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重的現實感和有毒的常識

為了說明人類認知行為的詭詐特點，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拉扎斯菲爾德效應」。1949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一部四卷本大部頭巨著《二戰社會心理學研究》，這項研究由美國陸軍部主持，其中包含了對二戰期間美國士兵超過300項研究和60萬次采訪。

美國社會學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社會學家兼數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在研讀這部巨著前兩卷期間，總結出了其中六個常識性論斷：

第一，受教育程度高的士兵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士兵有更多精神官能症症狀，畢竟知識分子更容易出現精神不穩定問題；

第二，農村士兵比城鎮士兵精神狀況更好，畢竟農村士兵比城鎮士兵更能吃苦；

第三，南方士兵比北方士兵更能忍受南方海島上的濕熱氣候，畢竟南方人更適應氣候炎熱；

第四，白人士兵比黑人更渴望晉升為下士軍官，畢竟黑人士兵普遍缺乏上進心；

第五，南方黑人士兵更喜歡南方白人軍官，而不是北方白人軍官，畢竟南方白人更照顧南方黑人；

第六，在戰斗沒有結束的情況下，士兵更想回美國，而德國投降以後，士兵就沒那麼想回美國，畢竟沒有人急著去戰場送死。

在當時時代背景下，這六項論斷對於稍微有點常識的美國人來說完全合情合理。也就是說其結果是明擺著的，根本不需要專門研究也能得出同樣的結論，但事實是怎麼樣呢？事實是：軍方組織的研究者們基於大量實證研究發現，實際情況跟上面六種常識性論斷結果完全相反。

拉扎斯菲爾德評論道，如果直接把截然相反的結論公布出來，人們也一樣能夠根據結論找原因，然後反過來又說這些研究結果顯而易見，根本不需要研究就能得出結論。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著名的「後見之明偏差」，俗稱事後諸葛亮。但是如果你不告訴他們正確答案，他們就會依照顯而易見的常識，得出完全不符合事實的結論。

拉扎斯菲爾德認為，問題就出在這種「顯而易見」的觀點上。在我們看來，拉扎斯菲爾德發現了幾個問題：最明顯的一點當然是顯而易見的常識也可能靠不住；其次就是人們可能根據不同的結論重新塑造現實；在更深層次上，「拉扎斯菲爾德效應」反映出，社會科學對於構造人類知識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對我們要探討的課題而言，「拉扎斯菲爾德效應」還表明人類的理性行為是有缺陷的。

恰恰因為人類理性有缺陷，我們才不斷修正我們的知識系統，使我們的知識系統常常保持開放性；而那些長期停滯、僵化不變的知識，不僅變成了教條，還變成了偏見、成見、惰性、陋習和謬誤。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僵化的認知還形成了普遍的社會心理障礙。這種社會心理障礙，不僅使中國社會越來越閉塞，越來越難以接受新知識、新思想和新觀念，還給社會變革制造出巨大的阻力。

本期節目我們就把焦點放在由認知缺陷引發的社會心理障礙上。在這裡，我們先把結論放在前面：我們認為中國社會流行的常識性觀念存在嚴重缺陷，這種缺陷污染了中國民眾對於現實的感知，進而造成了普遍的社會心理障礙。揭開這些心理障礙的面紗，意味著我們朝克服心理障礙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首先，我們必須破除對常識的迷信，盡管我們很知道在中國缺乏常識和常識謬誤問題同樣嚴重。在定義什麼是常識以前，我們先來看幾則案例。

第一則案例講1998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兩名經濟學家發現，原本旨在保障殘障人士就業公平和增加殘障人士就業率的《美國身心障礙法》，反而致使各適齡段殘障男性以及40歲以下殘障女性就業率暴跌。這相當違背我們的直覺，保障殘障人士的法律怎麼反而導致殘障人士就業率暴跌呢？

