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无所不在：中国记者的现实风险

田雨：华文时政与社会议题记者、自由研究者，长期关注中国媒体环境、公共治理与基层民生变迁。

在当前的华文媒体环境中，新闻记者的职业风险已成为常态。无论在中国体制内外，採访与发表的界线不断收窄，公共议题的讨论空间也在缩小。这一变化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中，也渗透到新闻日常的每一个环节。

近年来，中国新闻从业者面临的压力明显加剧。多地记者在报道群体事件或地方财政困境时，被要求删改内容或交出採访资料；地方宣传部门对新闻导向的审核持续强化，一线记者多以自我审查维持生存。网络监管机构亦加大对新闻平台与自媒体帐号的实时监控，涉及社会议题的报道往往被要求“先审后发”。

每年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表面上仍是对新闻行业的礼贊节日，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集体的沉默时刻，提醒人们，记录现实与被抹除之间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

基于工作考量，并与《田间》讨论后，小红、潘虹、应平、Ｕ、Ｎ等受访者採用化名，另有海外媒体观察人士与学者不具名受访。

被消失的新闻报道

在2025年的中国记者节前夕，《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网站于11月7日刊登李微敖的撰文〈记者的工作，绝不是“等通知”、“看通报”——我的第23个中国记者节〉。文章提到，作者在2024至2025年间共发表43篇新闻报道，其中有十篇在发表后短时间内被删除或下架，部分稿件仅存活数小时。“被消失”的内容多涉及官员贪腐、国企内部调查、性侵丑闻与宗教人物受查等社会敏感议题。文章指出，新闻审查已不仅是编辑程序的一部分，而成为决定报道命运的核心力量。

该文进一步披露，这种“43篇中消失十篇”的现象显示审查强度加剧，也反映出记者在真实与制度边界之间的挣扎。对体制内媒体而言，具有公共监督性的报道往往被视为越界；而对体制外记者而言，发表本身即是一场赌注。当真实被迅速抹去，新闻风险成为日常。2025年的中国记者节因此格外沉重——真相的存在，往往比发表更短暂。田间在中国各大社交平台无法找到上述文章，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友人表示，这类文章即使发表，很快会被网管删帖。

受访的北京媒体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对《田间》表示，现场採访已成为高风险行为。“有些地区的警察直接出现在新闻现场，看到镜头就要求删除影像，问你是哪个单位。”她说，这样的干预早已成为常态，许多记者出发前就要先评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报道”并不罕见，而是新闻环境的一面镜子。“记者现在最怕的，不是写错，而是写对了却不能发。这样的状况让许多人乾脆不再问问题，也不再记录现实，不能发的就给外媒朋友。”

北京传媒研究学者赵仁毅对《田间》表示，王妙玲的经历反映出当下新闻环境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审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删稿，而是透过层层问责与制度惩戒，使记者在心理上自我约束。”他说，许多年轻记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学会如何避开风险。“当记者节成为一个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专业的时刻，新闻自由的意义就被改写了。”

制度化的新闻审查

另一位在《新京报》任职的记者小红对“田间”披露，许多新闻机构已不再鼓励调查报道。“2024年7月，调查记者韩福涛和另外两名记者联合调查的油罐车运输食品稿子发出去后，上面很不高兴。现在所有类似报道都要层层报批。我们都知道哪些题材不能碰，碰了也发不出去。现在接到投诉，有证据也不写。”

2024年7月2日，《新京报》刊出韩福涛等人完成的报道，揭露部分油罐车在未清洗油罐的情况下混运大豆油。报道刊出后引起社会关注，官方随即介入调查。然而，随着舆论发酵，韩福涛的微博帐号突然消失，搜寻显示“用户不存在”。不少网民留言关切其人身安全，并质疑平台封号的理由。

在新闻採访现场压力之外，制度层面的审核亦同步收紧。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体系，并在十年间逐步下沉至地方层面。对当地记者而言，风险的来源不仅在于採访现场的可见障碍，更在于信息审查与自我审查的双重压力。许多公共事件的报道被压缩成统一口径的“通报”，媒体在这种结构下逐渐失去现场与独立调查的功能。体制内记者需面对“考核指标”与“删稿风险”的拉扯；体制外写作者则被边缘化，发表渠道日益收紧。

在中国近年资讯透明度下降的情况下，媒体对事实的完整呈现往往取决于记者个人的勇气与运气。北京资深媒体人应平告诉《田间》，新闻审查干扰使调查记者人数在过去十多年急剧减少。“在当下新闻界，调查记者的数量已从高峰时期的上千人锐减至只剩几十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等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媒体的调查记者，多数已转行或者拉广告，做自媒体。”他回忆，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当天，报社即接到宣传部电话要求追查调查记者简光洲，“那时还能发调查报道，现在谁敢再碰揭露性报道？”

2008年9月，当时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揭露，许多食用石家庄三鹿集团奶粉的婴儿有肾结石病症，之后该品牌奶粉被验出有化学工业原料三聚氰胺，成为当时受关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东方早报”为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日报，已于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报业集团直属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政治审查让报道变高风险工作

