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思想到MAGA：专访Tania Branigan

在当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文革）几乎不会被提到，它却从未如此重要。当学者长期把毛泽东的暴行与习近平的独裁领导相提并论时，他们有看到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民主中挑起的混乱民粹力量也有相似之处。早在2017年，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Barmé）就把特朗普和毛泽东放在一起谈论，因为他们想造成严重破坏，「让世界陷入混乱」。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个百日，让这相似之处变得更加明显。

为了深入了解文革及其对今日的影响，中国传媒研究计划（CMP）与安玲谈论此议题。她是英国《卫报》（The Guardian）主笔，曾撰写书籍《Red Memory: Living,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这本书对文革动荡的十年有扣人心弦的描述，并于2023年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历史奖，其为每年颁发给最佳历史书籍的荣誉。在近期的文章中，曾派驻中国7年的安玲，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和文革进行类比。

Alex Colville（以下简称AC）：您怎么想到要写一本探讨文革在当代中国被记住的书？

安玲（以下简称安）：我逐渐明确意识到，今日看到的中国都与过去那段时期有关。我和利明彰（Bill Bishop）的一次午餐是个关键。他转写很赞的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Sinocism）。他告诉我，他和太太这次行程目的是找到岳父的遗体，他的岳父是文革受害者。当他们到达他（岳父）被红卫兵抓的村庄，村民对此事很和善，都记得她的父亲，但对于有人寻找他的遗体完全不知所措。他们被问怎么知道他（的遗体）在哪，因为（受害）人太多了。我在这故事中发现难以动摇的东西，显示文革（影响）多么地直接和普遍。

身为新闻工作者，你报导故事，然后下个题目。可是就算我写不同的事情，像是经济、文化、政治，我一直觉得，所有事情的关键实际上是1960年代发生了什么事。

AC：您可以详细说明吗？

安：经济上，这个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是必要的，也可能是因文革，因为它彻底摧毁毛泽东主义。允许个人创业是应对数百万名年轻人（在文革期间被下放且被迫待在乡下后）涌回城市的务实作法。他们没受过教育，以与新学生竞争。

若您想了解中国的艺术，以及（1980年代开始）创造力惊人爆发，这来自于解构、真空，超越8亿人只能看8种样板戏的可怕情况，渴望任何形式的艺术与文化。

政治上，你当然可说习近平收紧管控，是对文革的回应。若你回看他早期当官时，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他称文革是「大民主」，把它说是「大混乱」的来源。基于他的经历，认为收紧管控的需求和他在文革时的经历有密切关系，我想这并不夸张。

AC：您认为西方人士对文革常有哪些特别不了解的地方？

安：还是有只是年轻人肆意胡闹的想法。大家不了解的是，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因被灌输毛泽东的特定思想。这不只是个人崇拜，也是在制造偏执，是关于毛泽东维护与强化其权力及遗产的企图。年轻人只有在他的煽动下，才能真的有所行动，只要他允许他们去做。文革为何在后半期（1968至1976年）变得僵化、停滞的原因，只是毛泽东最后认定他受够了。

我认为另一件事是，文革只能发生在那个时间和地方，我认为归根究柢，这是关于人性在特定环境和特定刺激下可做什么。这就是为何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

AC：对，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媒体上把美国的政治情况与文革做比较。我不清楚您的看法。

安：我认为比较特朗普和毛泽东真的很有影响力。很明显人们早在2016年就提过，当我们看到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这个论点愈来愈引起共鸣。他的策略更具革命性，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进入更具破坏性和极权的阶段很相似，不像之前受到他周围的人约束一样。

世界上有很多强人，大多数有严格的纪律和控制模式。特朗普有的毛泽东风格在于他喜欢破坏与混乱，和毛泽东一样从中看到机会。特朗普能够运用公众身分和政治情绪，他有能把人们的情绪导向反对体制，以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某种意义上，恶意心态是文革的关键，它是关于把分化及仇恨武器化。当我写书时，让我挥之不去的是毛泽东曾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然后阅读Adam Serwer的文章（他是《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曾说美国社会部分被妖魔化，是特朗普精心策画的权力游戏），举例来说，谈论特朗普和残酷是目的的事实。这让我一直想到特朗普（和毛泽东）相似之处是区分他们和我们，内和外，他完全画出那条线。画出界线后，他强化他的权力。你可选出更多的比较，像是他让自己当甘迺迪中心董事长、透过图书馆来攻击文化等等。

这显然不是在复制，没人在说美国会有200万人被杀。这是根本上不同的环境，你在一个可制衡的系统中。特朗普被选上，特朗普可被换走。但我认为要从中学习的教训是，毛泽东周围的人完全意识到他在计画什么的时候已太迟了。

