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真空的三年

如果要分享一個我「不要想有」的集體記憶，我會選擇新冠疫情。

我的小學時代經歷過非典，印象其實很模糊。只記得人心惶惶，記得板藍根，記得不能吃雞鴨鵝，也記得電視新聞裡那些犧牲的醫護人員。那時年紀太小，疫情更像是一種大人世界裡發生的事情，離自己很近，卻又很遠。

多年以後，新冠疫情來了。

它不只是非典的重現，而是一種規模更大、更漫長，也更徹底改變生活的集體經驗。直到今天回頭看，我仍然很難形容那三年具體發生了什麼，只記得當時覺得日子漫長得看不到盡頭。

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剛結束人生第一份全職工作，正準備和朋友展開一次為期兩個星期的長途旅行。出發前，我叫媽媽替我買口罩。那時口罩已經開始漲價，她一邊埋怨很貴，一邊又覺得再貴也得買。旅行前半段其實一切如常，我們還抱著一種置身事外的心態，覺得疫情離自己很遠。

直到後來，我們開始被酒店拒絕入住，開始感受到別人看見護照上「CHINA」字樣時那種異樣的目光，也開始從一則接一則的新聞裡意識到，一場真正的全球災難正在發生。

幸運的是，我們最後順利回到澳門。

落地那天，澳門政府正在召開記者會，宣布全澳娛樂場關閉十五天。對澳門人來說，那是一個極具震撼力的消息。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命脈，當政府願意作出這樣的決定時，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真的很嚴重。

那段時間我很慌張，不只是擔心自己會不會感染，更擔心這座城市的未來會變成什麼模樣。每天打開新聞，看見的都是不斷上升的感染數字。從那一天開始，澳門與世界一起進入了長達三年多的疫情歲月。

如今回想起來，我已經數不清做過多少次全民核酸檢測，也記不清多少場活動因此取消。賭場關過好幾次，旅遊業陷入停頓，就連我參加的表演班畢業演出也在疫情下被迫取消。我們沒有正式的演出，也沒有畢業典禮。許多本應存在的人生儀式，就這樣消失了。

那幾年裡，澳門政府幾乎每天召開疫情記者會。有時情況嚴峻，特首也會親自出席說明。「最後一哩路」、「社會面清零」、「鞏固期」、「全民靜止」、「相對靜止」等詞語，幾乎天天出現在新聞裡。尤其是「全民靜止」，大家都知道那不是封城，卻又明白它其實和封城相差無幾。2022年夏天實施的「相對靜止管理」，讓整座城市彷彿按下了暫停鍵。 那段日子，我們的一切都與疫情息息相關。

疫情也創造了一套如今聽來恍如隔世的語言。健康碼、行程碼、全民核檢、快速抗原測試、紅碼、黃碼、綠碼、重點區域、封控區。當時每個人都能熟練地理解這些詞彙背後的意思：綠碼代表正常，黃碼代表要接受健康管理，紅碼則意味著隔離或感染風險。我們每天打開健康碼，進公司要掃碼，進餐廳要掃碼，搭船要掃碼，過關要掃碼。有時候出門前最先確認的不是銀包和鑰匙，而是健康碼能否正常顯示。

2020年，我更換新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櫃枱職員問我要不要順便申請護照，免得之後還要特意再來一趟。我當時毫不猶豫地辦了，心想疫情應該很快就結束，很快又能出去旅行。沒想到，那本護照真正派上用場時，已經是三年之後。

疫情三年，我從二十五歲走到二十八歲。從為二十五歲而焦慮，到開始為三十歲而焦慮。直到今天，我仍然覺得那段時間像是真空狀態。我記不得自己具體做過什麼，也說不清發生了哪些值得記住的事情。或許是選擇性遺忘，或許是真的沒有太多事情發生。我們只是被困在同一個地方太久，久到時間失去了形狀。

而這恰恰是我最不想擁有的集體記憶。

這種漫長而持續的消耗，讓我們失去對生活的期望。我們理解限制，卻不喜歡被限制；我們接受現實，卻無法真正習慣與世界隔絕。直到今天，我仍然清楚記得那種感覺，那種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的感覺。我不想再經歷一次那樣的日子，也不希望世界再回到那個樣子。就讓它埋葬在我們的共同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