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由女权话术煽动的叫魂——忆北美中国女权群“性骚扰”事件始末

亲爱的Matters读者：

这是我近一个月前发表在Substack上的文章，引发了许多关注和讨论。四年前我第一次写这个事件时是在Matters上，本着贡献公共参与的初衷，现将全文也发表在Matters上。另外，我目前的主要写作阵地已经转移到Substack，在那里与一些读者有了不多但深入的交流。我再次邀请你订阅我的Substack，第一时间阅读我的最新文章，只需输入你的邮箱地址即可：

https://mimiyana.substack.com

这篇万字长文回忆了2020年夏天我亲历的一次女权社群暴力事件，它起因于一起群成员间的“性骚扰”指控，却演变成一场针对社群组织者的网暴，对两位资深女权活动家带来沉重打击，并导致社群的崩溃。这件事暴露出女权\进步运动中的诸多问题，长久以来却从未有过系统的记录。

文章草稿在我生产前就开始写，到定稿的时候，孩子已经满月了。写得慢是因为痛苦，不仅要回头梳理大量琐碎的信息，还要再次面对其情感折磨。之所以坚持完成，是因为我将它视作自己参与女权活动多年后欠下的一次责任。

本文亦参考了女权行动者们一次关于“社群暴力”的圆桌讨论内容（尚未公开发表）。这起悲剧中最令人欣慰的部分，正是我们不断地反思，并将经验反哺给社会运动。就像这次讨论最后我们写到：

“要预防女权话语被当做操控的工具，首先组织者就要学习在日常接触社群的过程中，在大的价值框架之外创造具体、真实的叙述，即使这意味着要做大量的思考和阐释工作。”

今天我终于可以说，这份工作我尽力了。

“这就是一场叫魂。”

2024年秋天，我和吕频在一次短途旅行路上，再次聊到已过去四年多的北美中国女权群事件时，她这样说。

“这事改变了女权运动的走向，但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一点。”

我理解她说的“改变了女权运动的走向”的意思，作为曾经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北美中国女权群的创始者、组织者的她，从那之后便远离了社群；而那个社群是中国本土之外首个以行动为导向的离散中国女权社群，当年一度非常活跃，在刚经历的MeToo运动、Black Lives Matter中同仇敌忾。之后便四分五裂，陷入死寂，我们和另一些朋友彻底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但这个故事在我心中的可怕在于——两个女权活动家如何被她们一手扶持的社群和积极倡导的运动所“取消”。“取消”这个词夸张了点，毕竟那之后，曾处于风暴中心的吕频和梁小门都没有”身败名裂”，也继续参与之后数年的女权活动，这也是因为——用吕频的话说：“一个缺乏资源的运动永远需要免费劳动的组织者”。但回过头看，我确信当时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死去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群里很多人已淡忘了这件事，或者就是避而不谈，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但它在我们心中留下的痛苦情感从未褪去，甚至每隔一段时间提起，都有新的寒意滋生，连带着纵容其不了了之的悔恨。随着海外的年轻进步社群不断冒起，它更是变成了一个寓言——我目睹着似曾相识的事一次次借尸还魂，反复揭示政治运动中的残酷。

如今我已经是社群的边缘人，不再活跃于女权行动。在持续的离散中，我远离了中国社会和纽约这个社运中心，长期的不在地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最近吕频为了一个研究课题来做采访，聊到公权力的打压如何降低了女权行动者的公共参与时，我悲哀地意识到，公权力和敌对舆论并不是致命的压力，真正让我灰心的是耳濡目染的社群暴力，包括内部的暴力和对外暴力。

很多没有社群经验的人难以想象社群暴力能给人带来多大伤害，像女权这类进步社群里的人不但恪守更高的道德准则，通常也都是无权无势，甚至比较边缘的普通人，怎么能和国家暴力相提并论？如果你不容于这个群体，离开不就行了吗？

