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領導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

怎樣才能推翻共產黨？這個問題很多人在心中反復演算過很多遍，但是極少有人真的去研究怎麼才能成功推翻共產黨。很多人只是想當然以為自己知道具體辦法，但事實上這些想法完全經不起推敲，因為他們通常是既缺乏研究能力又缺乏專業知識。其實很多人都這樣，人們用來改變社會的信心主要是依靠抖機靈、耍小聰明、蠻干、武斷和抬槓。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有人都在吵吵嚷嚷，最終所有天真浪漫的想法都只能流於清談。

不過這其實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每當國家走到窮途末路的時候，社會上總會湧現出許多有關社會變革的譎談怪論，而且每個時代的人都喜歡互相罵別人想法幼稚。時代焦慮升高而普通人找不到社會出路，就會出現這種躁動不安的時代氛圍。如今我們又走到了這種歷史周期階段，眼下有關中國社會該如何變革的討論又像晚清時代一樣多了起來。這樣的討論當然是有必要的，因為一個社會走到變革之前必須先找到社會道路，而後才能走到這條道路上去。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社會理論家往往肩負著探索社會出路的重任。

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制度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當啟蒙運動思想席卷歐洲和美洲大陸的時候，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就形成了一道分水嶺：在那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思想具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在那以後，我們每個時代都被社會思潮推著走，雖然也有因為撞上馬列主義而誤入歧途的時候。

當然，假如再往前追溯，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已經開啟了思想改變社會的全新傳統。到現代社會公共領域形成以後，這個傳統變得越來越不可逆轉，每逢社會發展進入到瓶頸期，社會思潮也會遭遇到同樣的瓶頸，在社會思潮率先突破瓶頸以後，社會變革的大趨勢就變得勢不可當了。我們將在這裡通過至少連續十期節目來探討中國的社會變革方向和社會出路，本期節目我們要討論的話題是：怎樣領導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來挑戰共產黨政權？

首先，我們不能回避許多人多少都考慮過的一個問題，那就是武裝暴動。生活在獨裁統治下的民眾普遍對暴力有一種相當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們痛恨國家的暴力機器，認為這個暴力機器強大無比，而人民卻手無寸鐵；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只有以暴制暴才能推翻獨裁政權。

對暴力的浪漫化想象使得一些人越來越脫離實際，他們甚至直接跳過許多預備環節，直接跳到內戰層面，從來不考慮技術上是否有現實的可行性。這種對暴力的浪漫化想象通常受到仇恨和報復心理驅使，在想象中掃射和處決敵人是相當快意恩仇的事情，有助於大腦分泌多巴胺。光是想象暴力就足以讓很多人上癮，至於真的去改變社會反而變得沒有必要了，因為要打破現狀和改變社會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哪怕只是想一想也會讓人抑郁。假如大腦不分泌多巴胺來獎勵你，你也會變得沒有積極性，進而喪失興趣。

但並不是只有中國人才對暴動懷有浪漫化想象，幾乎所有專制社會都曾經幻想過用武裝暴動來推翻獨裁政權。這些人都是認真的，他們把一切非暴力手段都斥責為軟弱、天真和不切實際，他們意識不到暴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取決於具體環境，如果一味沉湎於脫離現實的暴力幻想則無疑是一種巨嬰行為。

捷克斯洛伐克天鵝絨革命關鍵領導人之一瓦茨拉夫·哈維爾在其名著《無權力者的權力》第十七節就公開討論過武裝暴動問題。當時捷克斯洛伐克還處在典型的共產主義暴政統治之下，哈維爾將這種政權形式稱之為後極權主義。與古典的極權主義不同，除了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之外，後極權主義還依靠充斥著謊言的意識形態體系和不公平的法律制度來鞏固獨裁統治，同時堵死了通過法律手段和暴力手段來爭取自由的社會出路。

用法律手段改變社會行不通很好理解，因為後極權國家的法律制度不可能給反對者提供合理的反對空間，如果反對者能通過法律手段來糾正國家行為，監獄裡就不會有政治犯了。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家米蘭·斯沃里克統計了1946-2008年間316名因「非憲法手段」下台的專制國家領導人。單就其中303人下台原因有明確可查的記錄來看，其中只有32人是由平民起義推翻，另有30人是迫於要求民主化的社會壓力下台，但有205人是被政變推翻。也就是說，被政變推翻下台的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二，迫於人民壓力下台的比例接近五分之一，而迫於平民起義下台的比例只有十分之一。