另一則案例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薩姆·佩爾茲曼發現，當美國交通安全法規強制使用汽車安全帶之後，安全帶雖然降低了駕駛人員的死亡率，但是危險駕駛反而增加了，結果就是交通事故變多了，而駕駛人員死亡人數基本沒有變化，路上行人因車禍死亡人數反而還有所增加。隨後的系列研究也發現，配備汽車安全氣囊和防抱死制動系統也產生了同樣的效果。同樣，2010年美國研究者也發現，納斯卡賽車配備了用來保護頭部和頸部的漢斯裝置以後，車禍率反而增加了差不多2%，雖然賽車手傷亡人數減少了，但是反而有更多賽車後勤維護組工作人員因賽車事故受傷。這些情況讓人聯想起中國無人駕駛汽車事故頻發，可能與危險駕駛行為增加有關，尤其我們看到網絡上流傳大量有關無人駕駛汽車的影像資料顯示，駕駛人員故意不把注意力放在汽車行駛上，有司機甚至故意睡覺、吃飯、打游戲。很遺憾，中國政府並未公布相關事故的可靠統計數據和調查報告。根據國際頂級科學期刊之一《自然通訊》雜志2024年發布的一項研究顯示，配備了先進無人駕駛系統的汽車事故率通常低於有人駕駛汽車，但是在黎明或者黃昏時分，無人駕駛事故率是有人駕駛的5.25倍；在遇到拐彎的時候，無人駕駛事故率則是有人駕駛的1.98倍。這些研究告訴我們，先進技術革新雖然在直覺上增加了安全系數，但實際上不見得能夠降低事故率。

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我們生活中充滿不計其數的常識，有關常識的定義也層出不窮，我們認為，黑格爾對常識的理解和批判至今仍然給我們以巨大啟發。黑格爾在《費希特與謝林哲學體系之差異》一文中指責常識的碎片化特點，使得常識具有半真半假的特性。黑格爾說常識經不起反思，一反思就會陷入混亂：思辨可以理解常識，但是常識無法理解思辨，甚至反而抗拒和排斥思辨。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說常識把感覺當成神諭，又說常識根本違反人性。這是因為在黑格爾看來，感覺是碎片化的，人與人之間有時候可以互通感覺，但是人也可能完全無法跟其他人產生同樣的感覺；但人性之所以是人性就在於人性是普遍的，不可能每個人都有一個完全無法互通的人性。

黑格爾認為，常識跟那些反人性的東西往往都只停留在感覺層面，只依靠感覺來溝通。在這種意義上，常識違背了人性的共通性和普遍性，就像感覺在不同人之間傳遞可能失靈一樣，不同人對待常識的看法也可能完全對立，比如你認為是常識，在其他人看來就是虛假知識。我們簡單總結黑格爾的看法就是：常識作為一種簡便的知識手段，無法代替知識，常識不僅不可靠，還可能因為單純依靠人的直觀感受而產生嚴重偏差或者謬誤。

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前面舉例的時候反復提到直覺。我們在這裡說的直覺肯定不是黑格爾的哲學概念，而是指未經反思的直觀感受或者第一感覺。常識往往就是過度依靠第一感覺來做出判斷，這樣的判斷就可能出錯，就可能遭遇到我們在影片開頭講的「拉扎斯菲爾德效應」。根據我們前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來，我們不能憑直覺認定《身心障礙法》可以保障殘障人士就業，也不能想當然以為安全裝置和先進駕駛技術就能夠減少交通事故傷亡率。

現在我們要結合案例分析來說明：中國社會流行的一些常識性謬誤在毒害我們的現實感，其結果是我們不但對現實發生了錯誤判斷，還對改變現狀產生了普遍的心理障礙。

在中國，常識性謬誤最常見的流行方式就是意識形態教條化。中國社會至今流行的一些口頭禪就是從意識形態教條演變而來的。最常見的比如「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又比如「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再比如「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還有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等等。

「黑貓白貓論」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流行至今接近五十年，這句話是鄧小平說的，一度被中國普通民眾奉為至理名言。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黑貓白貓論」以其相當務實的態度否定了階級斗爭路線，轉而將政治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但是這個口號傳著傳著就變味了，現在我們看到「黑貓白貓論」已經變成改革開放時代比較典型的功利主義意識形態。起先是人們用「黑貓白貓論」來為各種不擇手段的經濟行為做理論支撐；後來這種口號變成為不倫不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做辯護，進而也為威權主義做辯護，簡單地說就是，因為威權主義有效發展了經濟，所以威權主義就是「好貓」。