这么问的人不太懂人性。人只会被自己真心认可和归属的对象伤害，因为它导致深层的自我否定和自我价值的崩塌。硬要类比的话，可以去看网飞上的各种邪教团体纪录片，听听那些幸存者的讲述，理解一个人在群体里所遭遇的“合群”压力可以极端到什么程度。

一个观念同质化的群体必然逃不过党同伐异的宿命。而真诚相信女权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和其他成员有情感连接的人，会不知不觉把审判自己的权力让渡给这个群体，并发自内心相信其审判结论——“当我自己被当成一坨屎时，我真心觉得自己就是一坨屎。”曾经被女权圈开除“女权籍”的美国女权学者乔·弗里曼把这叫做“人格谋杀”，并指出，容易被针对的人，恰好是社群里那些最有能力和经验的成员。

我理解遭遇过类似创伤的人，为何花个三五年时间都难以释怀，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公开讲述，毕竟他们首先得完成自我的重建。在北美中国女权群事件发生不久，我写了一篇记录和回应这场争端的文章《北美中国女权群“性骚扰”事件对女权社群的绑架以及MeToo运动的危机》。出于救济的紧迫性，我数次焦灼到坐在电脑前流泪、通宵翻看上万条聊天记录，被迫切又无力的情绪淹没，以至于没法平静下来码字。

对此我至今心有余悸，因此我再也没有回看过这篇文章，只要一想到就生理性地恶心。这种恶心，不是不愿揭开创伤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理性人在面对歇斯底里的集体偏执时那种凝视深渊般的荒谬感和虚无感。用吕频的话说——“一场叫魂”。

最近我决心写出这件事更多内幕，便鼓起勇气重温了这篇文章，发现它不会咬人。我的感受一是佩服自己，在情绪激动时还能写出一篇理智、有条理且照顾到公共价值的文章。第二是心疼自己和为此进行过长篇大论说理的朋友。我们把呕心沥血的反思，化作这层层叠叠的文本，堆砌在了一场没有任何内核的闹剧上。

一个“性骚扰”指控如何引发了针对社群组织者的网暴

2015年，自“女权五姐妹事件”后来到美国的女权活动家吕频和梁小门创建了“北美中国女权群”，这是一个身在北美地区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组成的微信群，旨在为跨国的女权运动提供在地的社群基础，也成为一个北美的离散女权主义者的同温层。经过几年积累，群成员一度接近上限500人，其中有很多留学生、一些上班族和学者，大多都很年轻，也非常活跃，大家日常讨论公共议题，每天打开微信都有一长串聊天记录。

群里有很多互相认识的人，以及各自的圈子。而导致这个群分裂进而破灭的事件便是从一个小团体“伸张正义”的行动开始的。

2020年疫情期间的某天，我和所有人一样被限制在家，每天泡在线上，也第一时间目睹了事情的起因：一个女性成员Zane和她的几个朋友在群里针对另一个女性成员Doge，指控对方高中时期对她进行过长期的“霸凌”和“性骚扰”。

她写了一篇自述，其中提到了对方的“罪行”包括：“对我物质上的搜刮”（指抢吃其从家里带到学校的零食），“在上课或者课间对我进行眼神或者言语的挑逗”，小组讨论两人坐同一张桌子时，“她都要把手放在桌子底下偷偷摸我大腿”，以及有一次上课，“她从后面扑过来，手伸到前面来掐我的胸……”

Zane一方认为Doge破坏了群里的安全空间，要求群里成立“仲裁团”进行仲裁，将Doge排除出社群。Doge尝试澄清并反驳Zane的指控，在群里发了她们之间的聊天截图，但立刻被Zane的朋友批评“曝光当事人隐私”、“搞荡妇羞辱”。在压力之下Doge道歉，之后便不再做声。Zane的朋友们继续不依不饶地要求处理Doge，不断将群里的话题拉回到此事上，直到成功将其设置为社群的议程。

一些群成员也开始支持Zane的维权，认为表明立场很重要，并反复强调：“否则不配称为女权主义者”、“违反女权的原则”、“就算结果不好也要积极实践女权的价值观。”