如果考慮到還有很多平民起義根本沒有導致獨裁者下台，比如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後平民起義此起彼伏，但伊朗獨裁者就沒有因此下台，這些情況更可以說明平民起義成功率有多低。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斯沃里克還注意到：專制國家利用政黨政治和法律手段來減少政變和平民起義風險，以及維持社會穩定。比如擁有立法機關的獨裁政體減少了70%政變風險，還差不多完全杜絕了平民起義風險；專制國家的政黨政治則將政變風險降低了32%，將平民起義風險降低了63%。我們在這裡還要說明的是，在斯沃里克的研究中，即使平民起義直接推翻了專制國家領導人，不等於起義結果就產生了民主政治，因為很多專制國家還存在暴力循環和暴政循環的問題。

但為什麼暴力手段行不通呢？哈維爾已經明確解釋過其中的原因。後極權社會缺少形成武裝暴動的內在條件，比如反抗者和統治者之間力量相差太懸殊，但是否具備暴動條件往往取決於反抗者和統治者之間是否縮小了實力差距。在雙方旗鼓相當的情況下，暴動成功率顯然更大一些。還有一種情況是社會處於公開的嚴重危機之中，社會動蕩已經成為現實，在這種情況下談論暴動才是非常現實的問題。

但事實上，後極權社會的典型特點就是其社會危機雖然深重，但通常是潛伏著的，即使社會壓力長期處在爆發邊緣，其社會總體上不但趨於和平穩定，甚至可以說是一潭死水。在這種環境中貿然發起武裝暴動，不但很難得到普遍響應，還會被當成破壞和平穩定來打擊。就算少部分人成功突破艱難險阻發起暴動，由於率先破壞和平穩定，假如社會看不到暴動迅速成功的可能性，還會反過來支持政權鎮壓暴動。結果革命者反而變成了暴力恐怖分子，變成了國家和社會的敵人，沒有多少人會把他們當成是自由戰士。除此之外，暴動在技術上也缺乏可行性，因為後極權國家掌握著更加現代化的國家暴力機器和更加綿密的控制手段，這些條件更有助於後極權國家把暴動苗頭扼殺在萌芽階段。也就是說，哪怕你在家裡囤積幾把菜刀，你也一樣可能被當成潛在暴恐分子打擊。

結合中國的情況來解釋哈維爾，更容易讓民眾理解發動暴動的困難程度遠遠超過民間想象。拿清末暴動與現在的情況比較，現在暴動在武器裝備和人員組織上不會比清末有多少優勢，甚至反而比不上清末。從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1903年大明順天國起義、1908年欽廉上思起義、1910年庚戌新軍起義、到1911年黃花崗起義，單單是廣東一省就有這麼多起義，其他省份雖然也有起義，但是所有這些起義都沒有發展成全國規模，即使晚清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遠遠不如今天綿密。這些暴動仍然無一例外全部失敗了，即使其中裹挾了一部分新式職業軍人參與。現在中共政府對國家進行全方位控制，不但走私和私造軍火變得極其困難，武裝人員更是沒有機會訓練，就更不要說策劃軍隊倒戈簡直如同天方夜譚。在暴動條件並不具備優勢的情況下，中共政權暴力機器的現代化程度遠遠超過晚清朝廷，暴動的難度相當於用晚清起義水平，用零時拼湊起來未經訓練的散兵游勇和烏合之眾，對抗今天高度現代化而且規模龐大的職業軍警，這就相當於用菜刀砍驅逐艦、用二踢腳打殲20。但就是這麼不切實際的事情，偏偏就有很多人沉迷於幻想無法自拔，他們從來不考慮現實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我們看見1911年武昌起義確實引發了全國各地的暴動響應。哈維爾其實已經解釋過這種情況，我們不妨再解釋一下：武昌起義之所以引發連鎖效應而先前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均告失敗，並不是因為武昌起義比其他起義策劃得更高明一些，而是社會動蕩已經成為了社會現實。甲午戰爭失敗以後，大清國國內政治暗殺和暴動此起彼伏，再加上義和團運動引發巨大禍亂，社會動蕩越演越烈，而地方形成諸侯割據和弱干強枝的態勢也越來越顯著。總之是一系列時代背景給暴動成功創造了條件，甚至連外國租界也在給暴動策劃者和鼓吹者提供種種便利。現在的中國並不具備社會動蕩特點，反而中央集權程度還在不斷強化，即使經濟衰退，強大的暴力機器至今有效維持著社會和平穩定，根本不具備像武昌起義那種時代環境。且不論在武昌起義之前上百次起義和政治暗殺造成多麼巨大的損失，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卻沒能建立起有效的現代國家政權，國家反而持續動蕩和分裂，直到1928年東北易幟以後才勉強實現形式上的南北統一，但是中國的內戰並沒有結束，而是斷斷續續持續到1949年建立革命獨裁政權為止。

