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曼、功夫片与断裂的世界

阿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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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电影里的复仇曾替我们喊完不敢喊的愤怒。如今,演算法替我们喊我们根本没有的愤怒。我从电影走到玩具店,再走进社交网络的漩涡里,看见一个最奇怪的现实:大家喊得比我婆婆还大声,却没有任何人真正受过伤。

小时候,我常被婆婆带去看电影。我们祖孙俩在电影院里喊破喉咙的次数,比我考试不及格的次数还多。我们最爱看的,是功夫片。

八十年代初的功夫片,剧情简单得像村口的印度煎饼摊——不卖别的,就一个套路:主角被欺负、练功、然后报仇。等到报仇那一刻,我们一定拼命喊,非要把主角那份怨恨喊到空气都发烫。

散场时灯光亮起,大门一开,刺眼的阳光涌进来,椅子“啪”地弹起,人潮像被一股无形的风推着往外。婆婆不急,她会让我多坐一会儿,看字幕滚完才走——不像现在的 Netflix,一急着结账,就马上推荐你下一部。

出了电影院,我们会去打包印度煎饼。有时路过玩具店会进去逛,看心情,也可能直接回家。那时婆婆五十多岁,身板硬朗,骂起人来能盖过工地电钻声。

这是当然的。她嫁到龙溪后,公公在二战时上山采药被人谋杀,凶手到死都没找到。那份仇恨像一块炭火一直压在她胸口。搬到安邦后,她一手带大我父亲和姑姑,早上卖糯米饭,下午带孩子去电影院。功夫片里的复仇故事,算是替她出气。

七、八十年代只要是复仇题材的戏或小说,都卖得特别好。我也会喊,但我喊的是招式漂亮。我的英雄是 Ultraman、Superman 这一类,不报仇,只维持正义——而且维持得非常纯真:怪兽出现就立刻开打,不争吵、不犹豫。

我们这一代叫“电视儿童”。那时候的小孩相信正义,长大后也不太退色。遇上不公,会毫不犹豫开口。我四处环顾,好像只剩我还这样。

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很幸运,避开了许多历史级的灾难,除了大流行。冷战?不过是国际新闻的背景音。
在大流行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这辈子唯一能吹嘘的历史时刻,就是见证 iPhone 的诞生。谁想到,躲在家几年,本以为能再一次无牵无挂地见证人类的转折点,结果发现——那只是开始。

原本紧密相连的 1400 个脸书好友,被演算法切成不到 50 个。疫情期间人人同仇敌忾对抗“巨兽”,为何如今要付钱才能让帖子被多一点人看到?

我第一次用脸书,是 2006 年,被一个英国网友邀去注册。我还以为是相亲网站,就没当回事——毕竟 Yahoo 即时通已经够热闹,还有视频。那时会用 Photoshop 修图的人,在脸书很吃香。聊天室才是主流,没有人觉得 YouTube 这种网站能发展成什么巨兽。

把这些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就像我当年听婆婆讲二战:他们会惊讶,那些被我们笑过的平台,如今全成了巨龙。

说句实话,像我这样年纪还留在聊天室的人,全球不过几百个。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最火的社交媒体保持距离,不会把它当现实生活。但它们却一波又一波地搅动社会。

我不当真,别人不同。许多世代的人没有免疫力——因为他们没看过奥特曼,也没经历过那种拳拳到肉的复仇快感。

现实已经换了场景,不在印度煎饼摊,不在玩具店,而是在黑暗的电影院里,为复仇剧情喊到声嘶力竭。脸书、YouTube 全都开着;不夸张,《复仇者联盟》这种正义代表,都能在网络狂潮中被掩埋。大家并没有婆婆那种杀夫之仇,却比谁都喊得响亮。

连奥特曼,也要被网络霸凌。




今天早上,我去了童年圣地:人民大会堂对面的那家玩具店。

印象中,它开了至少五十年。现在大概是第二代接手——可能是旧老板的女儿,我没问。只买了一包烟和六粒乒乓球,回家给我家两个月大的小猫做特训。

趁机拍了几张照片,准备用作插图。
玩具店的摆设几乎和当年一模一样,只是没以前那么满了。架上的玩具大多是当年卖剩的——不骗你,奥特曼都停播几十年了,它还在。

城里的玩具城关得七七八八,小孩的玩具都换成手机。里面的 IP 能跑、能跳、能互动,甚至是官方正版。
但这间小店像是时空隧道,把一个时代照原样封存在房间里。

我忍住没买。
决定让那只奥特曼留在原处,等下一位闯进这时空的中年人,有旧可怀。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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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零我是 阿零,做了三十年全职艺术家,近几年开始尝试用文字作为新的画布。 写作对我来说,是延伸,也是实验。 我写阶级、写文化、写迁徙,以及日常中看似荒谬的幽默。 最低的诚实,是别装作不懂。 在画布与文字之间,我寻找能留下来的那一瞬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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