同我們談論農業與工業的無為化 — 讓人事活動重新與自然和諧共生，使民生與生態得以並存。

然而，現代的消費經濟模式，卻像是一種病態的毒癮。它讓人民、社會、國家被緊緊綑綁，教育淪為資本的附庸，國家財政、民生穩定、社會風氣，全都被這股慾望的洪流裹挾前行。最終愈陷愈深不可自拔，只好乖乖地走上一條，極少數人享有短暫快樂、而極多數人承受漫長痛苦的地獄之路。

須知，宇宙萬事萬物的存在，皆因「有為」。「無為」不是否定有為，而是對「有為太甚」的調整與節制，讓萬物能和諧共生、永續發展。為什麼經濟發達的韓國，被人稱作「地獄朝鮮」？而經濟並不發達的不丹，卻曾被譽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度？

現代各國的治理水平，大抵只有四十分。就像一位手持藤條的教師，嚴格規定學生：少一分，就要挨幾下。然後，他讓學生自習，自己卻忙著訂購午餐、與其他老師寒暄、計算收取學雜費、修理教室門窗桌椅、或者刷牆補漆這類雜事、沒事就來回踱步盯著學生自習、管理教室紀律...看似忙碌，卻早已忘了教育的本質。
這樣的老師，算合格嗎？即便他一整天忙得團團轉。

真正的教師，在於啟發學生的智慧，而不是照看嬰兒、餵養牲畜。同理，真正的政治，在於使人民心靈充實、生活有尊嚴，而非僅僅維持生計。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若只將「生計」當作「民生」，那就偏離了幸福的本義。

民生的幸福，從不是物資富裕所能滿足的。而是政治能否令人民安然、心靈得樂的問題。而政治家真正該追尋的治理目標，是如何使人民都過得幸福。正如一位好老師，目標是讓學生快樂地學習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