同樣，我們實際上並不能評估現在策劃暴動會有什麼時代影響。也可能根本就沒有任何影響就被迅速彈壓下去。假如在最不可能的情況下引發全國性動亂，我們不得不警惕這種後果，我們必須想明白：我們究竟是要報復中共政權，還是要改變中國社會？亦或是建立真正的有良好秩序的新國家？不管新國家是統一還是解體，即使是中國的敵對國家也不會幸災樂禍地看中國變成一個巨型阿富汗，成為全球禍亂源頭。我們在這裡並不是要徹底否定暴力的必要性，而是說暴力只在特定條件下才是必要的。暴力不應該當成是首要的奮斗目標，或者甚至是唯一奮斗目標。

民間沉迷於用暴力想象來報復中共政權，從來不去想現實中切實可行的反抗途徑，這對中共政權來說未嘗不是好事情，因為民眾只滿足於在幻想中大開殺戒、在清談中發洩荷爾蒙，並不真的去做那些費力不討好、但切切實實給中共政權造成麻煩的事情。

另外，中國民眾沉迷於浪漫化的暴力幻想，他們幾乎不關心會不會產生暴力循環的惡果，也不考慮暴力革命催生革命獨裁政權的風險性，他們更願意在想象中報復中共政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中國民眾的暴力幻想仍然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代特點。甚至可以說，中國民眾的社會變革觀念還停留在馬列主義革命的暴動邏輯層面。馬列主義是一種遠遠落後於我們現在時代的陳舊的社會變革理論，盡管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馬列主義革命形式的危險性和禍亂性，但長期受專制統治欺壓的民眾仍然有種弱者心態，仿佛報復中共政權才是社會變革的唯一目的。我們並不打算批評這些民間想象，反而應該給予同情和理解，畢竟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在馬列主義暴力革命教育下長大的，他們近乎本能地信任馬列主義暴動的有效性和萬能適用性，即使他們痛恨馬列主義造成的禍亂。另外，民間的暴力想象當然也會給社會變革造成很多實際困難，因為中國民眾普遍抱有一種過時一百多年的陳舊觀念，他們始終頑固地相信只有暴力才能改變社會。但悖論的是，他們一邊崇尚暴力，一邊意識到暴力在現實中缺乏可行性，結果就轉而無限期延遲和全盤否定其他探索社會出路的努力，就好像除了暴動，就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改變社會。這樣一來，中國社會相當隱蔽的悲觀主義就走到了一個極端：由於民間普遍認為只有暴動才能推翻中共政權，既然現實中不具備暴動條件，那麼邏輯推論就是中共政權不可能被推翻。這種推論顯然是落後的社會觀念給中國民眾造成了阻滯社會變革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還出現了另外一種盲目的樂觀主義：人們相信中共政權會自己滅亡，民間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天降民主，所以他們只需待在家裡，一邊吃瓜，一邊聽床；一邊裝假老練抖機靈，一邊到處上網爭吵。他們以為反正中共政權會因為搞砸了經濟和內斗加劇最終自取滅亡。這種盲目樂觀主義與前面的極度悲觀主義，同樣反映出中國民眾在心智上普遍不成熟、在社会觀念上遠遠落後於時代。在這樣的情況下單純依靠民間智慧根本無法領導社會變革。

