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逻辑、伙伴社会与AI的交汇

一、研究背景

在当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下，性别与权力的关系不断受到新的技术与制度条件的重塑。父权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性别秩序，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维系不平等结构（MacKinnon, 1989; Federici, 2004）。然而，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表明，父权制并非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态，早期曾存在以合作与伙伴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模式（Eisler, 1987; Lerner, 1986）。这意味着当下的性别秩序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宿命”，而是特定历史进程中的结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工智能（AI）与数字治理的兴起使这一议题获得了新的紧迫性。一方面，已有研究揭示，AI 系统在算法、数据与应用场景中往往再生产现有的性别与权力偏见（Adam, 1998; “Engines of Patriarchy”, 2022）。例如，面部识别对女性与有色人种的高误判率，以及工作自动化对女性劳动的贬值化处理，都显示出技术如何放大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feminist STS 与 AI 伦理研究则强调，技术并非中立的，它既可能加剧压迫，也可能通过制度设计与价值导向成为推动更平等社会的工具（Michaelsen, 2023; “Feminist AI”, 2023）。

正因如此，AI 与父权逻辑的关系不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深刻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它不仅关乎算法如何运行，更关乎社会选择何种未来秩序：是复制父权的支配模式，还是开辟走向合作与伙伴社会的新路径。由此，性别政治学、社会学、AI 伦理学与未来学在这一交汇点上展开对话，使得“AI 是否可能助力伙伴社会转型”成为当代最关键的跨学科议题之一（Guriev & Treisman, 2022）。

二、研究脉络

1、父权制的制度化逻辑

父权制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或社会习俗，而是被深度嵌入制度与法律的结构性逻辑。MacKinnon (1989) 指出，性别压迫并不是零散的偏见，而是以国家与法律为支撑的系统化权力关系。Federici (2004)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起源伴随着对女性身体与劳动的系统剥削，强调父权与经济制度之间的深度共谋。与此同时，Frye (1983) 和 Cornell (1995) 从哲学与批判理论角度拓展了这一讨论，指出父权的运作不仅依赖制度性强制，也依赖社会“合法性”与“幻想空间”的维系。这些研究共同说明：父权是一种制度化、历史化的权力逻辑，而非单纯的文化残余。

2、伙伴社会的理论根基

与父权逻辑相对，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性。Eisler (1987) 提出“伙伴模式”（partnership model）与“支配模式”（dominator model）的区分，认为伙伴模式以合作、互惠与平等为特征，而支配模式则内生暴力与等级。Lerner (1986) 的研究进一步表明，父权制并非普遍或必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换言之，性别秩序具有历史多样性，这为我们思考从“支配”走向“伙伴”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根基。

3、AI 与父权的再生产

在数字化与算法治理的语境下，已有研究揭示技术常常成为父权逻辑的新延伸。Adam (1998) 早期即指出，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的设计过程往往嵌入性别偏见，反映了开发者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不平等。Michaelsen (2023) 的跨国研究显示，数字化压制与跨境监控在实践中加剧了女性与边缘群体的脆弱性，凸显了父权与威权逻辑在技术时代的耦合。“Engines of Patriarchy” (2022) 等研究则具体揭示了 AI 系统如何在算法、数据与治理框架层面再生产父权偏见，使技术成为性别压迫的新引擎。

4、AI 与解构父权的潜能

与此同时，另一条研究脉络强调 AI 并非必然复制父权，而可以成为解构与超越父权的契机。“Feminist AI” (2023) 系列著作提出，应在 feminist STS（科学技术研究）框架下重新塑造 AI，使其承担“社会伙伴”的角色而非压迫工具。“Transfeminist AI Governance” (2024) 则主张通过跨性别与女性主义的治理架构推动包容性设计，避免算法偏见的再生产。Ahmed (2023) 的“feminist killjoy”概念提供了另一种路径：揭示压迫、扰乱既有秩序本身就是创造新社会可能性的过程，而 AI 的应用亦可被纳入这种“世界重构”的实践之中。