AC：我对于此时和文革做比较感到忧心，因为我不认为能把这个词和群众暴力，还有您在书中提及的世代创伤分开来。许多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过部落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若您特别提文革，不会让人更害怕吗？

安：在中国，我有时觉得文革是中国版的「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即（在西方）网路上的所有讨论，最后都会是把某人和希特勒做比较。所以，你知道，文革很容易在站不住脚的立场中被引用。所以我完全理解为何人们担心或觉得这样比较不适合。但我必须说，中国有些知识分子自己也这样比较。我想是特朗普的冷酷无情，即（他有的）颠覆性混乱特质。这样的混乱不是特朗普野心的副产品，实际上是内在本质，也是他获取权力的来源。

再说一次，这完全不是在说重演文革。这是关于文革可帮助我们更了解当前情况。就算是有选举、根深蒂固制衡的系统中（是有可能的）。这真的是令人震惊且不安的政治时刻，而我不认为我们完全了解其中的可能性。与文革相提并论有件事非常引人注目。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许多人开始做这样的比较，包括潘鸣啸（Michel Bonnin）这样的文革学者，白杰明相当早（在2017年）就进行比较。

AC：您认为文革可如何帮助我们了解当前情况？

安：观察情绪武器化的方式。了解这件事，特别是（美国）共和党人，若现在不去质疑，就会无法再质疑了。我怀疑有些共和党人已有结论，已经是（无法再质疑）这个情况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政府对行政权的构想，以及联邦最高法院赋予的（权力）范围，我希望右派人士能对这些提出警告。这较无关理解，而是关于回应。

AC：我好奇文革能否与现今的中国相提并论。 「零确诊」时期（2020至2022年）我住在那里，在最后一年的某些时刻，这个产生文革的政治系统仍能在特定领域走向极端，尤其是当权力集中在一人，大家都担心自己的时候，这与您先前提到的偏执相同。显然，这不是200万人会被杀的暴力程度。但同时，2022年的这些政策，变得跟病毒本身一样危险。对于「零确诊」政策及带来的伤害也有集体失忆现象。

安：有趣的是，在中国有许多人做这样的比较。我想部分原因是，COVID是党过去十年重新主张很严格控管的终极表现。过去有党已从大片文化、私人或商业生活中部分退出。确实（在COVID期间），人们告诉我，他们被居委会盘问去了哪里、和谁在一起等，所有这些事情对在正常环境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很难以置信。那时就有个心态，我们（党）现在可决定你们做什么。有人跑进别人家把人拖出来，这事实明确唤起一些人对文革的强烈记忆。

关于遗忘「零确诊」，我必须说，（英国）这里的疫情让我看到，人们不喜欢记得坏事，这很大程度解释有关对文革的沉默。英国刚过疫情5周年。这对人们的生活有巨大影响，却鲜少提及。

AC：对，媒体通常会发布报导，纪念主要大事的周年，但我没看到太多关于COVID的（报导）。

安：是的，我在写书时发现一件事，我以为是关于政治控制记忆的书。显然是关于这件事，但令我惊讶的是，个人创伤在对文革保持沉默部分的影响有多重要。

AC：所以我想我们可概括最后一个问题：若一个社会试着摆脱集体创伤前进，却不试着记住它，这样会发生什么事？

安：我想这样不会了解事情本身，我还认为这样会变得更脆弱。这两样都在重演，不是彻底重演，因为今日的中国明显与1966年的中国有非常、非常不同。如同我们谈论的，你不会看到文革移植到中国以外的地方，时间上也不会。但我认为另一件事是，人们不了解它留下的深刻伤痕，这对我来说，就是为何与心理治疗师聊聊真的很重要（他们与个人的私人谈话曾探讨遗传性创伤通常源自于文革时期发生的事）。不过为了这本书而访谈的对象，他们的创伤程度也很明显。有些个人层面的小事，像是王西麟（安玲的书中一位受访者，他被迫参与多场表演性审判，遭到严重殴打到失聪）提到，当他朋友在街上叫他名字时，他会跳起来。因为这让他回想到，在批斗中等着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成为下个受害者。

但我认为从更深层、更深刻的程度来看，人们无法信任。你有一整个世代被教育不能相信一切。这不是你不能相信陌生人，你不能信任你周围的人。此外，一位心理治疗师告诉我，你知道，你之后或许会在火车上和陌生人谈论此事，绝不会在工作场合与人谈论，你可能甚至不会和你的家人说。所以我认为信任带断裂是很重大的事，但仍未被处理。说出来的恐惧。认为言论本身对人们开放的想法基本上是危险的。一位文革幸存者告诉凯博文（Arthur Kleinman），他试着像米饭一样平淡无奇，「吸收周围的味道，自己本身不发出味道」，这是最安全的事。一位心理治疗师说，他们愈来愈佩服那些幸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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