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媒与中国之间：隐身的新闻助理

肖冰：前驻华盛顿记者。关注国家战略博弈，政治话语与媒体生态的演变。

在外媒报道中国的过程中，有一群人长期存在，却鲜少被外界看到。他们既不是在署名里出现的记者，也不是镜头前的采访对象，而是在新闻生产链条中承担关键角色的“新闻助理”（通常被称为Fixer）。在中国，他们往往是外媒能够触及社会、完成报道的桥梁，却必须在风险、限制与职业困境之间小心行走。

“有一次受访者临时被家人劝阻不接受采访，我得赶快安抚记者，同时尽量游说受访者。”当回忆起在中国境内为外国媒体担任新闻助理的工作经历时，W这样说。但他语气平淡，似乎对这类突发情况习以为常。

“还有一次是遇到执法人员临检，我只能保持冷静，尽量用规范理由解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还要拟定预备方案，临时调整采访对象。”

对W而言，这只是多年职业生涯里无数个惊险瞬间的冰山一角。

參与制作报道卻不能署名

这位中国籍新闻助理W——外界常称为Fixer——从未在任何新闻报道中署过名，却几乎参与了每一篇报道的诞生。而他所面对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使得他只能匿名接受采访。

从联络采访对象到翻译、从申请采访许可到为外媒记者介绍中国本地语境和人情世故，乃至处理突发状况，W所代表的Fixer群体，是外媒记者在中国实地报道时无法绕过的角色。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曾庆香曾在《News Fixer:国际报道中的“隐身人”》一文中指出，“业界一般认为News Fixer是专业的新闻记者和受访者之间的中间人。通常情况下，Fixer收取一定费用，承担租车、订酒店、找采访对象、做采访、翻译沟通和在危险环境中保障记者安全的职责。”但不可否认的是，“Fixer与记者的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除了雇佣关系外，还存在互相学习和争夺署名权的现象。”

“最早我是在翻译与媒体之间打工，后来通过外交部指定的一家劳务公司安排，进入一家外国媒体，在北京工作，帮外媒记者临时解决采访问题。”W透露，除翻译外，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前期安排，比如帮忙联络受访对象、收集背景资料、确认采访地点是否被有关部门允许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可以通过外事服务单位聘用中国公民从事辅助工作。外事服务单位由外交部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门指定。受此限制，外媒不能在中国大陆境内直接雇佣本地员工。且雇佣合同上只能写“新闻助理”或“新闻助理人员”。不同于取得记者证的外国驻华记者，这一群体不得以记者身份采访或撰稿，且工资及各项福利也只能通过劳务公司以“派遣”的名义分发。

这种制度设计让Fixer永远游离在正式身份之外。他们无法成为记者，却做着记者的工作；他们没有新闻采编权，却要承担新闻生产链条的高风险环节。

然而，W对这种行业现实表示理解。从被外事服务公司派到外媒驻京办事处工作的那天起，他就知道自己的职业只能是新闻助理，而非记者。但他认为，Fixer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与承认。

“因为一条报道能顺利完成，背后往往是Fixer的联络、判断与保障，”W说。

高压下的职业日常

2003年非典时期，W第一次深刻体会到这一角色的危险与重量。

“我联系地坛医院，提出采访请求但遭到拒绝，于是要想办法采访相关人员。”W说：“老外不知道从哪儿作为切入点，我就要想办法，后来想到采访北京的几位学者，再去北京郊区医院采访那里的消毒情况。”

他清楚记得，当时非典属于国家机密，不对外媒开放采访。在“必须完成任务”和“避免触碰红线”之间，他不得不小心权衡。

多年后，类似的压力依旧没有减少。

“老实说，我曾多次想过放弃，因为有时候觉得这份工作压力很大，也有风险。但让我留下来的，是那种‘把一件重要的事带给外界’的成就感。”W说。

这种成就感在重大事件中尤为强烈。一次在报道万人抗议的群体事件中，W联系到愿意发声的受访者。当地人信任外媒，认为“只有外媒记者才会帮他们传递声音”。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这份工作的重量。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也是一种责任。”

但风险始终如影随形。“法律上我们不是记者，但现场遇到风险时，我们跟记者一样要面对。…… 我没有外媒记者身份的保护，我必须小心谨慎，避免踩到红线。”W感慨道。

对身处中国的Fixer来说，危险并非抽象概念。保护记者协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曾指出，当外国记者惹怒中国当局时，最糟糕的结果可能是被驱逐出境。但当中国助理惹怒中国当局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面對內外多重压力