這種不擇手段和不計代價的功利主義觀念在中國社會瘋狂生長，隨之而來的就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錦標賽，以及不擇手段的政商勾結引發的嚴重腐敗問題。從江澤民時代以後，還有社會危機、環境危機、土地財政危機、地方債務危機、結構性經濟危機等雪球越滾越大，這些情況都是由不加約束的功利主義觀念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惡果。而且尤其糟糕的是，最遲從江澤民時代起，中共就把經濟指標放在第一位，其結果就是一切都要為GDP數據讓路。與西方民主國家建設法治環境來保障經濟建設不同，中共政府反而利用威權主義手段肆意破壞法制環境，給受到政府保護的商業行為大開綠燈，除了造成腐敗和引發一系列危機之外，還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法制環境。2004年以後，中共開始推行的依法治國路線極大加強黨對司法系統的控制、嚴重削弱司法獨立，這一系列改革表面上是為兌現加入世貿組織承諾而創造法制環境，實際上卻對中國司法系統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傷害，這是中國司法大倒退的起點。

中國社會流行的另一個教條，「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一樣在為這種不計代價的功利主義發展模式充當理論依據。至今在中國普通民眾的意識深處，吃飽肚子儼然成了國家最大的恩惠和社會最後的底線。在「經濟基礎決定論」這個教條的指導下，仿佛吃飽肚子成了唯一重要的大事件，其他一切社會矛盾都要為吃飽肚子讓路，甚至隨意舍棄也在所不惜。這種單向度的思維模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後果，人們不但主動放棄了公民權利，甚至很多人還反過來為國家剝奪公民權利辯護，用吃飽肚子來搪塞一切反對意見。現在中國民眾在長期過度生存壓力重壓之下，感嘆自己成了廉價的「牛馬」，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之前他們只關心吃飽肚子，其他什麼都可以不要。那不就是要求黨國把自己當成沒有意見的牛馬對待嗎？現在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時候。

「經濟基礎決定論」還有一個虛偽的托詞， 說經濟基礎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就會實現政治變革，因為新的經濟基礎決定了新的政治制度，這種說辭就像某些宗教的來世學說喜歡把好日子放在遙遠的未來。這種論調在西方國家一樣常見。冷戰結束後，西方世界普遍相信中產階級壯大會幫助中國實現民主化。但事實上呢？中國國家財富已經躋身世界第二強，中國在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方面處於世界墊底位置，跟阿富汗塔利班恐怖政權同一個水平。

現在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變成了世界頭號極權國家，所以經濟基礎是怎麼決定上層建築的？非洲國家博茨瓦納和加納，兩個都是在經濟發展落後階段開始推行民主化，結果民主化不但創造了長期經濟繁榮和高速增長，還結束了政治動蕩。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了三名美國經濟學家，其中兩人合著《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糾正了「經濟決定論」這種說法。這兩名經濟學家發現，反而是政治制度決定一個國家會不會長期有效繁榮，而失敗國家之所以失敗，並不是因為經濟基礎差，而是因為政治制度差導致國家無法實現長期有效繁榮。用中國人聽得懂的語言來翻譯就是：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