從社會學層面來看，不管是極度樂觀還是極度悲觀，中國的民間想象都是比較典型的弱者的反抗，這是長期生活在專制統治之下的民眾長期自我矮化和互相貶低造成的結果。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一讀美國政治人類學家詹姆士·斯科特寫的《弱者的武器》一書。作者在馬來西亞田野調查中發現當地農民用各種各樣的弱化的抵抗形式來避免沖突升級。中國社會對中共政權進行象征性報復的暴力想象和詛咒就是一種弱者的反抗形式，這種屬於弱者的反抗形式，其目的不是真的要反抗，而是回避真正的反抗，以便給長期苟且偷生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這種心態就是現代社會的犬儒主義心態。著名華裔社會學者徐賁在對現代犬儒主義的研究中就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現代犬儒主義所熱衷的弱者的反抗並不能代替公民政治，他們甚至是支持維持現狀的，他們甚至沒有政治訴求，也不關心人權和公民權利。現代犬儒主義者對改變社會缺少興趣，他們的憤世嫉俗只是一種游戲態度。不管是怨天尤人還是盲目樂觀，又或者因為長期無法改變沉悶的社會現狀而變得麻木不仁，這些都是後極權主義制度要塑造的社會人格，因為這幾類人有利於維持不合理的社會現狀。顯然，未來社會變革的領導者必須首先自己率先克服自我矮化的社會心態，要不卑不亢地面對現實，不再沉迷於不切實際的民間想象中，要探索切實可行的社會變革道路。

現在我們要追問：既然法律手段和暴力手段都行不通，那我們要怎樣才能改變中國社會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另一系列重要研究。2008年兩名美國政治學家聯合發表的一項研究考察了1900-2006年間全球共323起民間抵抗運動。兩名研究者分析了超過160項變量，最終發現非暴力抗爭運動成功率高達53%，而暴力抗爭運動成功率只有26%，也就是說非暴力抗爭成功率是暴力抗爭的兩倍。

兩名研究者在2010年出版的更進一步研究中指出，自1900年以來，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非暴力抗爭以完全失敗告終，另有大約四分之一的暴力抗爭最終達到了目的。

至於非暴力抗爭為什麼會失敗，兩位研究者的解釋是它們沒能夠動員到足夠多的參與者。而暴力抗爭要取得成功則取決於兩個重要條件：一個是境外援助，另一個是參與者要足夠多。

這項研究的兩名合作者之一、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埃莉卡·切諾韋思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提出了一個著名的3.5%原則。所謂3.5%原則指的是：在1900-2006年間，反抗者人數達到總人口3.5%的抗爭運動無一例外都成功了，而且超過3.5%門檻的無一例外都是以非暴力抗爭為主。在這方面，暴力抗爭的短板就非常明顯，因為暴力抗爭通常無法吸引到足夠多的參與者，而民眾往往更容易同情、支持和參與非暴力抗爭運動，這是非暴力抗爭更容易成功的關鍵條件。切諾韋思還進一步指出：爆發非暴力抗爭運動的國家在五年內實現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是發生暴力抗爭國家的10倍之多，不管這些運動成不成功結果都一樣。也就是說，發生暴力抗爭的國家短期內反而更不容易實現民主轉型。

但是切諾韋思的3.5%原則很快就遇到了新的挑戰：2011-2014年發生在巴林的茉莉花革命，其參與者雖然在最高峰時期達到了總人口規模的6%，但是仍然失敗了，這又是為什麼呢？瑞典隆德大學政治學家伊莎貝爾·布拉姆森認為，問題並不出在3.5%原則上，而是茉莉花革命期間巴林的反對派陣營出現了派系分裂。也就是說，反對派陣營內部四分五裂、乃至內訌，也可能造成社會運動失敗，即使達到了3.5%門檻也並不能保證反抗一定會成功，畢竟雖然非暴力抗爭成功率高達53%，是暴力抗爭成功率的兩倍，但是非暴力抗爭仍然有47%的失敗率。不論如何，3.5%原則描述的是過去一個多世紀統計數據表現出來的總體趨勢，它可以作為一個有用的參考數據，但是並不一定總能用來預測未來。