但梁小门和吕频没有响应他们的诉求，表示不能随便踢人，指出进行仲裁不现实——这件事发生在社群之外、多年以前，事实如何难以认定。微信群没有权力和能力去做出调查和审判，对方也不会对话和配合，结果会是对组织者和社群的徒劳消耗并且“没人会满意”。另外一些群成员也赞同她们，认为需要尊重事实和权责的边界。

但为照顾Zane的感受，吕频和Doge沟通后将她移去了“北美中国女权群”的二群，以隔离开两人，没想到却激起了更大的不满，Zane的支持者不接受Doge出现在女权社群的任何一个群里。很快，矛头便从Doge身上，转向了“不作为”的吕频和小门。尽管她们一直耐心地回应各种质询，还开了一场Zoom会议和群友沟通。但随着冲突升级，二人受到围攻、冷嘲热讽甚至污言秽语的辱骂。吕频多次提出抗议并追究语言暴力的责任，却被对方无视，甚至有人奚落到：“比起别人被性骚扰她却只在乎自己被骂”。

当时正值疫情封控，那些被关在家里的留学生有无穷的时间精力耗在网络对线上，吕频和小门两个社会人则显得疲于应对。吕频打电话和我讨论群里的事态，并请我代理群管理员。我清楚记得她说：“我真的不认为两个高中女生间的行为是性骚扰。”但可惜，我当时也没有应对社群暴力的经验，没能阻止事态的恶化。

没多久，微博大V梁钰突然在微博评论里爆料吕频在群里“支持强奸犯”、“群里好多受害者”1，引发轩然大波，也将微信群里的战火延烧到了微博。当我们还处在震惊中时，Zane的朋友们很快炮制出一篇《针对北美中国女权群事件的澄清》长文，通过一个北京的高中生哲学社团运营的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发表，以“澄清梁钰的说法”的名义，用更上纲上线的话语公开给吕频和小门定罪名，指责她们“刻意回避与推卸群管理责任”，“选择性无视性骚扰者”，“纵容其他群成员进一步侮辱、消费受害者创伤”，并且“通过自身在女权圈的地位来打压批评其行为的群友”，要求吕频和小门道歉。

风暴很快扩大到豆瓣、知乎等各个平台，一夜之间国内外所有女权社群都在议论此事。吕频没有退缩，而是写文章据理力争，女权行动派的伙伴也纷纷站出来为她辩护，这显然激怒了指控者，因为他们没能让她屈服，更没能孤立她。

但比起哲学社的文章三万多的阅读量，吕频和小门的声音仍然势单力薄。更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圈里圈外人加入论战，尽情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和正义感。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所有的左派公众号无一例外都在批斗吕频。没有人关心事实，只是将她一股脑套进“女权权威”的身份里，套进他们最擅长的“权力关系”的叙事，便完成了心安理得的站队和不假思索的道德审判。

这实在令人哭笑不得，我从没见过一个“权威”在她的群里被肆意辱骂还无能为力。如果她精于维护自己的“权威”，一开始就睁只眼闭只眼踢人了事，再配合一下政治正确的大话做做表演，何苦落到这个地步？

“我认识吕频九年，这种事几乎年年发生。每次攻击者都是一副‘我要打倒女权大佬权威为小人物发声’的全然正确姿态。”“女权五姐妹”之一的大兔说，吕频是一个正直得有点“轴”的人，容不得一点勾兑，因此经常结仇，“她可以为了维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公道（或者也不是为了这个人，只是为了维护一种公理），而去得罪其他喜欢站队和情感绑架的不依不饶的人，然后自己惹上一身糊。”

不难看出，所谓的“权威”不是吕频自己营造的人设，是想要绑架她的人强加的。他们只有在指责她的时候，才会诉诸她是“权威”，但当她需要哪怕作为普通人的尊重的时候，没人当这个“权威”还存在。因为被强加了权威之名，就活该比别人承受更多责难，哪怕从来就没有执行过什么特权。