「經濟基礎決定論」在中國民間流行，起到了一種互相麻痺神經的效果：一方面民眾以為經濟發展是第一要務，其他事務都要給經濟發展讓路；另一方面民眾以為只要經濟發展越來越好，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這些一般社會觀念經不起推敲，它想當然排除了經濟衰退前景，想當然以為經濟會永遠增長，當一種社會觀念變成了常識之後，人們就會認定這種觀念就是不容否定的事實。正如我們前面引用黑格爾所講，常識缺乏反思，單憑常識無法思考更深刻的東西，因為常識往往只依靠粗淺的直覺，用錯誤的常識去影響社會就可能誤導社會。另一個誤導社會的典型例子就是科技至上論，用鄧小平的名言來說就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我們在以前專欄文章中專門批評過科技浪漫主義，我們曾經援引多項經濟學研究來證明這種論調的錯誤之處，但是這種論調現在已經變成中國人不容置疑的常識，而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決策和國家科技產業政策也受到這種科技浪漫主義影響。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雅各布·施穆克勒，基於美國鐵路行業超過一個世紀的完整數據發現，技術創新並不一定是經濟增長誘因，反而是經濟增長促使需求增加才誘發了技術革新。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伊爾馬·阿德曼還注意到，新工業技術比如通訊科技、資訊科技和交通科技，在傳入到發展中國家以後影響微乎其微，並沒有產生像19世紀工業革命那樣的效果。說到工業革命，1980年代以來，很多經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制度變革才是19世紀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工業革命並沒有那麼大的神奇效用，1988年有經濟學家還指出，由市場制度改革與市場發展水平提高產生的直接和間接乘數效應，大約是工業和農業技術改革對應乘數效應的三倍。也就是說，人們顯然過於高估了工業革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同時大大低估了制度改革的真實貢獻。1980年代，經濟學家們在研究技術變革對半工業化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影響時還發現，1950-1973年間，半工業化經濟體有70%國民生產總值來自於生產要素供給增長，只有30%來自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比例中，約有一半是由於資源從低生產率部門重新配置到高生產率部門的結果。也就是說，技術革新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只佔將近15%，遠遠低於我們對科技轉換成經濟效益的心理預期，遠遠低於勞動、土地、資本、企業家和資源配置共同產生的巨大經濟貢獻。這樣的研究從1960年代以來就層出不窮，我們就不一一舉例了，但是中國至今還在流行科技浪漫主義，就好像跟世界脫節了半個多世紀，至今還在幻想科技轉化成巨大經濟效益幫助中國彎道超車，這與我們的時代格格不入。

2020年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和南韓發展研究所共同發布的一項研究表明，雖然數字技術蓬勃發展，但是發達經濟體生產力增長卻放緩了：過去15年發達經濟體平均生產力增長不到之前15年的一半，商業活力還不增反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逆流而上把經濟增長全部押寶在科技投資上，仍然是一種遠遠落後於時代的發展思路，不但無視前沿經濟研究，還無視經濟發展規律。

我們沒有辦法在這裡把中國社會流行的常識性謬誤拿出來一一批駁，在這裡，我們要指出的是，這些常識性觀念正在構造一種脫離現實的時代幻覺。一方面，功利主義和急於求成的社會情緒讓我們誤以為一切困難都是暫時的，僵化的社會觀念讓我們執迷不悟地迷信經濟奇跡會永遠存在，還讓人誤以為每個時代都有一種主旋律，除了這個主旋律以外，其他都是噪音。事實上，正常社會並不存在什麼主旋律，經濟奇跡也不會一直存在，沒有人理所當然就該為了經濟指標，成為被迫犧牲的社會代價。那種要求犧牲少數來成全多數的說辭常常充滿了要求別人犧牲的自我感動，虛偽至極。社會不公平關系到社會仇恨會不會升高加劇社會矛盾升級，收入差距過大和經濟失衡還可能造成經濟結構性困境，扼殺中長期經濟活力。眼下中國失業和破產問題嚴重，生存壓力加大，社會萎靡不振，社會矛盾升高，遠遠沒有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種經濟活力，但是很多人仍然只看賬面上的GDP數據，對底層民眾低收入、失業、過勞猝死、無法維權等問題無動於衷，這是純粹的心理扭曲和脫離現實。另一方面，意識形態教條滲透到一般社會觀念中，變成社會常識，還將造成許多阻礙社會變革的心理障礙。比如急躁冒進的功利主義情緒要求立刻看到成效，但是社會變革需要時間，尤其改變時代觀念更需要時間，一旦沒有立刻見效，人們就立馬惡言相向，倒退回去繼續沉浸在不切實際的暴力幻想中，繼續做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另一種心理障礙則把解放社會生產力、營造法治環境、增強社會幸福感，看成是危害經濟發展和破壞社會穩定。這種脫離現實的恐懼純粹是中共當局用來恐嚇社會的手段，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告訴你沒有種族沖突和宗教沖突的國家，成功實現民主化就會發生經濟倒退。

