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主义的阶级面具——白人焦虑、文化反弹与“反精英”的幻象

一、经济地位的失落感：民族主义的阶级根基

近年来，美国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白人劳动阶层的长期结构性焦虑。在所谓“铁锈地带”中，全球化和去工业化导致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传统工薪白人的生计与地位双重受损。

数据显示，密西西比、宾州、俄亥俄等州，白人男性的预期寿命在过去二十年里不仅未增长，反而下降；吸毒过量与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持续上升。2010年后，工厂关闭、就业岗位外移，让这些州的人均GDP增长显著滞后于全国平均，年轻人口加速外流。一项皮尤中心（Pew Research）的调查显示，只有36%的白人工薪阶层相信“下一代生活会更好”，远低于移民或非裔群体的预期。

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其著作《他人的痛苦》中指出，许多白人感受到一种“排队被插队”的情绪——他们原本按部就班工作，却眼睁睁看着“别人”（少数族裔、女性、移民）在政策帮助下向前跃进。这种“被取代”的主观经验，正是美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基础。

二、文化认同的阶级化：从结构焦虑到民族想象

美国的政治光谱正在高度文化与阶级化。根据2020年大选数据显示：

拜登支持者中，拥有大学学历者比例达64%，以城市中产为主；

特朗普支持者中，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比例达56%，多集中于乡村、蓝领阶层。

不仅是收入或教育差距，更是价值观与文化认同的分裂：对LGBTQ、移民、枪支、气候变迁等议题的态度，越来越成为一种阶级符号。共和党选民往往将这些文化议题视为“精英伪善”或“价值威胁”，民族主义于是成为一种“文化防卫机制”。

这一现象可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理解：当主流社会话语权由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派主导时，被边缘化的群体便通过反抗这些文化标准，来重建自我认同。而右翼民族主义恰好提供了这种“反精英文化”的出口。

法国思想家Étienne Balibar 指出，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现代社会中，往往是阶级结构失衡的一种象征性表达。当代“种族替代”论（Great Replacement）即是一例：它并非单纯的种族恐惧，而是底层白人将其阶级地位下降的现实，转化为对种族威胁的情绪化想象。

换言之，当人们意识到自身在经济上“被取代”时，他们转而诉诸民族主义——因为阶级语言已失效，民族语言则提供了一种更易动员的情感形式。

三、政治工具化：“反精英”背后的精英操控

令人讽刺的是，这股民族主义浪潮虽以“反建制”、“反全球化”为号召，却常被既得利益者巧妙操弄。特朗普阵营、福克斯新闻、右翼智库等，一方面鼓动群众对“外来者”、“移民”、“中国”的愤怒，另一方面却推行减税、放松监管、削弱工会等有利于资本的政策。

正如Thomas Frank在《堪萨斯怎么了？》中指出，这种“假反叛”式政治，将劳动阶层的合理愤怒，转化为对文化与种族的攻击，实则掩盖了真正的结构性问题。Balibar 也称之为“阶级不安的替代性发泄”（displaced anxiety），是一种情绪的象征性出口机制。

这正解释了为何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反中国”、“封锁边境”、“撤回援乌”等极端主张能迅速获得支持——这些主张看似“反全球化”，实则为选民提供一个具象化敌人，填补其对秩序丧失的集体焦虑。

四、结语：民族主义的表象与阶级的真相

民族主义在今日的美国政治中，并非一个“文化议题”，而是长期阶级结构变化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外化表现。从制造业流失到教育落差，从文化排斥到“白人被取代”的恐惧，这一切并非单纯的族群矛盾，而是底层白人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再分配中失势的社会后果。

正如Piketty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所说：“当经济不平等无法通过制度改革被解决时，身份政治与民族主义就成为替代语言。”

理解美国当代民族主义，必须穿透“种族”、“爱国”、“反移民”等表层符号，看见它背后那条被遮蔽的主线：阶级的沉默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