三、主题梳理

1、父权与技术的交织

现有研究普遍指出，父权逻辑并未随着现代化与技术进步而消散，反而通过新的技术形式获得再生产。无论是 MacKinnon (1989) 强调的制度性嵌入，还是 Federici (2004) 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与父权共谋，都表明父权并非单一文化偏见，而是一种系统性结构。进入数字化时代，这种逻辑通过算法与信息治理获得了新的载体。Michaelsen (2023) 关于跨境数字压制的研究，以及“Engines of Patriarchy” (2022) 关于算法偏见的揭示，都强调了技术如何成为父权逻辑的延伸工具。由此可见，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既可能掩盖父权的持续性，也可能放大其支配力。

2、伙伴社会的可能性与历史先例

与父权逻辑相对，Eisler (1987) 所提出的“伙伴模式”强调合作、平等与互惠，显示出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Lerner (1986) 进一步通过历史人类学研究表明，父权制并非普遍必然，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并非只能沿着支配逻辑演化，而是存在向伙伴模式转型的可能。换言之，伙伴社会并非乌托邦，而是基于历史证据的现实选项。它为我们思考技术如何介入性别与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比较视角。

3、AI 的双重潜能：再生产与转型

关于人工智能与父权的关系，学界呈现出“双重视角”。一方面，研究显示 AI 系统在数据选择、算法设计与治理框架中普遍存在性别偏见，成为父权逻辑的再生产机制（Adam, 1998; Michaelsen, 2023）。另一方面，feminist AI 与 transfeminist 研究强调，通过制度设计与包容性治理，AI 也可能成为促进伙伴社会的工具（Feminist AI, 2023; Transfeminist AI Governance, 2024）。这种张力揭示：AI 并非天然服务于父权或伙伴社会，而是一个“方向未定的技术”。它的作用取决于社会如何建构与治理。

四、研究不足与未来方向

尽管现有文献为我们理解父权、伙伴社会与人工智能的交叉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仍存在若干局限。

首先，多数研究侧重于揭示 AI 的压迫性功能，例如算法偏见、监控与跨境压制，而对 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实验将 AI 转化为伙伴社会支撑工具 的探索不足。这使得“AI 的潜能”更多停留在批判层面，而缺乏建设性的治理路径。其次，伙伴社会理论在学术界依旧处于边缘位置，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哲学，缺乏与当代技术发展直接对话的实证研究。因此，伙伴模式作为制度替代方案的现实可行性仍有待检验。第三，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性别维度，而对 性别、种族、阶级与全球南北差异在 AI 语境下的交织性 关注不足。这种忽视可能导致分析过于单一，难以揭示 AI 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平等结构。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向展开：其一，开展 跨国比较研究，检验不同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下，AI 在性别治理中的差异化效果，并评估伙伴模式是否能被技术性强化；其二，推动 实证研究，重点关注 AI 在劳动分工、家庭结构与公共参与中的作用，探索其重塑性别关系的潜力；其三，构建 跨学科分析框架，融合政治哲学、AI 伦理与社会学，提出系统性的“伙伴社会 × 技术路径”方案，为政策与实践提供可操作的参考。

五、结论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揭示了父权逻辑在数字时代的延续性与变形，同时也指出了伙伴社会模式作为潜在替代路径的理论价值。父权不仅作为一种文化偏见存在，更深深嵌入制度与技术之中；而人工智能则可能成为其新的放大器。从算法偏见到跨境数字压制，AI 在再生产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已被广泛关注。然而，历史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支配逻辑并非人类社会的唯一选择，合作与伙伴模式曾经存在并可能再次成为社会组织的路径。

由此可见，AI 既可能固化父权结构，也可能通过新的制度设计和伦理框架，为伙伴社会提供技术支撑。真正的关键不在于 AI 本身，而在于社会如何塑造它：是延续支配模式，还是推动平等与合作。未来的研究应当跨越学科边界，把技术发展与社会转型结合起来，从而探索一条“伙伴社会 × 技术治理”的综合路径。这不仅关乎性别平等，也关乎社会在面对动荡与不确定性时能否找到更稳固的秩序根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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