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安靜》裡的四種「安靜」｜禁言不只困住受害者，最終也會困住試圖打破的人

全文刊載於《關鍵評論網》原標題為《安靜的解剖學（下）：當受害者真的開了口，為什麼還是沒有人聽得見？》

為什麼說出來這麼難？

為什麼受創之後，連說出來都這麼難？

紀錄片導演沈可尚的首部劇情長片《深度安靜》（Deep Quiet Room），用 119 分鐘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這部改編自作家林秀赫同名短篇小說的作品，2025 年公映後一舉入圍第 62 屆金馬獎七項大獎；包含：最佳新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改編劇本。集結張孝全（飾演諭明）、林依晨（飾演依庭）、金士傑（飾演依庭爸爸、柯教授）等金獎陣容。

但《深度安靜》真正的電影成就，是沈可尚拒絕了一個太過容易的答案：

受傷之後說出來就會好

電影裡的依庭最終說了，用語言、用身體、用撞牆、用尖叫、用自傷。但她的丈夫諭明，一個善意、想理解、也願意為她做任何事的丈夫，仍然聽不見。所以《深度安靜》提出的問題，其實比「為什麼受害者沉默」更深一層：

當受害者終於說了，為什麼還是沒有人聽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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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內權力生態系

走出諭明與依庭的客廳，我們會見一份家內性侵倖存者的地圖。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在 2026 年 1 月出版了她耗費十年完成的學術專書《家的蜃樓：亂倫創傷精神分析民族誌》。彭仁郁以臨床田野為基礎，結合精神分析理論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書寫兩位亂倫性侵複合型家庭暴力倖存者的生命史。

其中一位會談跨越十年，另一位八年。書中提到的兩位倖存者，除了極端的性暴力，還交織著長期肢體虐待、口語暴力、情感操控，以及母親的漠視、否認與情感拋棄。兩位倖存者的生命故事固然讓人心疼和不捨，但《家的蜃樓》真正譜寫的是一張關於「家」的權力地圖。

彭仁郁的學術背景跨越精神分析與文化人類學，研究主題涵蓋亂倫創傷、政治暴力創傷與戰爭性創傷，並曾擔任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

在過去的學術書寫中，彭仁郁長期關注政治暴力的受害者與遺族，一如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和轉型正義中的歷史傷痕。家暴乃至家內性侵，乍看是另一個與其專業並無交集的領域。

但《家的蜃樓》最深刻的洞見之一，正是彭仁郁把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領域，連結且構共為同一幅圖像：

家庭暴力的創傷機制，可以在威權統治的暴力中找到同樣的結構。

彭仁郁在《家的蜃樓》的序章便點出，受創主體在療癒路上的最大阻礙：

「真正的禁忌不是禁止行為，而是禁止受創主體的言說。」

這句話在閱讀的當下並不起眼，卻是整本書最重要的論斷。

在威權政體下的政治暴力，人民不僅被規定行為，也被強力禁止言說。社會的運作就是統治者的絕對意志延伸，人民的主體性在國家的雷厲風行下被抹去了，不僅沒有成就自我的可能，也沒有委屈申冤的途徑。

更重要的是，身邊的人都默許日常的規訓。即便真的有人受到國家暴力追討，也會被解讀成是個人的出格行為所導致；普羅大眾出於對威權的懼怕，通常選擇臣服在其麾下，而不會替受害者聲援。

彭仁郁指出，支持、容許、包庇家內性侵暴力的結構，正是威權體制的再現。傳統父權制的家內不平等結構，正是以一人（通常是爸爸）的意志為權力核心，並且合法且合理地凌駕在所有人之上，將他人劃分階層，以致一家之主可以指使甚至剝削同個屋簷下的家人。

這一套權力的運作不只需要威權者，還需要配合其意志的人民。亂倫家庭的運作依賴的不只是對暴力的隱蔽，更是讓家庭成員對暴力的集體漠視以及管控言說。

只要有人提出質疑，就會以「故意破壞秩序」或「不配合管教」駁回；替受創主體的聲援，都會被威權者視為對其位階的僭越，最終被冠上「造反」的罪名。而只要沒有人說出那個詞（也就是亂倫、家內性侵），家的威權就可以繼續作為港灣的幻影，若無其事地運作下去。

彭仁郁針對這兩種高度相似的暴力結構，給出了更透徹的分析：

壟斷權力與資源，將暴力正當化為處罰（或營教）；將基本生活照顧的給予抬舉為「施恩」，脅迫受害者「報恩」，並將真相揭露視為「背叛」和「破壞」；拉攏家庭成員成為協作者（如告密者、默許者、遊說者），以穩定日常壓迫體系。

讀到這段敘述，《深度安靜》裡看似平凡的家庭場景背後的威權政體便昭然若揭。依庭爸爸對家中經濟與權力的壟斷、依庭媽媽的長年沉默、姊姊與妹妹各自的逃離與崩解、依庭自己的「選擇性遺忘」。

