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愛，國家與未來

1.從一個夢開始

之所以開始寫這篇文章，是因為昨晚的一個夢。夢裡是我無比熟悉的畫面，我曾無數次見到過——

我路過人潮湧動的市場，手裡提著一袋滷味蔬菜，站在最愛的炒麵攤位前，告訴攤主多給我放些辣椒。在城市的角落，彩票投注站裡擠著嘈雜的中年人，我剛從那裡出來，刮了兩注沒中獎的刮刮樂。裡面的人還繼續盯著牆上的號碼單，談論著財富和未來。遠處，司機在擁堵的街道裡反覆按喇叭，心裡或許惦記著晚飯和油價。不久之後我將回到與同事一同租住的小屋，我的同事正等著我帶晚餐回去，他大概還沒打完遊戲，我在家裡寫稿子的時候，隔著牆有時都能聽到一句他喊的半真半假的「愛國」口號。我正結束了與小紅書上愛國小將的爭執，他們說我脫離社會太遠或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我走入單元門，隔壁傳來外賣員的敲門聲，遠方傳來一兩聲煙火聲。

我曾長居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因此我並不驚訝於我夢到它。筒子樓牆壁傳來一股甚至稱得上有些誘人的石灰牆皮味，我一直很喜歡這種味道，一時間我不知道自己身處何地，甚至不知道是冬天還是夏天。但與此同時我又夢到另外的場面，手機上收到朋友發來的消息，XXX被捕了，問我知不知道這個人，我一愣。腦海裡又閃過其他的人，各種各樣的，錯綜複雜的。是新聞裡的世界，簡單的一條又一條，姓名、年齡、一個罪名，一切迅速的消失，最先是陳玫與蔡偉，他們在博客上備份了許多記憶，然後是張展，我夢見幾個香港青年，接著是參與了「白紙運動」的年輕人，被帶走的時候還緊緊攥著那張什麼都沒寫的紙，我還夢見最近的事，夢見那個因為推動漢藏對話而被指控「煽動分裂」的妹妹。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切會出現在夢裡，夢裡，名字是一張張大網上的一個個節點，交織在地圖上，輪廓是中國——那個我既愛又恨的地方的形狀。那些學生記者或公民，成爲了這個國家的囚犯。與此同時，年輕人正坐在電腦前，打著遊戲，刷著短視頻，偶爾喊著口號。

他們或許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他們或許知道之後也會對這些人帶有鄙夷，與他們保持著距離。我夢見我和坐在我對面的警察爭辯，我說我比你們在座的任何人都熱愛這個國家，你們沒資格評價我做過的事。

然後我從夢中醒來，醒來的時候我腦子裡就只剩下一個問題：誰才有資格說自己愛這片土地？

2.服從的來源

我想到我夢裡這種無比分裂的場面，想到教育和語言。

我在中國的學校裡讀書和成長，在那裡有一門非常經典的課，「思想政治」，到後面，什麼課都要帶有一些「課程思政」的意義，這讓我想到一個出名的說法：在文革時期，太陽黑子是不能用的詞，因為偉大的紅太陽不能有黑子。甚至自然科學學科裡都要簡述科學家的愛國思想。

那這個「思想政治」其實和真正的公民教育有天壤之別。你要學會背誦標準答案——其實難度沒那麼大，我總是把自己想到的東西反著寫以應對考試。它講「服從即愛國」，但從沒告訴我們作為公民去參與公共事務、如何思考權利與責任。來瑞典之後我和我的朋友們說我上次投票還是把地鐵票投進投票口，他們哄堂大笑。我渴望政治參與，渴望關於批判性思維的教育，但我的身邊圍繞著談論運氣的購彩者，咒罵罰單和油價的公交司機。我試圖想像生活中最有激情的時刻，是在連機打遊戲的時候嗎？還是組織粉絲後援會活動的時候，這麼一想，我也曾把我的精力放在虛擬世界之中，最開心的時候是在劇本殺遊戲中投出一個兇手來——我是千萬無法表達自己政治觀念的普通人之一。有時候我看到小粉紅把課本裡的口號搬到網絡，化作謾罵與攻擊，這是最安全的忠誠，如果他們真的相信，那我相信他們一定比我幸福。