對於中國人來說記憶猶新的案例是2019年香港爆發的反送中運動，反送中運動巔峰時期據稱有超過200萬示威者，這顯然遠遠超出了3.5%門檻，那麼反送中運動為什麼失敗了呢？

首先，反送中運動失敗，並不能推翻非暴力抗爭成功率遠高於暴力抗爭的歷史事實，但是畢竟非暴力抗爭仍然有47%的失敗率。其次，反送中運動雖然沒有像巴林茉莉花革命那樣發生內訌，但是反送中運動以去中心化聞名，這意味著其組織和動員主要依靠公民自覺，重要反對派領導人甚至在沒有發揮社會鼓動功能之前就被逮捕噤聲，這種情況使得示威者像烏合之眾一樣聚散，全憑公民自覺來堅守抗爭。另外，中共政權利用超限戰策略分化示威者，誘導勇武派走向暴力抗爭，制造鎮壓口實，這也是反送中運動遭到迅速挫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2年底中國大陸爆發的白紙運動可以說相當意外地取得了部分成功。白紙運動與反送中運動形式上很相似，它們都以非暴力為主，都缺少一個反對派領導核心，但是白紙運動參與者所佔總人口比例肯定比不上反送中運動。雖然當時中國部分城市出現了反習近平和反中共的政治口號，但白紙運動之所以迅速取得部分成功，反而是因為這個運動本身缺少公民權利意識。假如主要參與者都是以反封控為借口來反獨裁反專制，那麼就算各地迅速解除封控也不會瓦解抗爭勢頭。我們看到的情況並不是這樣，因為各地迅速解封之後，原先的示威者大部分立刻作鳥獸散，留下反獨裁反專制的少數群體在街頭抗爭中孤立無援，乃至迅速遭到清算。

另一方面，白紙運動參與者對待政權有一種矛盾心態，即使其中部分人有反獨裁反專制傾向，人們的反抗形式總體上是支持政府恢復原有社會秩序，而不是要求改變現狀的民權運動。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白紙運動參與者對迅速解封以後的疫情反彈心存恐懼，當局利用疫情反彈順勢瓦解了示威者群體。所以說新冠疫情這個變量在白紙運動中具有相當偶然性，當局倉促解封不見得就是向示威者讓步。毫無准備倉促解封更像是利用疫情反彈來迅速瓦解示威者群體，防止事態向暴力抗爭惡化，畢竟當時鄭州已經發生了富士康工人暴動。所以我們並不能認定白紙運動取得了多大勝利，因為這個勝利可能算不上是勝利，甚至反而暴露出中國民眾普遍缺乏權利意識，聚散都像烏合之眾。人們眼睜睜看著同胞被捕，恐懼把人群沖散，解封之後，參與者越來越少，剩下的示威者孤立無援，根本無法堅守在街頭繼續抗爭。

盡管局部發生了暴動，但是白紙運動總體上仍然是一場非暴力抗爭，雖然它來得快去得也快，它仍然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口，讓我們得以窺見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民權訴求，我們也從中看見了未來社會運動的雛形。

對於未來社會運動的領導集體來說，反送中運動和白紙運動都是需要深刻反省的地方。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中共的鎮壓套路，簡單說來，無非就是利用超限戰誘導非暴力示威活動向暴力化升級，然後以鎮壓暴動的名義進行殘酷鎮壓，事後還要秋後算賬，用大搜捕來制造白色恐怖。

在反送中運動和白紙運動中，我們看到去中心化策略雖然形成了巨大社會動員力，但其缺陷也是相當致命的，那就是被動員起來的社會並沒有形成有機結構，其運動形式仍然是一盤散沙，一盤散沙並不一定就會因為規模足夠大就形成沙塵暴。即使香港人依靠高度自覺的公民意識，也無法彌補一盤散沙式社會運動的局限性，而白紙運動的一盤散沙特點更是遭遇到一觸即潰的打擊。

