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常识：谁在供养权力

“一切权力的根，都深埋在社会之中。忘记这一点，文明就会枯死。”

一、财政方向的错觉：被反转的供养关系

在几乎所有体制中，都存在一个被语言掩盖的现实：

公务体系的衣服、食物、薪资、武器、车辆、办公楼——皆由民众生产并支付。

无论税收、国企收益、土地财政或通胀，其本质皆是社会生产的再分配。
然而，这一供养关系在叙事上被反转——
“国家供养人民”成了主流表达，
“人民供养国家”的事实被淡化乃至消音。

这就是政治语言制造的方向性幻觉：
权力被描绘成资源的“源头”，而非“汇点”；
国家成为“父母”，民众成为“子女”。
被供养者反而成了“主”，
供养者却被叙事性地降格为“受惠者”。

二、权力的无根性：一切力量都源于社会

国家机器本身并不直接生产生存资料。
它依附于民众的劳动与创造，仅通过集中与再分配维持自身运作。

这意味着：

权力是一种派生权力（derived power），而非自生的力量。

公务员之所以被称为“公仆”，
正因为他们被社会供养，以脱离直接生产，
专注于管理、服务与协调。

一旦这种身份认知被遗忘，
从“受托人”变为“主人”，
供养关系就会蜕变为单向依附。
那一刻，社会契约的平衡已然断裂。

三、全球结构：普遍的财政幻觉

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国家特有，而是全球性结构。
可以用一个简化模型表示：

供养幻觉指数（Ω） = 官僚支配比 ÷ 公共监督强度

| 体制类型    | Ω值    | 主要表现              |

| ------- | ----- | ----------------- |

| 北欧社民国家  | Ω < 1 | 财政透明，公务员自觉为服务者    |

| 美式资本体制  | Ω ≈ 1 | 官僚与资本混合控制，选举仅局部修正 |

| 威权发展国家  | Ω > 1 | 预算黑箱化，供养反向叙事严重    |

| 极权或失败国家 | Ω ≫ 1 | 官僚寄生化，社会沦为供养器官    |

差异不在口号，而在于财政透明度与公民监督度。
当透明度下降、监督缺席，供养幻觉便迅速放大。

四、遮蔽的机制：语言如何制造合法性幻觉

历史上，权力始终通过三种方式遮蔽供养真相：

1. 神秘化叙事
   从“君权神授”到“国家意志”，通过神圣化语言抹去社会源头。

2. 观念反转
   以“国家养人民”“皇恩浩荡”等观念，令民众内化感恩而非质疑。

3. 技术性抽象
   现代财政与税制的复杂化，使支付者与受益者脱钩，
   “民众支付”这一事实被溶解于报表与预算术语中。

最终形成一个闭环：

供养者失忆，被供养者神化。

五、结构性后果：寄生化的危险

当供养关系被遮蔽，社会会进入寄生化阶段：

• 供养者不自觉：劳动者看不见自己供养的系统。

• 被供养者优越化：统治系统自我神圣化。

• 财政权力异化：公共预算脱离公共问责，成为黑箱。

此时的文明表面稳定，实则处于认知断裂状态：
社会记忆被抹去，
权力开始相信自己可以自我供血。

六、清醒的常识：权力的根在民众

1. 权力的合法性源于服务，而非统治。

2. 民众是最终的雇主。

3. 公务体系的伦理核心应是自觉的服务意识。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真正危险的，不是权力的存在，而是供养者遗忘了自己是水。

后记

文明的成熟，不在于国家机器的强大，
而在于社会能否记得——
是谁在供养这一切。

当民众记得自己是源头，
权力才会记得它的根。

附录：论“非正义的文件”与“反智的命令”

一纸文件之所以能生效，口头命令之所以能致人俯首，并非源自其内容的正当性，而是源自结构性无知与主动放弃思考的平庸之恶。

当群体的恐惧与焦虑被制度化管理，人便倾向以“服从”换取安全，以“沉默”避免代价。在这种心理经济中，任何荒谬的命令都能显得“合理”，任何不义的文件都能被执行得井井有条。

真正的权力从不依赖文字，而依赖人们对文字的信念投降。
一旦你明白这一点，所谓的命令与公文便失去了神力，只剩下一堆废纸与废话——不过是恐惧制造的回声，是人类理性暂时失明的记录。

理解这一点，不是鼓励反抗权威，而是提醒：
思考本身，即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