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場災難的兩難：政府為何總在指責中掙扎？

在每一次重大災難面前，政府總是像走在鋼索上的人——無論如何努力平衡，都難免墜落。從颱風肆虐的台灣，到地震頻仍的日本，再到洪水氾濫的歐洲，災前預警系統再先進、災後救援隊伍再高效，公眾的指責聲浪依然如潮水般湧來。這不是單純的「官員無能」或「資源不足」，而是深層的結構性矛盾：民眾的心理成本、地方經濟依賴，以及現代政府被賦予的無限責任之間的衝突。

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觀察者，我試圖從兩個核心鴻溝來剖析這一現象：災前的「人地依戀」困境，以及災後的「責任資源」失衡。這些鴻溝不僅解釋了為何政府總是被動應對，更點出了打破循環的可能途徑。同時，我會融入一些相關的悖論概念，如「準備悖論」（Preparedness Paradox）和「安全發展悖論」（Safe Development Paradox），來深化討論。

鴻溝一：災前——難以割捨的「生命資產」

災難防範的黃金法則是「預防勝於治療」，但現實中，政府推動的預防性撤離或永久遷移往往事倍功半。居民並非不理性，而是他們的家園已成為一種無法輕易交易的「生命資產」。

沉沒成本與土地的情感紐帶

想像一下，一個世代居住在河岸邊的家庭，他們的家不僅是磚瓦構築的住所，更是累積的經濟、社會與情感資本：

• 經濟資本：祖傳的農田、漁船，或是經營多年的小餐館。這些是他們的生計支柱，一旦遷移，等同於從零開始。

• 社會資本：熟悉的鄰里網絡、孩子的學校圈子，以及那種「有事大家幫」的社區互助。這些關係不是金錢能買來的。

• 情感資本：對故土的依戀、祖先的記憶，以及文化認同感。心理學研究顯示，人們對熟悉環境的依戀往往超越理性計算。

政府的遷移呼籲，本質上是要求居民以低價或無償放棄這些資產。對他們而言，主動離開是100%確定的損失；留下則是機率性的風險。在行為經濟學的框架下，這是典型的「損失厭惡」偏誤——人們寧可賭一把，也不願面對確定性的貧窮。這種土地依戀不僅是個人選擇，還放大成社會層面的「準備悖論」：成功的預防讓人們低估風險，進而減弱對政府支持的意願。如果災難因準備而未發生或影響最小化，公眾往往會質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導致下次預算被削減，形成惡性循環。

生計轉型的無形障礙

更棘手的，是生計問題。災區居民的技能往往高度本地化：農民依賴土壤、漁民需要港口。一旦移到內陸安置區，他們瞬間失業。政府可以發放補助、提供培訓，但短期內難以重塑一個等值的產業生態。

例如，在台灣的山區部落，居民依賴林業與觀光；強制遷村後，新地點缺乏資源，導致許多人偷偷返回原址。這不是叛逆，而是生存本能：未知的經濟風險，往往比熟悉的災害風險更可怕。

鴻溝二：災後——期望與現實的拉鋸戰

災難爆發後，矛盾急劇升級，轉化為對政府的集體怨懟。這是「責任轉嫁」的經典模式：民眾將自身選擇的後果，推給公權力。

無限期望 vs. 有限資源

現代民主政府被視為「萬能保姆」，負責保障一切生命財產。災後，公眾期待：

• 立即、無痛的財產補償，甚至高於市場價。

• 更好的新家園：更安全的住所、更穩定的工作。

• 承擔所有後果，包括居民過去的「留下」決定。

但政府的預算永遠有限。它無法無限印鈔，也不能為每人量身打造就業機會。這種落差，放大成「政府不作為」的指控。回想2005年的美國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救援雖迅速，卻因聯邦與地方責任推諉、補償爭議而引發抗議，甚至暴露了多重政府災難政策的悖論：聯邦政府雖有災難管理署（FEMA），但地方低關注度導致災難放大，災後指責如雪片飛來。

不公義感與輿論的雙重夾擊

當政府砸重金重建時，非災區民眾會問：「為什麼用我的稅金，補貼那些明知危險還不走的人？」這是公平性的悖論：補償太少，災民怒；補償太多，全民怨。

在社媒時代，輿論壓力迫使政府偏好「看得見」的工程——如快速清淤或重建橋梁——而忽略「看不見」的長期規劃，如產業轉型或心理輔導。這加劇了惡性循環：下次災難來臨時，問題依舊。更深層的，是「安全發展悖論」：防災基礎設施雖減輕短期風險，卻間接促進高風險區的開發，放大未來災難規模。例如，政府興建堤防本意保護居民，但往往鼓勵更多人移入洪水區，導致暴露和脆弱性增加。

結語：從「救濟」轉向「投資」，重塑災難治理

每一場災難，都提醒我們：政府無法強行切斷人與土地的紐帶。監測科技再發達、救援裝備再精良，都只是治標。在氣候變遷加劇的時代，這不僅是政府責任，更是社會共識的考驗。政策必須從災後「救濟」轉向災前「投資」：設計「生命資產置換」機制。例如，提供優渥的土地交換計劃、安全的集體遷村模式，以及可持續的新產業機會（如轉型綠能或觀光）。同時，融入科技如AI預測模型，能輔助精準遷移，讓居民視之為「升級投資」，而非犧牲。鼓勵社區主導的防災計畫，也能減輕政府的單方面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