让我感到尤为扭曲的是，是这些年轻人的激烈攻击性和娇弱人格的反差，表现得咄咄逼人的指控中却满是投机式的自我矮化。Zane和其朋友（包括哲学社）无一不是受过精英教育、拥有特权阶级文化资本的留学生，足以熟练运用进步话术和网络影响力给别人扣帽子，但又随时扮演需要“大佬”主持公道、被“大佬”伤害感情的弱势群体。他们利用“受害者”的身份掩盖自己的特权和能动性，推卸掉自身施暴的责任，并将酝酿暴力的机制隐身。

那时我便发现进步社群文化中的一种流毒——对“权力关系”这种叙事框架的滥用。

为了对冲主流社会的慕强，女权主义者无比重视“平等”、“共情”、“去中心化”等价值观，但这也带来新的问题。在一个没有架构的群体里，如果你在任何方面比别人突出，都有可能变成“权力不平等”的罪证，比如你更活跃、更擅长表达；你更有资源、才能、或者人缘；你经验更多、做得更多、甚至牺牲更多……但这不代表你就会伤害别人。说到底，人处于社会中，所有“他者”的存在和行为方式都有可能冒犯到你的边界和你基于“自我”的感受，但这和权力的倾轧是有区别的。

吕频当然是有影响力的，这源自她常年深耕女权运动的经验和公信力，我理解周围人会不由地对其有预设和期待，但一个人如何看待和使用这样的力量才可见真章。

进步社群对权力关系的刻板认知已根深蒂固，很多人不明白权力可能是相对的，也是流动的，需要深入具体的情境，去观察和评估它如何被执行又如何起效，而非套用一种简化的模版，将其变成打击异己的借口。更可怕的，是不相信人与人之间超越权力关系的平等、合作和互惠，断绝沟通和协商的可能，这难道不也是被权力荼毒的结果？

当MeToo运动的话语被用作猎巫

之后，Zane的团体便躲在哲学社的背后，继续发文扩大他们的指控。紧接着小门的女朋友阿衝也被Zane指控对她进行过言语“性骚扰”，哲学社未经打码就发布了带有阿衝真人头像的私人聊天记录截图，令小门情绪崩溃。

实际在事发前，Zane、小门和阿衝都是互相熟识的朋友，时常发一些女同间“互呛”的玩笑话，这些你来我往的信息却被单方面截图制造成“性骚扰”的证据。小门不得不提供全部聊天记录给哲学社以证明伴侣的清白，要求其对发表的截图打码处理。而哲学社一边强调自己只是一个代为发布的平台，一边推卸把关事实的责任，对使用其公共影响力给当事人带来的伤害毫不在乎。

由于哲学社不配合，小门只能在微博上做澄清，却不慎被父母看到，被迫出柜女同性恋的身份，幸好在沟通后得到了父母的理解。但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被出柜很可能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

更让我们愤怒的是，Zane在文章里将自己的指控包装成MeToo运动的一部分，以正当化一种不受任何质疑和制约的暴力。

当时正是MeToo运动兴起不久之后，舆论没有现在这么极化，公众大多对发声的受害者抱有同情。于是，他们一方面熟练地套用MeToo运动的叙事，误导更多不明就里之人的站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无视MeToo运动所附带的公共责任，始终匿名躲在暗处，拒绝任何的公开对质和事实求证，否则就是“质疑受害者”、“苛责受害者“、“对受害者进行二次伤害”。

暴力的热情总是需要崇高的信仰来助燃。当我们急需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这些已经深入人心的口号，就像是一句“除你武器”的咒语，令我们有口难辩。

当时唯一接触过这件事的专业媒体是端传媒，可惜其在不做采访的情况下，开了一个讨论页面，设置出一个“群主的管理职责”的伪命题，丝毫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社群暴力。

媒体这种又想蹭热点又怕蹚浑水的心态，我如今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清楚这高歌猛进下装腔作势的本质，不是什么有价值的选题，不值得投入资源。于是也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就找个不痛不痒的切入点装模作样地“讨论”，却变相给网暴开辟出新的空间。

