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捺钵（九）

乌鲁木齐 | 被天山俯瞰的城

我们第一次去新疆时，只从乌鲁木齐机场取了车，又到机场还了车，甚至都没有在市区里停留。在那时（2021年）是很平常事情，现在看起来，倒也奇怪。现在奇怪的事情，其实又是不奇怪的。在中国封建王朝史中，即使平均寿命仅以40-50岁来计算，可以享尽一生太平的，也仅有三个盛世，唐“贞观”后期到“天宝危机”前，宋“至道”到“嘉佑”，清“康乾盛世”。1949年至今，虽有接连不断的“特殊时期”，但也已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太平”了。

2021年的旅行中“减少不必要的密切接触”，是我们出发前便定下的铁律，因为一旦被牵连，面对的就是长达7到14天的“软禁”，在飞机上，我们第一次见到雄伟的天山，即使是在俯视它，也无法否定它的雄伟。而落地之后，我们则发现，是它在长久的俯视着我们。患有巨物恐惧症的人是绝对无法在乌鲁木齐生活的，只要你抬起头，朝着那个方向去寻找，就一定能看到天山，天上的山，神圣的天上的山！

那次，我们租的是一台四驱的雪佛兰科帕奇，本想租更便宜的宝沃，那时候神州租车有大量的宝沃汽车，价格便宜，车况也不错。只是租车这种事情，也是要看缘分，我们在机场的取车点，等了快一个小时，预定的车子也还没有回来。我们只能协商着，换了一台同样有四驱系统的SUV，取车点整备好的车子，只有这台是符合我们要求的，神州也不需要我们补差价，然后我们就租到了这台科帕奇。事实上，我们对雪佛兰的印象是不错的，2019年，我们在青海西宁租了一台科鲁兹，跑完了青甘环线，途中还因为导航错误，走入了茫茫戈壁中的一条在建道路。于是一台家用轿车，硬生生的在一条30公里的碎石路上行驶了2个小时，万幸没有抛锚，没有爆胎，说来，或许新手真的是有保护期的。25年去西藏和新疆的时候，我们开着自己小皮卡，提前换好了RT胎，而且可以熟练的使用4L和差速锁了。而21年的我们并不知道，城市SUV的四驱系统，在烂路里只是聊胜于无的存在。

进入乌鲁木齐的市区，已经是23年和25年的事情了，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有着全新疆最难吃的烤肉（羊肉串，当地人叫做烤肉），大巴扎的羊肉串做的巨大，味道更像是内陆的鸭肉串（一般商家会注明“羊肉风味”肉串，但也很少会坦诚地说是鸭肉），23年时我们是从敦煌到哈密，到吐鲁番，再一路开到乌鲁木齐的，味觉不知不觉间就变得挑剔了，以至于，在乌鲁木齐颇为豪华的餐厅中，我们一致认为烤肉，烤包子，都少了那么一点烟火气，更似标准厨房的风味，因为工作原因直飞乌鲁木齐的小伙伴，倒是大快朵颐，频频颔首。后来在少数民族群众聚居的天山区吃了几次，才算是为乌鲁木齐的餐饮风评扳回了一程。然而，天山区也曾被传为是乌鲁木齐最危险的地区，传言即使是警察，也是要“三人一组，五人一队”的才可进入，而追溯这个传言的源头，就必定是2009年的“7·5事件”了。“7·5事件”的起因，又要从千里之外的广东说起，2009年6月26日，广东韶关的旭日玩具厂内，因语言不通的误会以及人为散布的谣言，引发了工厂内汉族工人与维吾尔族工人间的激烈冲突，导致2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多人受伤。而玩具厂内风波误会与谣言的原点，是一个19岁的女孩误闯了维族男工人的宿舍，她惊恐的认为他们不是好人，于是发出了大声的尖叫，随后便转身跑掉了，她记得当中有个人站起来，跺着脚好像要追她。这种捉弄人的玩笑，十分符合我们在新疆时对新疆青年特有的印象，开朗且不拘小节，经常有着夸张的肢体动作。没人想到少女的莽撞和无伤大雅得玩笑，竟会在特定条件下引起如此烈度的冲突（当时工厂得环境普遍不佳，拥挤，混乱，语言不通，习俗不同，双方早已经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而这个事件相关视频和图片，也在经过“极端主义”的渲染和政治解读后，在新疆境内迅速流传。最终引起了7月5日下午的抗议活动，而抗议活动，又迅速失控，成为了一场无差别的暴力袭击，据官方统计，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多人受伤。7月7日，又发生了汉族群众自发上街的群体性报复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割裂。这次冲突的爆发，看似偶然，实则是冰冻三尺的顽疾，早在2003年，新疆的维吾尔语教材就刻意得剔除了“中国元素”，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关于族群仇恨、宗教殉难和分裂主义的隐晦暗示。随着西部大开发，大量资本和技术涌入，但由于语言障碍和职业技能差异，让少数民族群众事实上的，被置于劣势之中，这种心理落差，积蓄为了巨大的“社会势能”。“7·5事件”便是一次巨大的“落石崩塌”。