中國大陸針對台灣的宣傳戰散布虛假消息說台灣經濟衰退，反而比不上戒嚴時期，這種虛假消息誤導了很多中國民眾。事實上，台灣歷年經濟數據都有詳細記錄，在網上有公開渠道可以查詢。就戒嚴時期經濟成就巔峰1987年的經濟數據來看，該年台灣GDP總量是1049億美元，到2024年這一數據已經達到7955億美元，而人均GDP也從1987年的5350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33983美元，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台灣民主化以後都經歷了經濟飛速發展，說民主化以後台灣經濟反而比不上戒嚴時期純屬散布虛假消息。

如果中國大陸實現民主化，取締腐敗驚人、虧空巨大的國家壟斷，保障正常的開放的市場競爭，把社會資源配置從低效益的國家壟斷部門轉向高效益的私營部門，反而是解放生產力和激發經濟活力。根據中金公司《2023年中國財富報告》顯示，中國最富裕人口只佔總人口的0.33%，但這些人卻佔有國家總財富的67.44%，佔總人口7.05%的中產階級只佔有25.58%的總財富，而佔總人口92.62%的社會最底層13億人口卻只佔國家財富總量的6.98%。那麼，中國民眾普遍嘲諷貧富差距巨大的美國又是什麼情況呢？

根據美聯儲2024年公開數據，美國最富裕的0.1%人口只佔有總財富的13.8%，接近總人口49.9%的中產階級則佔83.7%的總財富，剩下50%的底層人口只分到2.5%的總財富。對比中美兩國數據可以明顯發現三個特點：一是中國有一個畸形的特權階級壟斷了絕大部分國家財富，二是中國中產階級規模很小，三是中國底層低收入人口規模極其龐大。

對於未來的社會變革來說，特權階級無疑是中產階級和中國底層社會的共同敵人。取締特權階級對經濟和國家命脈的壟斷權和取消特權階級特殊待遇，意味著把經濟活力還給市場，把國民應有的基本福利保障還給國民。這也意味著解決中國經濟的國富民窮的結構性困境，增加國民收入和加強國民抵抗經濟風險的韌性，這些變革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狡辯，都不可能得出危害國計民生的結論。

那些把打破不公平社會現狀視為破壞經濟秩序的盲從者，不但對於自身經濟處境一無所知，還在盲目支持特權階級侵吞國家財富。像這樣的有缺陷的社會觀念還有很多，這些觀念偽造出許多社會心理障礙，最終只為阻撓社會變革。這恰恰是我們希望托付給社會運動的地方：我們希望社會自發組織一系列社會運動，號召人們主動去反省、去揭露、去批判我們原本毫不質疑的常識性謬誤，去糾正錯誤的社會觀念，去重新打開我們的知識體系，重新放眼看世界。

通過這些社會運動，我們不僅要轉變社會觀念，還要互相響應、互相配合以及團結協作，我們的斗爭對象不僅僅是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和被常識誤導的大眾，還包括我們自己，我們要評估我們自己究竟是在積極參與社會變革，還是在阻撓社會變革。我們要評估我們是否具有全新的社會人格，我們是否能夠擔當起推動時代觀念轉變的社會責任。我們既要與錯誤的社會觀念斗爭，也要與自己的心理障礙斗爭。這與我們今後還要發起的一系列社會運動倡議完全一致，我們將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我們將同時面對殘酷的社會挑戰以及我們自己身上的舊時代舊人格特點。不要覺得陌生，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新生活運動就是這樣做的，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接力這一傳統，實現社會自發組織、自發動員以及自我革新。