專制政權對社會運動的鎮壓具有准戰爭性質，這迫使社會運動形成類似戰爭指揮中樞的系統來應對鎮壓機器。一盤散沙式社會運動就存在這種結構性缺陷，往往因為缺少指揮中樞而變成無頭蒼蠅。未來社會運動進行策略性升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尤其是重復已經失敗過兩次的去中心化策略前景很不樂觀，未來社會運動向多中心化策略升級會是勢在必行的趨勢。多中心化運動意味著廣泛的社會結盟，將多中心化的指揮中樞從境內一直蔓延到海外，同時將地面活動與地下活動交叉起來，即使境內的多個指揮中心被全部端掉，分散在境外的社會聯盟依然可以透過地下組織，繼續調整策略和繼續領導社會運動。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采取誘導暴動和鎮壓暴動的超限戰策略，任何非暴力示威活動都會被當局定性成暴動予以鎮壓。要充分應對這種超限戰策略，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需要發生在街頭以外，比如生活方式、時代觀念和流行文化的普遍轉變是無法鎮壓的，又比如生育抵制、消費抵制和其他消極抵抗也是無法鎮壓的。一場成功的社會運動如果掌握著強大的社會組織動員力，其最上乘的策略絕不是貿然鼓動人民走上街頭，而後被當局定性成暴動予以鎮壓，而是把瓦解政權的社會根基當成社會運動的主要戰場，也就是說把社會運動的主要戰場從街頭喋血轉移到社會變革上來。當人民走上街頭的時候並不是運動開始，反而是運動結束，是人民走上街頭給予政權最後一擊，而不是人民走上街頭遭遇到鎮壓機器迎頭痛擊。

所以未來的社會運動並不能把街頭運動當成是唯一手段，好的社會運動應該發生在街頭運動之前，而不是等街頭運動爆發之後再倉促准備社會運動。然而最糟糕的理解還是把社會運動等同於街頭運動，哪怕在民主國家也不是總能這樣劃等號。社會運動有時候伴隨社會思潮，和文化運動跟新生活運動一起發生，街頭並不一定是其主戰場。街頭是檢驗社會運動成果的地方，不一定是社會運動發生的地方。如果把街頭運動簡單等同於社會運動，換成是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街頭就會變成社會運動的墳墓。

未來社會運動領導人還需要用功鑽研，六四運動和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未來的社會道路不應該簡單以追求抽象政治理念和個人政治理想為主，政治上的狂熱乃至個人偏見也應受到抑制，自律和自我克制才是新生代政治家脫穎而出的基本條件。未來社會運動的領導者們，當然應該明白什麼樣的運動策略成功率更高。假如一味投合民粹主義的復仇狂熱，反而可能將社會運動帶入到萬劫不復的深淵。

不管是什麼樣的道路紛爭，我們都需要明白：人的變化才是社會變革的前提，如果總是一副暮氣沉沉的前朝遺民派頭，你不可能指望這樣的人領導未來的社會運動。同樣，假如對社會運動的見識與烏合之眾沒有什麼兩樣，你也不可能指望烏合之眾能夠帶領社會走出困境。盡管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反復提醒我們，暴動難度更高、成功率更低，非暴力抗爭更容易動員社會、成功率更高，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仍然普遍沉迷於脫離現實的暴力幻想，這與其說是時代觀念局限性所致，不如說是人性復雜性和社會人格局限性所致。

著名流亡作家馬建先生曾經多次講到他在六四運動期間的一個親身經歷：在北京當局宣布反革命暴動定性並且實施戒嚴以後，之前簞食壺漿積極支持學生運動的北京市民立刻轉而迫害學生，積極舉報和揭發示威者。這種現象不僅僅折射出人性復雜性問題，對於未來的社會運動來說也是一個關鍵警告。這個警告指的是社會運動絕不應該只滿足於追求改變政治制度。不管什麼社會理想都不應該是空中樓閣，社會變革必須首先是人的改變。那些被時代精神改變的人，不但是社會運動的堅實基礎，還是新國家和新社會的深厚根基。假如社會運動僥幸死裡逃生取得成功，但是社會成員卻普遍缺乏新人格特點，那麼新建立起來的政權不但可能搖搖欲墜，還可能重蹈暴政循環的覆轍，因為不管是暴政還是民主，其根源都在於人性的復雜性和社會成員集體呈現出來的社會人格，你不可能指望那些自身就有暴政屬性的社會群體，僅僅因為宣布建立新政權就在一夜之間就轉變成民主衛士。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解釋一下非暴力抗爭運動的社會原理，在這方面中國民眾普遍存在嚴重誤解。大部分中國人簡單地以為，非暴力抗爭就是鼓吹示威者赤手空拳上街挨打送死。這種觀念是中國人普遍誤解非暴力抗爭原理和跟時代遠遠脫節導致的。