政治审核的体制性程序已成为报社承受新闻风险的一部分。五位曾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官媒任职的资深记者对“田间”表示，近十年凡涉及地方债务、城中村改造、企业裁员与金融风险的题材，均须报上级宣传部门批准后方可刊发。“鉴于审批程序繁復，现在多数编辑乾脆放弃这类报道。宣传部门一通电话打过来，不让写就不能写。30年前的‘三七开’（三分过、七分功）原则，如今已变成‘一九开’（一分过、九分功）。”这些资深记者基于安全考量，选择不具名受访。

前《光明日报》记者潘虹透露：“《光明日报》更不能发表所谓‘负能量’的稿子，一篇都不行。许多年轻记者是体制内局级官员子女，不用打招呼，他们的稿子几乎都是赞美内容，早已失去记者的基本职责。“

她说，在中央级党媒中，审查的核心已从内容转向忠诚度。“《光明日报》归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长可直接致电社长或总编辑。对我们的审查不只是内容，而是忠诚度。”

部分报社为规避风险，索性停止对经济与社会议题的深入调查，转而以相互转载官方稿件或宣传稿取代。一名曾在南方城市报社任职的採编人员刘浩对《田间》说：“我们以前会报地方官员贪腐或环保汙染，现在这类新闻一律要走省里规定的报批程序，多半被搁置。许多记者转向企业公关或商业传媒，新闻变成一份危险职业。”

外国驻华记者对中国新闻环境也发出抱怨，认为那是一个充满採访风险的社会。常驻中国的外国媒体记者Ｕ告诉《田间》，他曾被有关部门官员“打招呼”，如果发表不利于中国政府的新闻，那麽他在北京的签证到期后，很难续签。Ｕ还说：“中国记者报道受审查，我们外国记者也不能发那些『敏感』新闻。即便我们在国外的同事发稿，这笔帐最终也会算到我们头上。”

专攻新闻自由与数字控制研究的学者汪海涛接受《田间》採访时表示，新闻审查制度越严，记者的採访风险也就越大。我不久前与浙江电视台一些前调查记者谈过这个话题。现在的电视台记者比过去更谨慎，“画面里不能出现警察执勤时没戴帽子的镜头，也不能拍到与路人拉扯的场面，甚至背景音乐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他指出，这些细节反映了新闻现场的压力，审查不再只存在于编辑室，而是渗入每一个拍摄与用词选择。“现在的审查更像一种空气，记者知道哪些画面不该拍，哪些字眼不能写。”汪海涛说，这种制度化的收缩让新闻专业被迫让位于政治安全，“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新闻学生也被要求自我审查

无国界记者（RSF）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78位，仅高于朝鲜。报告指出，中国仍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新闻与网络资讯受到严格审查与控制。RSF分析，中国新闻审查部门持续主导媒体导向，并透过国家网信办与公安系统加强对资讯流通与舆论的监管，形成多部门协同的审查体系。

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国大专院校新闻学院任教的周斌对《田间》表示，过去任职的学校2024年曾以新闻专业学生与媒体从业实习生为对象进行一次不公开问卷，样本约1500人，“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承认在撰写社会或政治议题时会考虑避开敏感内容，这种倾向在进入职场后更明显。”

他补充说：“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调查，但可以反映出新闻教育与现场实践之间的断层。学生在校内仍强调客观、公正，但一旦实习，就会被要求学会自我审查。这种心态一旦形成，未来进入体制内媒体后就很难改变。”

在地方层面，宣传系统的“政治责任制”被强化。前《北京青年报》主管级编辑Ｊ对《田间》透露，宣传口定期召开“导向分析会”，要求媒体“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导情绪”，并将错误报道追责至个人。“有一次我值班时，因为标题措辞出了问题，编辑和责任记者都被约谈、停职检查，还扣了三个月奖金。”Ｊ说。

公共监督者角色渐丧失

新闻风险不仅影响媒体，也改变了公众与媒体的互动关係。江苏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Ｎ说：“我们发稿前都会自己先审一遍字词，看有没有‘敏感词’。现在连写民生新闻、房价下跌都得小心。”Ｎ举例，涉及城管冲突、工人讨薪、房产纠纷等题材，多数地方媒体都不愿刊登，“有时文章写完，没有人敢收，也没人敢发。”

在网络端，审查技术的自动化使舆论控制更加隐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网信办陆续推出多项“清朗行动”，包括“打击违规新闻採编”、“整治自媒体假新闻”、“防范负面炒作”等。据官方通报，截至2024年底，累计清理违规资讯逾八亿条，封禁帐号约两百万个。这意味着自媒体记者连试探的空间都没有。

从平台算法到行业资质，线上与线下的双重规训共同收缩了发表空间。中国官方规定亦不断强化记者管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社部文件，记者证实行年度核验并“每五年统一换发”；同时，记者需参加政治理论考核，内容包括“习近平新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闻从业者被纳入政治忠诚评估体系之中。

海外媒体观察人士指出，新闻风险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整个公共空间萎缩的结果。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舆情部门压力增大，媒体不再扮演公共监督者角色，而是成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一环。中国传媒大学前讲师李嘉说：“体制内外的界线正在收窄，新闻人都在想办法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媒体行业。”

学者总结指出，新闻风险的根源不仅在审查制度，也在整个资讯生态的收缩。随着社交平台取代报纸与电视成为主要资讯来源，舆论监督的功能被削弱，媒体逐渐从公共监督者变为内容分发者。“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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