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點」1980S-2010S香港警匪電影中男性氣質變化

原文於2024年7月1日首發「深焦DeepFocus」

本文提及的電影/書籍皆為香港譯名

從1984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到2003年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直至今天，在這近40年的發展歷程中，香港電影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和轉型。在製作方面，香港電影從本土製作到與內地合拍已成為常態。在主題表達上，上世紀80年代末出現的身份焦慮特徵，轉變為對奉獻、堅毅等正面價值觀的高度頌揚。

不同時期香港警匪片中男性形象和陽剛之氣的差異就反映了這些變化，傳統電影中的中國好男人的形象也在影片中不斷改變標準。例如1989年由吳宇森執導的《喋血雙雄》中的男性角色被描繪為傳統意義上的英雄形象，而2013年由陳木勝執導的《掃毒》抑或者邱禮濤10年代後拍攝的警匪片，比如近期上映的《海關戰線》則偏向於現實主義，展現了對好男人形象的兩種不同理解。

從《喋血雙雄》到《掃毒》，香港警匪片中的“好男人形象”正在從“俠客”向“普世定義的中國好男人”轉變，而大陸的意識形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一轉變。這篇文章中將會通過兩部影片中男性角色對事件的不同表現，展現好男人形象的具體變化，以及他們如何承接了社會的期望。

不同時期的中國電影對理想中國男人的描繪各不相同，但萬變不離其宗地都體現著儒家的基本傳統美德。裴開瑞（Chris Berry）強調“中國男子氣概的核心源於忠、孝、義。這些原則包括對統治者、家人和同伴的信任和忠誠。”中國男性氣質強調維護家庭和社會的團結，這與儒家意識形態中的父權密切相關。然而，香港警匪片中對男性的描寫卻與這些傳統特徵相左。

在這一類型中，男性角色之間的動態互動營造出一種強烈的氛圍感，國內外的學者們通常稱之為江湖。在超現實和抽象的江湖境界中，男性人物往往擺脫脆弱的缺點，反而體現出英雄或刺客的原型本質。在西方電影中，“刺客”意味著殺手，而在中國，刺客往往與正義和智慧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無論是在香港武俠片中，還是在回歸前的警匪片中，男性角色通常缺乏家庭關係。他們從孝道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轉而優先考慮效忠和尊重他們的統治者和戰友。【1】陸恂敏認為，“香港警匪片將當代都市男性世界描繪成一個充滿武俠精神的江湖。”

《喋血雙雄》和《掃毒》分別體現了英雄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江湖形象。《喋血雙雄》是香港電影公司在香港最終回歸中國前夕製作的，而《掃毒》則是 CEPA 政策頒布後香港電影公司與中國大陸電影公司聯合製作的。CEPA 的出現大大降低了香港電影人的製作成本，促進了香港電影與內地電影的融合。《掃毒》將內地警匪片（與香港警匪片的類型相同，但警察的定義更偏內地警察）的氣質和人物形象完美地融入警匪類型片中，同時在合拍片的浪潮中堅持了香港警匪電影的精髓。下文將對兩部影片進行比較分析，重點關注男性角色的塑造和內地的影響。

《喋血雙雄》和《掃毒》中的戲劇衝突從根本上就發生了不同，男性角色的處境和表達方式也不同。在《喋血雙雄》中，吳宇森深入探討了兩位男主角之間的動態關係——周潤發飾演的殺手小莊和李修賢飾演的警探李鷹。影片多次巧妙地突出了兩人之間的相似之處。

例如，當李鷹坐在小莊的沙發上時，他的思緒飄到了最近小莊與黑社會槍戰的場景，並模仿他拔槍的姿勢。儘管兩人的身份、職業不同，角色的屬性也截然相反，但在整部影片中，他們卻有著無與倫比的默契，李鷹不止一次預見到小莊的舉動。張燕認為在某種程度上，警探作為一面鏡子可以映射出兇手的正義傾向，而兇手作為一面鏡子也可以映射出偵探在道德和法律底線面前的謹小慎微。

小莊和李鷹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英雄主義，既堅持自己的原則和信念，又超越社會和法律的約束。具體來說，他們體現了中國社會所珍視的美德即道德、榮譽、友誼和愛情，是真正的中國古代英雄。他們在為共同目標作出努力的過程中相識並因共同特點而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因此，影片的戲劇衝突來自人物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影片沒有制度約束或社會道德底線，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無拘無束的精神，將友情轉化為對社會規範的抗爭。