「政治」在維基百科上的定義是由各种团體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团體或个人为了各自的領域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尤指對於社會群體的統治，例如統治一個國家，亦指對於一國內外事務之監督與管制。一個非常普通的話題，理應是日常話題，適合所有人討論和研究——在我看來，一個五歲的小朋友就應該開始了解和參與政治。但在中國，這兩個字成了一種需要被避諱的危險詞彙。遠離了公眾空間。人們被教導去相信，質疑等於麻煩，參與等於風險，沉默與附和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它讓真正關心社會的公民受了太多不應承受的委屈。揭露真相或者推動對話為何要面臨被捕的風險？為什麼這些東西不能是一種日常？或者有時候我也會想，當我的一些朋友初次見到我的時候充滿驚訝，那我會想，為什麼成為抗爭者就意味著失去了所有的其他身分，被符號化成某個特定的樣子，一個抗爭者不能是熱衷於甜品，烹飪，縫紉和動漫，也喜歡看小說的普通女孩嗎？甚至我都不覺得自己在抗爭。我想這些都會讓站出來變得不具有可能性。當一個個普通人被捕，有人說他們也是自己選擇這樣去做的，就應當承擔代價。久而久之，在中國社會就形成了一種潛規則：談政治 = 自找麻煩。

我想在民主國家的情況。民主國家是鼓勵學生辯論的，它鼓勵不同的觀念和思想的交鋒，我想起自己在瑞典參與社區活動，參與政黨活動，參與遊行的經歷，這些都是輕鬆而有趣的日常，批判和提問是被珍惜的，也是民主的基礎，我想，正因為如此，公民教育才有機會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於是我看到了中國缺失的核心：當「愛國」被簡化為服從，恐懼便成為日常，人們就會失去最基本的公共語言。

人們面對這一種無奈的處境，以一種被迫的姿態。薪資在一線城市的房價面前近乎失語，履歷在「內卷」的篩網裡反覆打磨。本應朝氣蓬勃的年輕人，面前只剩兩個視窗：一是實時奔跑的KPI，一是發光發熱的遊戲界面。在社交網站上，「躺平」和「擺爛」可以被描述成一種生活方法，是自嘲也是護身符。有人自嘲說，我們中國人「有口飯吃就不造反」，所以不會冒著巨大的風險去博一個未知的回報——不滿成了一個又一個段子，最後情緒也退回到了可控的邊界，焦慮被分散在短視頻節奏裡，希望則延遲到了下一次抽獎或跳槽。從來沒有批判和參與的通道。

我認識的很多人不相信的其實是「改變」本身。不滿轉化不成議題，無法與他人結成可持續的公共連結，於是大家越來越不信任，「政治」被呈現為危險、虛假與越界的代名詞，最終，自我效能感和想像力一同枯萎，甚至連關於世界的判斷也被保守化——「國外也不好」成了體面的自我安慰，把自己在語言和經驗上的局限被說成選擇與清醒。這種無奈，既是對風險的理性回避，也是對可能性的慢性放，它讓人免於受傷，同時也讓一代人學會了在沉默中自我解釋。但我每看一次，我只覺疼痛非常。

3. 如果做出正確選擇的代價是成為異類

我想到選擇說話的人被迫面臨的代價。選擇說話的人，或許也認為中國可以是多元與包容的，但這樣的想法也會被視為威脅。年輕的行動者會因呼籲民主自由而被指「勾結外國勢力」；出獄後依舊被監視、限制出境，直到流亡他鄉，才得以講述自己的恐懼。「709律師」中的江天勇，因為為人辯護而自己成為被告。甚至宗教領域的良心人士也未能倖免——我想到新疆的伊瑪目、河南的地下牧師、西藏的僧侶，他們因堅持信仰或守護群體記憶，而遭受著無數無聲的刑罰。

我想到不久之前，我與一位青年抗爭者交談時，她告訴我：「在黑暗的地方發出光來，那就是人性。」這句話讓我震撼，也讓我悲傷。

我知道這樣的光意味著什麼代價——在中國，可能面臨被捕、流亡、失蹤，幾乎沒有第三種選擇。許多人在獄中失去健康，許多人在流亡中失去語言與歸屬感，許多人在輿論裡背負「叛徒」「怪胎」的標籤。而比起國家的鎮壓，更痛苦的是身邊人的疏遠與背離。

抗爭的代價，往往不是在審訊和關押的時刻才到來，即便僥倖逃出，也要面臨一種日復一日的流放：被社會排斥，被同輩孤立，被歷史檔案抹去。

我總會說，一個選擇值不值得做要看是否正確。然而，問題在於：什麼是「正確的選擇」？我可能覺得正確對不同的個體有不同的定義，對我們來說，正確並不因勝算，而因良知。哪怕代價巨大，選擇發聲本身，就是一種拒絕沉默的倫理姿態。

我聽到很多人說個體的抗爭沒有意義，改變不了龐大的體制。但這種說法忽略了另一個事實：體制正是靠沉默與犬儒得以維繫的。當有人拒絕沉默，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打破了體制想要製造的幻覺——「所有人都同意」。哪怕只有一個名字被記住，它也證明了異議的可能性。