聖雄甘地在宣揚非暴力運動的時候，其最關鍵的原理是強調目標和手段的一致性。伊朗裔政治哲學家、國際著名甘地研究權威拉明·賈漢貝格魯，深刻指出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源於其特殊的政治觀念，因為甘地特別重視個人在社會中的道德角色，其政治觀念強調個體良知和社會道德責任感。甘地認為政治與道德之間、手段和目標之間，並不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假如個體自由受到暴政肆虐，甘地更關心是不是普遍的道德墮落助長了暴政的生存土壤。

對於甘地來說，推翻暴政的前提是鏟除滋生暴政的土壤。甘地彌合政治與道德鴻溝的政治理念，可能引起一部分政治現實主義者不滿，但甘地主要是站在平民立場，是鼓勵希望改變現狀的平民從改變自己開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消除暴政土壤和培養民主品格，這才是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核心。甘地說的道德責任感不是要求普通人全部變成聖人，變成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甘地強調的是，光追求自由民主和社會正義還不夠，民主制度須扎根在堅實的道德基礎上才能穩固。我們不可能追求建立一個自由民主但是道德敗壞的社會秩序，這樣的社會秩序是不可能長久的。甘地強調的民主理念是基於個體的道德責任感、同情心、共情能力、社會團結等等一系列原則。顯而易見，甘地的目的非常明確：他要克服當時印度一盤散沙的社會現狀，他要用情感和道德責任感來重新連結社會，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強大的社會動員。

那些反對甘地的政治現實主義者，盡管他們自己就是普通平民，但是他們往往把自己想象成醉心於權謀的統治者。盡管他們一輩子沒有機會染指政治權術，他們卻對一些遙不可及的權力游戲高談闊論。他們明明有機會從自己開始跨出改變社會的第一步，但是他們眼高手低，還不屑一顧。這種好高騖遠的政治現實主義並不務實，因為他們根本不關心如何改變社會現狀，他們沒有辦法提出一套普通人立即就可以實踐的社會變革方案，他們機關算盡也無法領導普通民眾來推翻暴政和重建社會秩序。這些所謂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在無法改變現狀的情況下，往往只滿足於在想象中凌空蹈虛。正如拉明·賈漢貝格魯所言，雖然甘地有一種反政治的政治取向，他的目的是要鼓舞印度平民，他要印度人不論男女都努力在道德上勇敢、在心智上成熟，他希望印度人理解，非暴力並不是脫離現實的烏托邦，而是從改變個體開始的自我淨化的努力。

假如說暴政是對人格獨立性的非人性化扭曲，甘地要求的只不過是把扭曲的人性重新糾正過來，讓人重新恢復人性。甘地反對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方式報復沒有人性的暴政，原因就在於甘地認為，民主經驗源於個體以不同形式參與到普遍的人性當中，民主應當致力於培養一種共同的道德責任感，而不是為了反對惡魔而變成惡魔。德國哲學家尼采在《善惡彼岸》中提到的一個隱喻，說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就是要避免出現革命獨裁政權反噬革命成果。事實上，甘地的擔憂是富有遠見卓識的，因為20世紀很多革命獨裁政權就是屠龍少年變成惡龍。可以說，中國出現革命獨裁政權跟伊斯蘭革命以後的伊朗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並不見得就是因為中國人和伊朗人的國民性和民族習性比別的民族低劣，而是出現革命獨裁政權的國家普遍存在道德墮落和全面的社會潰敗，存在這種問題的國家就會出現屠龍少年變成惡龍的暴政循環。要跳出這個循環就必須從改變人開始。人們喜歡怨天尤人，喜歡互相推卸責任，但偏偏就是不從具體的個體身上找問題源頭。

甘地思想傳到東歐以後對捷克斯洛伐克思想家哈維爾產生了重大影響，哈維爾在《論七七憲章的意義》中特別強調：極權主義造成的不僅僅是一場政治危機，更是一場道德危機，而《七七憲章》的意義就在於將不同的人和團體聚集起來，克服嚴重的社會原子化和一盤散沙的社會形態，強化社會團結和共同的道德責任感，恢復公民意識。