現在，我們不得不引用「沃比岡湖效應」來解釋中國社會由於現實感失真而產生的迷之自信。1980年代，美國一檔廣播節目主持人加裡森·凱勒，在節目中虛構了一個叫沃比岡湖的小鎮。小鎮上的所有女人都覺得自己強壯，所有男人都覺得自己好看，所有兒童都覺得自己超出平均水平。1987-1988年，美國醫生約翰·坎內爾做了一個報告，這個報告首次采用「沃比岡湖效應」這種說法，質疑當時美國50個州匯報的所有小學考試成績都高於國家平均水平。但是所有人都高於平均水平在統計學上是不可能的事情。1991年一項針對一百萬名美國中學生的調查也發現，其中98%自認為領導能力超過平均水平，但這也是有問題的：要驗證自我評估誤差很容易，做一個領導力測驗就能驗證有多少人高估了自己。

後來「沃比岡湖效應」被引進到社會心理學領域，用來指部分群體存在一種錯覺性的優越感，這些人不僅傾向於高估自己的能力，而且更願意相信別人是錯的，自己是對的。說到這裡有沒有覺得很熟悉？「沃比岡湖效應」同樣存在於中國社會，甚至可以說比想象的還要嚴重。

中國有相當多社會群體，從不同程度上表現出一種錯覺性的優越感，最典型的幾個案例包括中國國情論、西方偽史論以及中國社會相當猖獗的虛假意識。

我們倒過來先說「虛假意識」，這個概念是馬克思主義分子發明的。1870年馬克思在一封信裡指責英國工人把自己當成了統治階級，結果被貴族和資本家當工具人，用來強化對英國無產階級的專政。馬克思說，英國工人對愛爾蘭工人有很深的敵意，是因為英國工人階級接受了統治階級的宗教偏見、社會偏見和民族偏見。在馬克思去世以後，恩格斯就在馬克思基礎上提出了「虛假意識」這個概念。後來「虛假意識」專門用來指：被統治階級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了統治階級的一員，並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強烈的社會認同，進而喪失了自我意識和個體的獨立性。

上面這些說法看起來是不是似曾相識？沒錯，但是中國人現在不這麼說。中國人說全聚德的鴨子操掛爐的心，或者說，明明是韭菜的命卻操著鐮刀的心。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並不符合事實，倒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分子，在利用「虛假意識」來蠱惑底層社會方面，個個都是專家。「虛假意識」如今也在中國社會橫行，底層民眾明明自己受著政府欺壓，還被剝奪了基本福利跟人權，但是很多人無比自豪地享受專制鐵拳統治。在他們猛烈攻擊反政府意見的時候，這些政府支持者，個個都把自己當成是高瞻遠矚、殺伐果斷的國家領導人。他們明明自己無立錐之地，卻對高樓林立的中國城市感到無比自豪、無比優越，還把台灣台北這樣的城市貶低成中國十八線城市水平。他們把負債累累、虧空巨大的高鐵當成是中國體制優越性的表現，反過來嘲笑美國和歐洲缺少高鐵，即使別國根本沒有舉全國之力來修建高鐵的必要。現在新能源汽車和國產手機又成了他們感到優越的新的理由，他們知道華為惹不起，他們選擇性無視國產新能源汽車火災事故率，反而要把消費者維權當成境外敵對勢力打擊。諸如此類的優越感在中國社會比比皆是。這種錯覺性優越感支撐著中國社會的「虛假意識」。有這種優越感的人更傾向於支持中共的意識形態，並且認同中國國情論。他們認為，正是因為中國特殊的政治制度帶來了全面繁榮。雖然自己每月領著不到三千塊錢薪水，結婚、生病、養老全部都成問題，此外還要擔心失業和破產，但是他竟然覺得這個國家的繁榮給自己帶來了幸福。請問幸福在哪裡？是外交部大罵美國讓他覺得幸福嗎？還是侵略台灣、讓別人流血使他覺得幸福？這些人的錯覺性優越感，源於他們在心理上把自己當成了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統治階級，儼然自己是專制權威，要別人顧全大局，自己則居高臨下地鎮壓努力維護公民權益的普通人。