這些都不是個別人物的性格折射，恰好是同一套權力生態系在不同家庭成員上的分工。沈可尚捕捉到的，正是這個生態系裡每一個角色被分配到的「安靜」。

《深度安靜》裡的四種安靜

沈可尚將這套「禁言」結構，拆解成電影裡四個角色各自的「安靜」。這四種安靜在《深度安靜》裡並不對等，但四種安靜在不同的角色身上，完成了同一個任務：

讓家內性侵的事實不被揭露。

爸爸：家中威權核心

作為家中首要的威權者也是加害者，依庭爸爸從不需要開口，父親從來就是這套命名秩序的掌控者。沈可尚再給這個角色加上一層精準的設定：

• 大學退休教授

文化、經濟、社會，三種資本的深度交織，繼而強化了他在家中無可撼動的地位。至於真正發生的事，在依庭爸爸的語言裡從來不存在，也不需要存在。即便存在，他掌握著話語權，隨時可以對所有人進行言論審查。

沈可尚給了依庭爸爸加上晚年失智的設定。表面上看似讓加害者在道德上脫罪，但實際上是把電影直接推進到轉型正義實務工作常遇到的困境裡；因此，失智不是電影角色的轉折，是電影對禁聲結構的最後一道封口。

媽媽：協作與默許

另一個協作者兼默許者，是依庭媽媽。

媽媽的安靜，是這套系統最精密的齒輪。媽媽的不發一語在「管教」上留下一層真空，讓爸爸的「管教」得以正當介入。正是這種「漠視與否認」，讓受創的孩子在認知上陷入雙重困境：

「那件事是真實發生的嗎？如果連媽媽都不承認，是不是我不值得被保護？」

在傳統家庭觀念中成長的女性，若孩子真的遇上家內性侵，多半選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但這種家庭內的沉默恰好是一種回應，反映的正是女性在家父長制下的失聲，只被視為生孩帶娃的容器。電影中的依庭媽媽，從頭到尾未發過一語。沈可尚在映後談到，這種家內的沉默，恰好藏著巨大且可怕的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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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庭：從家中到通報系統的禁聲

依庭的安靜，是上述父親和母親的兩種沉默長期施壓的結果。

《深度安靜》開篇帶我們看見依庭和諭明相遇時的陽光和快樂，婚後與爸爸同住卻逐漸轉為內向安靜。依庭的安靜，正是幼時的她在沒有任何出口的環境裡，學會的唯一生存技術；依庭的安靜，是在表達自我的語言還未成形之前，就已經被家的威權政體剝奪的惡果。

彭仁郁書中特別提到，為什麼眾人的質疑焦點反而會轉移到孩子身上：

「極可能是因為，比起讓蠻橫不講理的成人加害者停手，逼迫一個小孩道歉求饒，看起來容易許多。」

眾人藉由控管受虐兒的行為反應和外顯情緒表現，來安撫怒不可遏的施暴者。家庭的日常氛圍長久地浸淫在倒果為因、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的氤氳中。但依庭的安靜還藏著另一層更殘酷的延伸。

她的禁聲，從家中延伸到了整個社會的通報系統。

《家的蜃樓》裡其中一位倖存者，從學齡前就遭受爸爸性侵，朋友圈被高度管控，讓性侵的事實滴水不漏。好不容易在高中時有好朋友嘗試協助通報，卻在最後一刻遭到爸爸阻攔。

事實上，在碰到彭仁郁之前，她早已多次向警察以及社工備案、求助。可是每一次作筆錄時的強迫回憶、脫衣解褲驗傷，只會讓她陷入解離的失序而無法好好「言說」自己的傷痕。

沒有相關經驗的實務人員，也只能無奈拒絕協助。解離當下蹦躍出的嘶吼辱罵，會被通報系統層層過濾阻擋；而她真正回到受創時的求救與吶喊，反而永遠無法被整個系統聽見。最後，被送進精神病院，被當成「病人」囚禁。

從家庭到通報系統，再到精神醫療體系，禁聲在每一個本該承接她的環節都重新發生一次。多重向度的打擊，只會讓個體停止相信世界與身旁的人。回看《深度安靜》，依庭的姊姊正是這樣被送進精神病院的；妹妹則選擇遠走他鄉，斷絕一切；只有依庭，留在原地與失能的加害者共處。

三個人，三條路，每一條都是禁聲的不同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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諭明：被禁聲吸納的善意他者

諭明的沉默，是另一種困境，也是這整套禁聲結構中最弔詭的一個位置。

諭明是這個封閉系統裡的外來者，最初並不明白依庭家中的風暴。在電影裡，諭明不是家庭暴力的加害者、不是長期的默許者，也不是被剝奪語言的受害者。

理論上，諭明擁有最大的「破局」可能，他可以不用承擔家族的禁忌，可以從外部質問這個系統。但《深度安靜》向觀眾勾勒出的殘酷之處正是：即使是這樣一個外來者，最終也被這套禁言結構吸納了。

諭明所有的關心，最終幻化成「索取」。諭明要求依庭用他能理解的語言，解釋一個根本無法被線性語言還原的創傷記憶。諭明想成為打破沉默的人，卻成為要求受害者翻譯沉默的人。

電影尾聲，沈可尚給了諭明一個近乎殘忍的角色曲線：依庭過世之後，諭明試圖自殺未遂，最後參加團體諮商，看著身邊的晤談者揭開傷疤、吐露心聲。但這一切看在諭明眼裡卻顯得格外荒唐。

最終，諭明自己也成為了拒絕開口的失語者。

禁言的結構不只困住受害者，最終也困住那些試圖打破的人。諭明的善意進入這個系統時是完整的；離開時，他自己卻變成了系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