“虽然根据中国的规定，他们只能做新闻助理，但他们做的很多工作和专业记者没什么两样，他们更了解中国情况，更熟练使用语言，以及这边的社交媒体平台等等。”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方可成说：“其实很多的采访是由这些所谓的助理独立完成的。”

然而，Fixer这一群体不仅受到国家机器的管控，也要面对外媒编辑部逻辑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关系和隐性种族主义，以及难以突破的职业天花板。

方可成说：“他们的编辑、主管往往都是西方人…… 他们有更大的决定权。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毕竟这些外媒是面向西方读者的，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更了解西方读者。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他们对新闻的判断也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

尤其是2020年后，中美关系紧张、疫情爆发，加上官方对外媒的污名化宣传，普通民众的负面情绪加剧，这也使得Fixer一群体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和舆论中心。方可成说：“风险也在增加。一方面可能是被有关部门关注的风险，另一方面比较明显的是被网暴的风险…… 比如新闻助理在微博、小红书上发私信约采访，结果被挂出来，引发网暴。”

尽管风险沉重，Fixer的工作也夹杂着一些“轻松片段”。

“比如外国记者有时不理解某些敏感场合不能随便拍摄，哪些是中国政府的采访禁区，我得不停提醒他们。”W笑说：“有时外国记者喜欢追问受访者，但有些受访者偏偏不喜欢被追问，比如家庭财务状况等。这时候我就要替外媒记者解释，这是采访中了解事情经过必须要做的，但未必会出现在报道中。”

这份职业还是深深影响了W的生活。“因为经常临时出差或加班，家人有时不太理解，会担心安全问题。朋友们觉得我行踪不定，很难和他们聚在一起。”

香港的例外与转变

新闻助理的困境并不仅限于大陆。相比之下，香港长期以来是一个例外。然而，这个曾经的“安全港”很快失去了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

2020年正式施行的《香港国安法》将间谍行为、与外部势力勾结、窃取国家机密等列为主要犯罪。四年后，基本法“23条”通过，进一步扩展了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虽然法律法规并未对本地记者及新闻助理做出明确限制，但法条解释和适用的模糊性形成了一定威慑。经法新社和多家媒体机构证实，《华尔街日报》2024年在内部邮件中表示，将香港办公室迁往新加坡。

方可成指出，在香港的中国籍新闻助理可以以记者身份工作，但《国安法》实施后，风险骤增。外媒机构“能提供的保护极其有限”。

2020年，中国籍的彭博社驻京中国籍新闻助理范若伊（Haze Fan）被国安带走，直到2022年才获释。她2024年试图前往香港任职，却因签证被拒而未能成行。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发布的《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中国排名下降六位，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8，仍是全球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有123名记者被羁押。此外，香港排名也跌至第140，同样归入“状况恶劣”类别。

“在这种环境下，独立报道和本地Fixer的工作几乎变得不可能，而且极其危险。”RSF亚太事务办公室倡议经理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说：“他们经常受到骚扰、恐吓和胁迫，经常受到逮捕、强制审讯或与官员会面的威胁。警方和政府部门越来越多地试图劝阻他们与国际媒体合作，或迫使他们举报国际同行。此外，Fixer经常遭受口头指控和社会排斥，被其他公民贴上‘叛徒’的标签。”

现实中脆弱的保护

与持有正式记者证的外籍记者不同，本地新闻助理在中国几乎处于法律真空地带。他们的安全保障主要依赖于所服务的媒体机构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白奥兰透露，新闻助理和本地员工的安全还获得一些能在紧急情况下介入的本地律师网络的支持。与此同时，RSF也提供直接援助。自2021年以来，该机构已向30多家中国媒体和记者——包括新闻助理——提供财政支持，并推出针对报道中国的记者的培训项目，累计为超过1500名记者提供了有关安全、韧性与专业技能的课程。

她强调，国际媒体应当真正将新闻助理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安全和应急预案。“在威权环境下，当局往往会试图恐吓或胁迫本地助理，对他们的独立性和人身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此，外媒机构必须提前做好准备，确保本地同事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建立明确的危机应对机制。最重要的是，本地助理与国际记者应享有同等程度的保护、支持与尊重。

“万一抓到我就麻烦了。”回到现实，W和无数同行依旧在灰色地带小心行走。他说：“但当我看到报道在海外发出后，想到有自己的一份努力，就觉得很有满足感。”

🍃《田间》关注全球华文媒体相关议题，串连关心华文媒体环境的人听见彼此心声，一起思考应对挑战的解决方法，促进茁壮、可持续发展的媒体圈。欢迎关注我们：

• 《田間》網站

• Substack

• Thre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