2010年，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提出“对口援疆”的帮扶政策，动员全国力量拉动新疆经济。其逻辑，类似西方学术界的“利普塞特假说”，即经济增长可以带动政治转型。西方认为，中国人可以吃饱饭、有了房产、接受现代教育，就会追求投票权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官方的逻辑则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只要修了路、盖了房、让少数民族同胞富起来，他们就会感激政府，分裂思想就自然会消失。遗憾的是，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官员，他们的预测对象都是“理性人”，而人类往往是非理性的。尤其是面对“宗教”、“主权”、“民族主义”这种宏大叙事时，“身份的认同缺失”几乎可以覆盖并重写所有的思考空间。当时的党希望向新疆复制粘贴改革开放后，经济腾飞所带来的执政合法性。2010年虎年春晚节目《党的政策亚克西》（后更名为幸福生活亚克西），用力过猛的高唱亚克西，亚克西，不禁让人联想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似乎也注定了新疆未来的“运动式改革”的命运。

梳理之后的时间线，2013年10月，北京金水桥事件，让恐怖袭击首次进入了政治中心（官方定性为恐怖袭击，亦有观点是因长期维权无果所产生的绝望的抗议）。2014年，昆明火车站“3·01”事件，暴徒进行了无差别的砍杀，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同年4月，乌鲁木齐南站及公园北街早市发生恐怖袭击。

2014年5月，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治理逻辑发生了质变，即“安全必须被置于经济之上”。开启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201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2017年，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教培中心），从“事后打击”转为“事前预防”，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切断极端主义传播链。同年，原新疆教育厅厅长沙塔尔·沙吾提，与原新疆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被捕。前者利用人事权力布局，全流程控制了教材的“编写、审校、出版” ，进而让教材流毒13年。后者则是直接勾结东伊运并为其提供情报，更是放任暴恐、干扰办案。这种长期的“潜伏”与“渗透”造成的惨烈结局，其历史影响，丝毫不亚于康熙年间的准噶尔部（葛尔丹）之乱，这也让当局下定决心，彻底的进行社会重组。

2020年9月，在实现了多年无暴恐后，治理重心转向了长期的文化认同和法律固化。第三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文化润疆”，重点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前半段是“运动式的改革”，后半程则是将“改革运动”的固定化。“运动式”的强力手段，在法律上获得了永久性的授权，如大规模的监控，人口流动限制，“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网格化管理和便民警务站制度。都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正在运行的机器。繁荣之下的危机或许可以被压制，大宋可以死抗“三冗”100年，但是繁荣褪去后，又会是怎样的光景呢？

同样值得玩味的是西方媒体态度的变迁，在2009年“7·5事件”中，暴行被解构为“压迫下的反抗”，“社会矛盾的激化”，“由于文化压制引起的社会反弹”。2014年昆明火车站“3·01”事件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依然坚持这是中国政策逼迫出的恶果。但随着2014年6月IS（伊斯兰国）建国，极端主义肆虐全球，西方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变得敏感，法国巴黎《查理周刊》袭击，法国巴黎巴塔克兰剧院连环袭击，美国奥兰多夜店枪击案……西方媒体开始正视恐怖袭击，暴恐行为是“对文明的挑战”，他们可以在道德的高地上大谈“多元化”，但这种多元化走向极端，并产生血与仇恨后，又由谁来买单的呢？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在获得相似的痛苦后，西方媒体终于不再纠结他们究竟是自由的反抗者，还是纯粹的恐怖分子了，进而关心起了新疆的人权问题和种族灭绝问题。 "A skeleton in the closet" 每个人的衣柜里都有一具骷髅，或许新疆之行的初心，便是试图凝视深渊的无功之旅。或许旅人已经知道，罗生门处并无真相。

2021年的我们因为等待和协商，比计划多花费了一个小时，这让我们决定，放弃乌市的晚餐，直接迎着夕阳的余晖，赶往我们前往南疆的第一站，独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