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之系列(二)從近日香港城中熱話：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女孩子釣金龜的成本效益」談起

一、事件來龍去脈

2026年9月22日晚，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兼新亞書院副院長莊太量，出席新亞書院雙周會並以「如何投資人生」為題發表演講。在講解「伴侶經濟學」時，其簡報出現「女孩子釣金龜的成本效益」等字眼，席間更被指發表「女人GPA高都無用，最後都係要釣金龜」、「女人最好唔好讀博士，因為女人青春好寶貴」、「女人必須投資自己外表，男人執到整齊就得」等言論。相關內容隨即在社交平台流傳，引發大批中大學生及網民不滿，批評其物化女性、涉嫌性別歧視。

結果，莊教授相關言論引起事後多人向中大投訴，並發起「一人一信」行動致函中大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要求校方徹查事件、莊太量公開道歉，並撤銷其副院長職務。面對排山倒海的批評，莊太量回應傳媒時否認性別歧視指控，強調「一直主張男女平等」，指「釣金龜」只是廣東話俗語，男女皆適用，「男仔都可以釣女金龜，女仔都可以釣男金龜」，講座本意只是以經濟學角度分享概念，若言論令學生感到不適，願意致歉。

中大校方回覆查詢時表示，書院已向有關講者反映要注意言辭，需顧及大學和社會各界不同持份者的感受，並重申將繼續維護互相尊重與多元包容的校園環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爭議內容並非首次提出。早在2012年出版的《人生煉金術7大抉擇》中，第三章「解構婚姻成本及風險」便設有「女孩子『釣金龜』的成本效益」一節，2019年再版的《人生煉金術》亦保留相關內容。換言之，莊太量的觀點有長期的學術脈絡，並非一時失言。

二、與魯迅《立論》的結構對照

筆者向大家談及此事，忽地想起了魯迅《立論》的核心場景是「滿月酒」：一家人生了男孩，第一個客人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得到感謝；第二個說「將來要做官的」，收回幾句恭維；第三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得到一頓合力痛打。老師的結論是：「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

居然，中大經濟學教授莊太量的處境何其相似，並且形成多層相關的對應：

（一）「說必然」的經濟學家與「說要死」的客人

從莊太量的角度看，他的經濟學分析指向的是一個「必然」：在一個資訊不對稱的婚戀市場中，經濟理性確實會導向某些策略性選擇。他在著作中從博弈論角度分析婚戀關係中的「資訊不對稱」，指出即使身處自由戀愛年代，多數男女決定結婚或單身時，背後經濟考量的成分往往多於愛情。從這個意義上說，他自認為是在扮演《立論》中那個「說要死」的客人——說出一個冷酷但「必然」的現實。

然而，魯迅的老師明確指出：「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這句話本身需要進一步拆解。許子東在重讀《立論》時指出，魯迅在此「悄悄偷換概念」：「說要死的必然」，是指以後必然會發生的事情，是客觀事實或真理，但真理跟真誠不是一回事，真誠地說話並不必然表達事實與真理。莊太量的經濟學分析是否真的構成「必然」，本身值得商榷——將婚戀選擇簡化為成本效益計算，忽略了情感、價值觀、個人能動性等無法量化的維度，這與其說是「必然」，不如說是一種特定視角下的模型化推演。

（二）「合家高興透頂」的場合與「教育現場」

更關鍵的錯位在於場合。魯迅筆下的滿月酒是一個「慶祝生命」的儀式性場合，說「要死的」之所以構成暴力，不是因為它假，而是因為它與場合的意義完全背離。有論者指出：「人家慶祝孩子滿月，你當著主人家的面說孩子將來要死，這『真話』毫無意義，其實是詛咒。」

至於，莊太量的演講場合是新亞書院的雙周會。新亞書院以「誠明」為校訓，以培養「完整的人」為教育使命。在這樣一個教育場合中，聽眾是一群十八九歲、正在形塑價值觀與自我認知的年輕人。莊太量的言論——尤其是「女人GPA高都無用」、「最好唔好讀博士」——直接否定了教育本身對女性學生的意義。這不僅是「不合時宜的真話」，更是在教育場合中否定教育價值的內在矛盾。

