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的語言，對立的現實：從「團結台灣」到政治動員的矛盾

「團結台灣」是一句聽起來再合理不過的政治主張。

在一個面對外部威脅、內部高度多元的社會，任何領導人若不談團結，反而顯得不負責任。因此，賴清德總統在選後反覆強調「團結台灣」，在語言層面上，幾乎沒有任何人會反對。

但問題從來不在於口號本身，而在於：當政治實踐與這個口號呈現出長期、結構性的背離時，我們是否還能只把它理解為溝通不良，而非政治選擇？

一、從團結出發，卻走向全面對立

回顧這段時間的政治發展，實際呈現給社會的，不是跨黨協商或制度妥協，而是：

• 對立院多數的高度不信任

• 對在野黨的全面敵我化敘事

• 對支持者的情緒動員與集結

「青鳥行動」、「大罷免論述」、「倒閣喊話」，逐漸成為有線電視的政論節目或網路社群等公共討論中的關鍵字。

這些工具本質上都不是治理工具，而是政治動員工具。

如果目標真的是降低內部衝突、恢復制度運作，那麼這條路顯然是反方向。

二、其實存在一條更符合憲政常理的路

在一個半總統制、國會多黨分立的民主國家，少數執政並不是異常狀態。

事實上，台灣過去也有過朝小野大的情況。正常的制度運作方式是：

• 行政部門提出政策

• 與不同政黨進行協商

• 爭取「部分支持」，而非全面臣服

只要藍白陣營中有一部分立委願意在特定法案或預算上支持行政院：

• 國家依然可以運作

• 政策依然可以推進

• 社會也不必承受高強度的政治對立

這不是理想主義，而是多數成熟民主國家的日常。但是，過去的一系列行動，不僅沒有成功罷免藍營，甚至讓白營支持者與內部更加團結。原本期盼完全執政的諸多手段，反而讓台灣內部的政治更加無法團結。

三、為何這條路沒有被選擇？

答案並不複雜，但相當殘酷。

因為對執政黨而言，協商型治理在政治上並不划算。

1. 協商意味著讓步，但成果不一定歸功於你

任何跨黨合作，都必然包含妥協。政策被稀釋、預算被修改，最終成果往往會被解讀為「本來就該做的事」，而不是領導能力的展現。

但一旦協商失敗，責任卻幾乎全數落在執政者身上。

2. 對立敘事，反而能穩定支持者

相較之下，將立院衝突詮釋為「阻撓改革」、「反民主勢力」，能有效凝聚基本盤，並將治理受阻的責任外包給在野黨。

在這種敘事下：

• 不妥協，被視為堅守價值

• 妥協，反而可能被解讀為立場動搖

四、「團結台灣」成了一種條件式的概念

實際操作中，「團結」不再意味著不同立場之間的共存與協調，而逐漸被重新定義為：

是否支持執政者所界定的政治路線。

於是：

• 反對政策，不再只是民主中的不同意見

• 而被描述為不理性、不負責，甚至是不團結

這樣的轉換，讓制度內的制衡機制，被包裝成道德問題。

五、為何不能承認「只需要部分支持就夠了」？

一個關鍵但常被忽略的事實是：

只要承認制度仍能運作，就等於承認現在的高度對立並非必然。

而一旦這點被承認：

• 大罷免的正當性會被削弱

• 倒閣喊話會顯得更像情緒施壓

• 「我們是被逼到牆角」的敘事將難以成立

因此，政治衝突必須被描繪成全面性、結構性的，而非可以透過協商緩解的。

六、制度沒有失效，是政治選擇改變了使用方式

台灣的憲政制度，從來就不是為了避免衝突而設計，而是為了管理衝突。

當治理者選擇不使用協商，而大量依賴動員；不處理分歧，而強化對立，那麼社會撕裂就不只是副作用，而是可預期的結果。

結語：團結不是口號，而是能力的展現

真正的團結，並不是讓所有人說一樣的話。而是讓不同立場的人，依然願意留在同一個制度裡。

如果「團結台灣」最終只能透過動員、標籤與對立來實現，那麼這究竟是為了團結台灣，還是為了維持一種對執政者最安全有利的政治狀態？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持續的思考。

延伸思考與討論

1. 在野黨的角色與責任

討論至此，也不能只將責任單向歸咎於執政黨。在野黨在取得國會多數後，理論上同樣肩負著讓制度持續運作的責任。

問題在於，藍白兩黨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究竟是在展現「成熟民主國家的日常制衡」，還是同樣將國會權力工具化，用以阻撓行政院、製造衝突，並回過頭來動員自身支持者？

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現今的高度對立，就不只是單方面造成的結果，而是一種雙方都參與其中的政治選擇。當執政與在野同時選擇「對立敘事」作為最有利的策略，衝突本身便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共謀，而非單純的誤解或偶發失誤。

2.外部威脅與「團結」敘事正當性

另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

外部地緣政治威脅，是否被成功地引入並綁定到內部政治衝突之中。

當內部的制度爭議，被不斷轉譯為「關乎國家存亡」、「影響對外安全」的問題時，反對執政黨政策，便容易被簡化為「不團結」甚至「削弱抗中力量」。

這種敘事一旦成立，其效果極為強大，因為它不僅回應恐懼，也占據了道德高地。在此框架下，質疑程序、討論制衡，反而顯得不合時宜。這正是政治動員中最難被拆解的一環：它混合了真實存在的外部威脅，與尚可討論的內部治理方式，使兩者在輿論上難以分離。

3.「協商型治理」的難度

最後，必須正視的是協商本身在當前政治環境中的高成本。

對在野黨而言，支持執政黨的重大政策，往往意味著立即承擔「背叛立場」、「向對手低頭」的指控。這種成本不只是形象受損，更可能直接反映在選票流失上。

結果是，妥協不再被視為理性與責任的表現，而被視為政治上的失誤。當讓步的風險明顯高於對立，雙方自然會被推向各自的極端立場。

這也使得「協商型治理」在現實中變得極為脆弱：不是因為制度不允許，而是因為政治誘因已經被徹底改寫。

4.假設性的思想實驗

1. 如果執政黨第一年就主動提跨黨協商機制，會發生什麼？

2. 如果在野黨選擇有條件支持某項重大政策，誰會先承受壓力？

3. 如果沒有「抗中」敘事，衝突還能被合理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