在网暴甚嚣尘上那几天，我和小门、阿衝一起开车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看望吕频。出发前，我的内心十分煎熬，连续几天被淹没在网暴席卷而来的垃圾信息里难以自拔，作息混乱、食之无味。我很惊讶自己为什么如此投入，毕竟遭到直接攻击的人又不是我。

我以为只有我这么玻璃心，一路上都在努力收拾自己的情绪，心想不能把负能量带给吕频，难道她还要反过来顾及我的感受吗？她久经沙场一定不以为然。可是到了吕频家之后，当我听说她因为情绪崩溃而大哭，并且对小门说“我都不想活了”的时候，才发现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我记得她提起2015年“女权五姐妹”事件之后，她被迫滞留在纽约的那天。当时她正在联合国开妇女大会，在会议间隙转场的时候，刚好在电梯里收到了国内的伙伴被捕的消息，整个人顿时被一种强烈的失重感击中。

“我觉得我失去了一切，”她说，这次北美中国女权群的事件让她出现同样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

“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对我来说不仅是什么被骂了几句，其实是对我的生命意义的否定。因为我的生命意义就是奉献于一个社群。我其实很多时候确实不需要安慰（我有时觉得“私人”纠结的情感是可耻的），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我不舒服了”、“我很伤心”这种层面上的问题。”

“几年前我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我的生命已经没啥意义了，因为我被困在美国除了为生存挣扎之外无法再尽到自己的责任。昨天我又有了这种感觉。我感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被剥夺。”

而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自己如此动摇，因为我太共情她所经历的一切，我实在太为她感到难过了。我们一样都是“丧家之犬”，只是她走在了前面，而且更加剧烈。2015年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流亡，丢下在国内半辈子所建立的家、个人生活、朋友圈子和社群、以及她视之为信仰的公共事业，只带了一个行李箱滞留在美国。在苦于贫困、孤独和艰难谋生之外，她不忘为女权五姐妹奔走呼吁，努力开展对她们的救援活动；在那之后，又积极发掘、连接志同道合之人，在什么条件都没有的地方重新建立起一个中国女权社群，继续致力于国内外的草根女权运动。

一个人被国家夺走一切，然后又投入数年生命在另一个国家重建一切，人生能有多少这样重振旗鼓的力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她付出心血并且寄托了使命的社群，把她架在了火上。

吕频在家做了火锅请我们吃——她总是这样招待朋友。然后我们一边吃一边讨论“发生了什么”。

当时，面对迅速升级的事态，我们还未有时间和精力坐下来处理信息、思考对策。我甚至还未完全认清现实，脑子里很多的摇摆和困惑。

我们讨论了对方如何利用MeToo运动来为网暴背书。显然，他们成功抢占了一个道德制高点。MeToo是一个极具共识的标签，有效简化了受众对事件的认知并关闭思考；它所代表的正当性也几经论述和建设，几乎毋庸置疑。在铺天盖地、各执一词的碎片化信息洪流里，只有它能够一锤定音。如果不是亲历者，很难突破它既定的印象，独立对事件进行查证和定性——因为也无人在意。就像在运动的大义和高举的旗帜面前，没人在意一个被辱骂的人，或者一个被排挤出社群的人。

“这就是一种洗脑，他们都被洗脑了!”吕频突然大声说。我暗自吃了一惊，心想这话可不敢传出去，让群里的人听见恐怕更要被口诛笔伐到死。但与此同时，我又骤然松了口气，好像自己解放了自己。

如果要戳破网暴者的话术，就必然涉及对MeToo运动的反思和重述——我一边讨论一边在手机上记笔记，像在一夜之间疯狂补课，从运动的倡导者转向批判者的视角，经历了急剧的思想转变。多年后的今天，女权运动的网暴化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对性骚扰的指控也在舆论上频频遭遇反噬。回过头看，它的隐患早已露出端倪，而我们其实是最早从女权内部提出警示的人。