另外，中國國情論和西方偽史論在中國同樣泛濫成災。

西方偽史論很好理解，這一派人宣揚一切東西方文明都是假的，只有中國文明史是真的，把中國文明說成是世界文明核心和起源地，顯示中國文化超越其他所有民族的優越特性。學術界沒有多少人會把西方偽史論當回事，因為他們連基本的科學研究方法都沒有入門。諷刺的是，俄羅斯的偽史論者不但宣稱除俄羅斯外一切古代文明都是假的，還把15世紀以前的中國歷史一筆勾銷，他們說長城是一場騙局，聲稱長城是15世紀以後修建，目的是用來抵御俄羅斯入侵。中俄兩國偽史論者如果碰面，恐怕還得打一架。西方偽史論強化了其支持者盲目排外、盲目自大和極端保守主義的文化心態，這些人不但抗拒社會變革，在他們閉塞的常識體系當中，一切外來的事物還都包藏禍心。

至於中國國情論，其泛濫程度就更加嚴重，不僅中共政權支持者普遍認同國情論，連中間派和反政府人士也一樣被國情論困住手腳。國情論的關鍵要點，在於強調中共政權及其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是中國經濟繁榮的保障。但是國情論回避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開始經濟騰飛以前，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是由什麼造成的？在那之前改革開放為什麼沒有幫助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國情論誘導很多人相信推行威權主義和推卸政府責任不但有必要，其成效還顯著優越於其他國家。假如2001年沒有加入世貿組織，中國沒有機會變成世界工廠，那麼中國模式的優越性體現在哪裡？國情論還助長了一種似是而非的現實主義取向：表面上看，常識告訴我們，任何思想、文化和制度移植到中國都必須實現本土化，只有這樣才務實。許多現象都可以佐證這一觀點，比如同樣是民主選舉制度，德國、日本和美國就非常不同，可見民主選舉制度也需要根據具體環境融入所在社會。表面上看，這種說法天衣無縫對吧？

但是如果我們走近一步看，就會發現其中存在很多問題。國情論是「中體西用論」的當代版，什麼符合國情、什麼不符合國情，不是由市場自主選擇的結果，而是政權選擇的結果：北京當局說推行獨生子女政策符合國情，要放開二胎政策也符合國情；今天說清零政策符合國情，明天清零政策爛尾了，難道就是有人臨時修改了國情嗎？所以國情究竟是什麼？是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嗎？亦或只是給政策合法性找一個幌子？

很多人誤以為國情論講的「國情」，指的是迫切需要面對的社會現實，但這恰恰是一種常識性謬誤：因為判斷是不是國情，取決於中共決策者只接受什麼樣的現實。比如胡錦濤時代中國社會每年數十萬起集體維權和抗議活動，每年還有上千萬起信訪案件，這些數據構不構成社會現實？它們算不算國情？對於反對派來說，如果這是國情，這無疑表明中國社會走到需要實現民主化的時候了；對於中共政權來說，這恰恰不是國情，它反而告訴你西方式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國國情。

另一個例子是，中共中央從胡錦濤時代開始就多次開會強調要提振內需，增強國內消費，甚至習近平時代聲調還越拔越高。提振內需肯定要符合國情對吧？那麼這時候什麼才是國情呢？國富民窮，國民收入低、經濟衰退可能造成失業和破產、沒有社會保障兜底、沒有安全感等等，這些都是國情，那麼中共會尊重國情給國民發放現金補助和福利兜底嗎？答案是並不會。中共不但要考慮經濟成長空間問題，還想集中資本力量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突破，同時還出於政治目的堅決反對福利國家路線，這時候導致消費萎靡不振的國情根本不在考慮之中。國情論就是這樣散播一種含混不清的虛假常識，它讓人誤以為國情是迫切需要面對的社會現實。國情論塑造的是一種虛假的現實主義，它一味要求民眾被動接受現實，不允許民眾對現狀不滿。他們一口一個家丑不能外揚，要求同胞受了委屈不能吭聲，否則就是給境外勢力遞刀子，就是用心險惡抹黑國家。事實上呢？國情根本不是根據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而是由中共獨斷裁決的結果：什麼是國情，什麼不是國情，要由中共政權說了算。