哈維爾經常提到一個比喻，說假如極權國家是一座監獄，生活在極權社會底下的人，既是囚犯也是監獄看守。換句話說，每個普通人既是極權主義的受害者，也從不同程度參與極權主義和創造極權主義。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七七憲章》的目的並不是要發起一個政治運動，《七七憲章》缺少一個功利的世俗動機，它的奮斗目標是要恢復人的尊嚴和道德價值，這是一項長期的、沒有盡頭的斗爭。《七七憲章》所要追求的目標，用哈維爾的名言來說就是：生活在真實中。所謂生活在真實中，指的是要像假裝極權主義並不存在一樣生活，不被恐懼脅迫，不違背人性，不附庸於意識形態機器，不自我異化，不要廉價的樂觀主義和自欺欺人，要自尊、自信、自愛和互助，不卑不亢地面對真實的生活。

我們抵制極權主義，不僅是要把它從我們生存的環境中驅逐出去，還要把它從我們的靈魂中驅逐出去，把它從我們的人性中驅逐出去。哈維爾所講的真實的生活與意識形態所塑造的虛假世界對立，是培養反對派政治的溫床，因為在極權主義統治底下實際上是不存在反對派政治的，而《七七憲章》所奉行的政治理念恰恰在為培養反對派政治提供便利條件。中國的《零八憲章》運動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啟發，但是缺失掉了《七七憲章》的靈魂，這是十分遺憾的事情。

中國的民主運動與浮躁的中國社會一樣陷入了功利主義怪圈，由於缺乏理論家引導，中國人忽視了恢復人性的道德追求，沒有把極權主義所依托的扭曲的人性釜底抽薪地改造過來。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民主運動的失敗是對人的改造的失敗，並不是民族的失敗。人們像沉迷於鴉片一樣沉迷於怨天尤人、互相攻擊、互相推卸責任、互相貶低和自我矮化。我們要清楚地意識到，這些現象是一切極權主義社會的常態，並不是中國人比別的民族更惡劣，我們的自信和尊嚴是被極權主義長期凌虐、羞辱和摧毀了，並不是因為我們生來就比別人邪惡。

我們必須重新考慮人的改造，放下我們對彼此的敵意和怨恨，是走出社會原子化、克服一盤散沙社會、重建社會紐帶的第一步。沒有這種社會紐帶，我們不但不可能形成反對派政治，也不可能在各自的單打獨斗中取得任何成果。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結束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重建作為人的自信和尊嚴，努力改造自己，將自己從極權主義的柴堆上抽離出來就是對極權主義釜底抽薪，將極權主義從我們身上驅逐出去，不要讓它污染我們的生活，不要讓它干擾我們的判斷，不要聽信極權主義的謊言，不要輕易煽動普通人互相為敵，不要讓極權主義破壞我們的社會紐帶。

事實證明，重建自信和尊嚴的努力在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了，在其他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也成功了，只要我們努力追求和實現對個體的改造，努力對抗極權主義的干擾，將來我們也一樣可以重建作為人的自信和尊嚴。當我們的社會紐帶自然連結起來以後，我們不僅會是人類自信和尊嚴的捍衛者，還會是未來新國家的締造者，我們的子孫還會用國父和國母來稱呼那些率先轉變過來的第一代人。

最後，未來將領導社會變革的開拓者們，你們需要明白，社會運動只是表象，真正深刻的變化始終發生在人身上，不發生在我們的觀念和行為裡，就發生在我們的靈魂深處。如果我們自己緣於惰性抗拒變化，那我們也不可能幻想社會自己會發生變化，因為一切變化歸根結底都是人的變化，人不變，社會就不會變。當我們說把社會運動的主戰場從街頭轉向社會的時候，我們不但是延續了非暴力抗爭傳統，還升級和強化了這種傳統，使之更能夠充分應對中國的復雜環境。

在接下來幾期節目中，我們還要繼續從縱深上拓展有關社會出路的探索，我們的目標是在人心中把自信和尊嚴重新樹立起來，把改變社會的火種傳播下去。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反復論證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道路，把信心還給社會，社會就會找到自己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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