有論者指出，《立論》中的挨打「不是因為講真話，而是因為講不合時宜的話」。莊太量的經濟學分析或許可以發表在學術期刊上，可以在經濟學課堂上作為博弈論案例討論，但當它被置於一個以「教書育人」為目的的書院周會，當主講人同時是書院副院長——這個身份意味著教育責任而不僅僅是學術表達——真話的「必然性」就必須讓位於教育者的「倫理性」。

（三）「哈哈主義」的當代變體

魯迅《立論》批判的不僅是「說謊的得好報」，更是那種「既不說謊，也不遭打」的「哈哈主義」。老師教導學生的最終答案是：「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用這角度來看莊太量事件中體現在兩個層面。

首先是莊太量本人的回應方式。 他說「男仔都可以釣女金龜，女仔都可以釣男金龜」，試圖將性別議題中性化，但這恰恰迴避了核心問題：為什麼「釣金龜」這個詞在演講中只出現在女性身上？為什麼「女人GPA高都冇用」這句話的主語是「女人」而非「人」？他的辯護方式，正是魯迅筆下那種「不承認也不否認，用哈哈來消解一切」的姿態。

其次是校方的回應方式。 中大表示「已向有關講者反映要注意言辭，要顧及大學和社會各界不同持份者的感受」，並重申「將繼續致力維護互相尊重與多元包容的校園環境」。這種回應沒有明確判定莊太量的言論是否構成性別歧視，沒有說明學術自由與教育倫理的邊界在哪裡，而是以「注意言辭」、「顧及感受」這種模糊的、兩面討好的話語來應對。這就是當代的「哈哈主義」——既不否定莊太量的學術意圖，也不正面回應學生的憤怒，而是用「包容」一詞將衝突消解於無形。

三、問題的核心：真話的「場合倫理」

魯迅《立論》揭示的困境是：真話本身不足以構成說真話的理由，場合決定了真話的性質。滿月酒上說別人孩子「要死的」，是真話，但也是不合時宜的語言冷暴力。

這正如莊太量事件的問題不在於他的經濟學分析是否「錯」，而在於真話的內容與真話的場合之間發生了雙重錯位：

第一重錯位：學術語言與日常語言的錯位。「釣金龜」在廣東話的日常語用中，承載著遠超經濟學中性的性別偏見。經濟學可以抽象地討論「資源配置」，但「釣金龜」一詞的日常語義指向的是女性對男性的經濟依附(註：語言學上的「Signifier」能指VS「Signified」所指)，這種依附在當代性別平等的價值語境中，本身就是被批判的對象。莊太量事後辯稱「釣金龜」男女皆可，但這種「語言中性化」的辯護，恰恰暴露了他對語言社會意涵的敏感度不足。

第二重錯位：抽象分析與具體聽眾的錯位。 在一個教育機構的正式場合，對一群正在形塑價值觀的年輕女性說「GPA高都冇用」，這已經不是「說真話」的問題，而是教育者是否尊重教育對象的問題。莊太量作為新亞書院副院長，其身份首先是教育者，其次才是經濟學家。當這兩重身份發生衝突時，教育者的倫理責任應當優先於經濟學家的學術表達自由。

魯迅的老師說「難」，難的不是不知道怎麼說真話，而是知道真話之後，還要知道什麼時候不說、在哪裡不說、對誰不說。莊太量的風波，本質上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而是一個教育倫理問題：一個經濟學教授，是否有權以「學術中性」為名，在一個教育場合中，對一群年輕人說出可能傷害他們自我認知的話？

四、結語

莊太量本人或許真的相信自己在做中性的學術分析。他在著作中確實從博弈論角度分析過婚戀關係的資訊不對稱，這在學術脈絡中有其邏輯。但正如《立論》所揭示的，「必然」與「得體」之間存在著不可化約的張力。說「孩子將來要死」的人，未必心懷惡意，但他選擇在滿月酒上說這句話，本身就是一種對場合意義的否定。

莊太量的「金龜論」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的反彈，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在一個以「啟蒙與尊重」為核心的教育場合中，以經濟學的「必然」之名，行性別刻板印象之實。他的經濟學或許「沒錯」，但他的場合選擇、他的身份自覺、他對語言社會意涵的敏感度，都出現了嚴重的錯位。這正是魯迅《立論》在百年之後仍然具有解釋力的原因：真話的倫理，從來不僅在於「說什麼」，更在於「在何處說、對誰說、以何種身份說」。

註：筆者相信莊教授希望大家笑一笑且令講座更有趣味性，怎料到反效果更惹來一場輿論及公關災難---大家都笑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