回顧我們前面講到的種種情況可以發現，「沃比岡湖效應」在中國社會流行，產生了一種自我膨脹效果：用一種矯枉過正的辦法，把1980年代以來的「三信危機」矯正成過度自信和盲目自信，進而扭曲了中國民眾對於現實狀況的准確判斷，把虛假的現實注入到了人們的常識觀念中。

最後，我們要解釋一下應該怎麼透過社會運動來糾正被常識性謬誤污染的現實觀念。我們在前面號召社會自發組織一系列運動來清理常識污染，這種社會自發組織、自發動員模式是基於斯多葛主義和哈維爾主義設計的新型社會運動模式。這種新型社會運動並不鼓勵國民盲目暴動或者赤手空拳上街送死，而是把社會運動從街頭示威游行轉向重新組織和動員社會，恢復社會紐帶，恢復社會凝聚力，結束一盤散沙的社會現狀，推動公共領域朝著多中心化、多陣營化和多媒體化方向發展。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不但要推動社會自發形成多個陣營，還要努力在這些陣營之間結成聯盟。我們在前一期節目介紹了通過社會組織和社會動員結束一盤散沙社會的必要性：如果不能恢復社會紐帶，不能打通聯結各個社會原子的渠道，不能把孤立的個體動員起來，將來就不能形成對政權構成實質性壓力的社會挑戰。我們在本期節目所設想的清理常識污染運動，就是這類社會動員的典型模式之一。當然，您也可以想象，我們要在這個時代重新發起一場新文化運動和新生活運動.就像1960年代馬丁·路德·金開始發起民權運動之前，爵士樂運動和哈萊姆文藝復興不僅重新塑造了美國黑人族群的社會認同，還重新整合跟團結了黑人族群，現在我們要做的也是通過建立新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來重新塑造族群認同和聯結社會。對於中國來說，極權國家根本無法鎮壓社會觀念和行為上的變革。

清理常識污染不是要否定一切常識，而是要將常識性謬誤和被官方意識形態污染的虛假常識清理出去，促使國民重新認識社會現狀和自身處境，促使國民重新以開放的頭腦和胸襟去接受新的社會思潮。當社會開始通過清理常識污染運動，進行自發組織、自發動員，並且互相響應、互相配合，這就是一盤散沙的社會走向重新聯結、重新振奮和重新恢復自信的開端。更重要的是，依據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原理，這類公共行動旨在恢復公民意識和創造全新的社會人格，為未來的社會變革儲備力量。因此，未來每一場新型社會運動都會是對每個個體的訓練和培養，我們不僅要克服日常生活中許多認知誤區和心理障礙，要與偏見、陋習、愚昧和憤世嫉俗作斗爭，還要重新糾正那些實際上已經脫離現實的現實觀念，還要與躁動不安的浪漫主義和唉聲嘆氣的現實主義作斗爭：我們需要讓動員起來的社會從容不迫地面對殘酷無情的現實。

對於個體的訓練和培養既是實現社會變革的手段，也是追求社會變革的目標。正如我們在先前節目中所講，社會變革的首要目的是要改變人，人不變，社會也改變不了。我們要把人從道德退化和萎靡不振的困境中改造過來，我們要糾正那些急於求成的功利主義傾向，把人改造成自尊自信、不卑不亢、鎮定克制的個體。只有恢復個體的道德責任感和社會聯結機制，才能夠幫助社會克服一盤散沙的困境，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互相團結、互相信任、互相協作，也只有團結起來的社會才有能力對抗極權國家。

我本人在近期一次不公開演講中，闡述了為什麼要將哈維爾主義和斯多葛主義結合起來的原理，在下一期節目中，我們就順道再結合案例分析進一步解釋為什麼人性是可以重新塑造的。只有了解了這個原理，我們才能夠准確理解新型社會運動為什麼這樣設計，這樣，根據這個原理制定的行動方案才不至於因為理論根基不穩而產生信心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