體制為大家編製了一個無比精緻的牢籠。外部壓制讓抗爭者面對國安、刑法與監控的重壓；而內部的分裂與恐懼，使潛在的支持者不敢靠近，甚至急於劃清界線；缺乏工會、獨立媒體、自由社會組織的支持，更讓他們無法形成持續的集體。於是，抗爭者幾乎註定要在孤立中承受一切。這種結構性的孤獨，既讓他們顯得脆弱，也讓他們的存在格外刺眼——所以我格外敬佩這些勇敢的人。因為在一個人人保持沉默的社會裡，哪怕一句真話，都顯得異常響亮。

4. 被曲解的愛國概念

不是所有的抗爭者都是分裂主義者，或者反賊、恨國黨。抗爭者社群是複雜的，許多願意和堅持發聲的人，都是對這片土地和上面的人有著最真摯的眷戀的人。他們卻總被人攻擊成危害國家的人。中國人總是把國家和政黨混為一談。

我還注意到另一個現象，即便在抗爭者的社群內，團結也往往無法維持。

在幾年前我曾加入過一些抗爭者群體，裡面的人也常常互相爭執，我也參與過爭執，理念的差異、彼此間的不信任、甚至對失敗的恐懼，都讓裂縫擴大。

有人認為必須激烈對抗，有人認為應該漸進改革；有人願意談民族自決，有人則擔心這會招致更沉重的打壓。在面對差異時和分歧時，大家不知道如何相處，第一反應是憤怒或者沮喪，覺得善意的建議是一種尖銳地批評和指點。因為我們從未在公共教育裡學過如何面對差異，如何把衝突化解為共識。結果就是，當人們終於試著站在一起，卻很容易因為語言、理念的不同而彼此疏離。

沒有社會組織的支撐，個體無法轉化為集體；沒有法律的保障，抗爭者隨時可能被抽走。這些缺口構成了一種沉重的宿命：即使有人勇敢站出來，他們也往往要在孤立中承受一切。

我並不責怪每一個大聲爭論的人，也並不會責怪每一個因為無法忍受分歧而退出的人，我知道這些宿命並不是無人為之的悲劇，而是體制有意設計的結果。帶有恐懼感的教育，故意切斷的記憶、被壟斷的語言，讓我們離公民社會越來越遠。因為公民社會需要人們相信彼此，可以在分歧中尋找妥協，在差異中建立聯結；而我們卻從小被教導：差異意味著危險，沉默才是智慧。而我們其實非常團結起來，而作為抗爭者群體，其實更需要建立起一個公共辯論的傳統，不應只是一味尋找「正確答案」。我們或許有敵人，但我們的敵人不應該是彼此。

5.未來在什麼地方

每次和朋友談論中國的未來，都不可避免地讓人感到沈重。它看起來無比黯淡：愈發密集的監控的網絡，抗爭者一個個被帶走，社會在犬儒與沉默中日益僵硬。但希望並不只是勝利的結果，它常常存在於最脆弱的瞬間。

從表面看，中國像是一個鐵板一塊的整體，強大的國安機器、嚴密的輿論管控，似乎讓任何異議都難以存活。

但事實並非如此。如果它真的是一塊鐵板，它為何還要這麼恐懼——因為這個政權脆弱於真相。它缺乏合法性，因此才需要不斷抓捕、審訊和恐嚇。這恰恰說明，中共害怕人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害怕微小的光芒能夠彼此呼應，害怕瓦解「所有人都同意」的幻覺。哪怕只是零星的個體，也能證明這個社會從未徹底被沉默。

我們不是沒有見到過類似的力量如何累積。尼泊爾近年來的公民運動，便是青年、學生與公民團體通過長期積累，在街頭、在議會之外迫使政府回應公共訴求的表現。而往前走，我們還能看到我們的前輩，韓國的「光州事件」、台灣的「野百合運動」、東歐的公民社會網絡。這一切在黑暗時代裡都被視為徒勞無功，但它們最終成為民主轉型的起點。這些案例提醒我們：即便在高壓體制下，社會也不是靜止的。我熱愛人類，我相信人的力量，我相信人的智慧總在裂縫處孕育著新的能量。

中國的困境在於，我們缺乏將零散抗爭轉化為持續力量的機制：沒有自由媒體來記錄，沒有合法組織來協調，沒有公共教育來培養互信。但這並不意味著未來沒有破局的可能。這種破局或許會來自經濟壓力下的勞工運動，或來自跨族群的連結，或來自海外與國內記憶的互相呼應。真正的挑戰不只是推翻一個體制，而是重建一種文化：讓人們重新學會信任，重新學會在差異中共存，重新把「愛國」理解為一種關懷，而不是一種服從。

因此，抗爭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改變當下，而在於留下可能性的種子。每一次逮捕、每一個名字的消失，都在提醒我們：體制的恐懼反而證明了抗爭的價值。或許我們這一代無法見證中國真正的自由，但當未來的人們回顧此刻，他們會知道：在黑暗中仍有人選擇說話，仍有人相信光。這些被記住的名字，就是破局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