相比之下，《掃毒》的核心是馬昊天、蘇建秋和張子偉在對抗邪惡勢力時的兄弟情誼。與《喋血雙雄》中主人公在與外部世界的鬥爭中建立起的感情不同，《掃毒》中三人的感情基礎在於他們對現有社會規範堅定不移的堅持。他們全心全意地與社會秩序和國家強加的約束保持一致，這與吳宇森構建的江湖中描繪的對社會規範的反叛有所不同。儘管他們的職業背景是香港警察，但他們絕對服從的性格特徵卻傾向於大陸人民公安的氣質。他們超越了單純的警察角色，體現了一支忠於職守、堅定不移的護法隊伍。他們從不質疑道德和法律條文，他們的情感衝突源於個人訴求，而不是對外部世界的挑戰，這一點與小莊和李鷹完全不同。

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在於香港電影和中國大陸電影中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的內在矛盾。吳宇森的動作片與美國的男性傳統緊密結合，這也是他在西方電影界廣受贊譽的原因之一。【3】吳宇森警匪片中的男性角色與美國西部牛仔相似，體現了個人英雄主義和冒險精神。然而，受制於香港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身份危機，這些角色身上所體現的個人主義是微妙的，往往帶有苦澀的色彩。

香港回歸前，殖民地公民身份有別於英國公民身份，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被邊緣化。因此，“香港人”（HongKonger）成了一個有些模糊的身份標籤。這種衝突和焦慮體現在《喋血雙雄》中小莊等人物的選擇上。儘管小莊漠視法律和道德，儼然一個英雄人物，但他天生具有道德感和仁義心。例如，他在逃跑或執行任務時會本能地拯救無辜者，如果他人因他而受苦，他也會感到悔恨，體現了英雄的無私的特質。朱利安還認為小莊和李鷹是行動和苦難的縮影，因為他們個人主義的決定導致了不斷升級的困境。然而，他們仍然被困在城市的束縛中，永遠與不可抗拒的力量作鬥爭。這種掙扎最終成為吳宇森作品中的極端暴力美學。

一部好的警匪片通常以孤膽英雄為主角，以符合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想，迎合觀眾尤其是男性觀眾的英雄主義追求，而一部值得稱道的公安題材影片則應突出一個有說服力和凝聚力的警察群體，弘揚集體主義。【2】《掃毒》作為一部合拍片，多少受到了內地盛行的集體主義思想的影響。影片通過對男性角色的刻畫，明確地回避了個人主義的自私自利。

例如，蘇建秋為了回到家人身邊向八面佛洩露了重要情報，這個行為間接導致了戰友的犧牲。在隨後的五年里，蘇建秋一直在愧疚中掙扎。相比之下，張子偉堅守集體主義精神，在被拋棄後仍選擇繼續臥底，堅信自己是正義之士。這與中國大陸警匪片的主流觀念不謀而合。然而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是：香港人文理想的敘事框架難以無縫融入內地的社會和政治格局，無法迅速與主流價值觀接軌。為了應對這一挑戰，《掃毒》包括邱禮濤現在的電影摒棄了《喋血雙雄》等影片中的單一英雄原型。相反，陳木勝將英雄主義分為三個角色，分別象徵正義、親情和友情，每個人都為追求絕對正義而犧牲生命，這更是對忠孝節義的現代詮釋。

一般而言，香港警匪片中的男性角色往往體現了特定的社會理想，或象徵著各自時代的城市精神。例如，《喋血雙雄》中小莊的形象與當代觀眾對英雄人物的渴求產生了共鳴，他們希望小莊能夠超越社會的焦慮和規範。這個角色塑造了一個令人嚮往的敘事，讓觀眾看到了一個能夠衝破社會束縛的英勇形象。反之，《掃毒》反映的是一個處於轉型期的香港社會，在這個社會中，衝突依然存在，但人們逐漸重新重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賢人典型。焦點慢慢轉向塑造一個道德高尚的人，體現中國社會所珍視的價值觀。

文章注释：
【1】英雄片的巅峰——《喋血双雄》作者：缪轶 来源：剧影月报. 2010(03)

【2】后殖民语境下香港电影研究 作者:蔡东亮 来源:《戏剧之家》2018年第13期 

【3】Stringer, Julian (1997) 'Your Tender Smiles Give Me Strength: Paradigms of Masculinity in John Woo's A Better Tomorrow and The Killer', Screen 38. 3. 2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