“他们好意思把自己和Jingyao相提并论，”吕频说，“Jingyao案的每个细节都曝光在几亿网民的审视下，被翻来覆去地解读。他们却连基本的事实都不敢对质。”（注：Jingyao为刘强东涉性侵案的当事人）

正因我们亲眼见证过MeToo运动的残酷和幸存者的挣扎，她们克服内心强烈的羞耻感，顶着公众的偏见和对隐私的恶意窥视，也要站出来讲述自己的遭遇，反复揭开自己的伤疤。在这个“滚钉板”的过程中诞生的抗争话语，怎么能被轻易挪用？

在MeToo运动的幸存者打破黑箱的时候，他们却极力维护着黑箱内外的信息差。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无限执法权正是来自于“受害者”的标签。除此之外，Zane的指控经不起外界的任何检验，一旦公开透明，便无法再操弄受害者的身份。

但正如我曾写到，“没有人能一边阻止公众了解事实，一边又索取公众的支持。”这场网暴注定无法在更大的公共领域里兴风作浪，但它在社群里的破坏力却所向披靡。因为只有女权主义者接受“无条件相信受害者”的教条，推翻“受害者”的身份无异于突破伦理的红线，是不可接受的。它的恶劣之处在于——受到操控者的剥削最深的，只能是那些最信任女权主义、最具有正义良知的人。

当这些利用MeToo的人反而大言不惭地指责我们发起了“责备受害者”，背叛了女权的伦理，“推翻了米兔运动的成果”，我想没有自许为女权主义者的人能够承受。而对于两个十几年如一日地活动在一线、以肉身承担着运动的代价，把生命都投入在女性权利事业里的活动家，无异于朝她们心口捅刀子。

我们走进灵魂黑夜

那天我们聊到深夜也没有睡意。凌晨时分，窗外夜色浓重，下着小雨，吕频突然说，“我们去山上吧？”

竟然谁都没有反对，我们鬼使神差地出门，开车去附近的山上。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车灯洞穿丝丝雨幕。我们闷头转了几圈，来到半山腰一个瞭望台，这里荒郊野外一片漆黑，还被大雾笼罩，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阿衝留在了车里，而我和吕频、小门三个人打一把伞，面对面挤在一起，就站在那无边的黑暗里又聊了一个多小时。连彼此的面容都看不清楚，但是每句话都是那么清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穿透力。

之前在屋内客厅讨论MeToo时的气氛微妙地变了，黑夜好像给了我们某种掩护，让我们得以深入更私人的话题。小门讲述了她和Zane认识并成为朋友的经过：

2019年3月，Zane在其学校组织中国峰会活动，邀请小门去讲女权行动，之后小门便加她进入了北美中国女权群。她们变得十分要好，几乎每个月都会打很长的电话。10月份的时候，Zane在等待转学期间回了国，去了广州，小门还将她介绍给了女权行动派的大兔、肖美丽认识。在那期间，推动MeToo运动的独立记者黄雪琴第一次被捕，Zane从女权行动派的声援中得知此事，便拉了几位行动者组了个微信群，要策划一个声援活动2，但因为她缺乏行动经验，一意孤行碰触了红线，导致包括她在内的好几个人被警察请去喝茶。

撕破脸之后，Zane在哲学社的文章里将此事说成“为了小门和吕频gap了一学期专门回国做女权，然后被警察约谈，帮她们扛了非常大的活动风险。”

疫情开始后，Zane通过一个社群里的线上互助小组认识了后来帮她在群里“维权”的朋友，小门也参与过这个小组的活动，大家每天在Zoom里开着视频聊天，或者就是陪伴，她说：“里面的人有时甚至通宵腻在一起，一起赶作业什么的。”在特殊时期，每个人都可能面临心理危机，特别渴望连接。或许也是因为这份“友谊”，让他们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

我也是这时才知道，在群里的指控发出前，Zane其实更早就私信过小门，投诉以前“性骚扰”过她的人进群了。小门答应了踢人但后续却没有执行，后来她在大群里回应到：“一开始我都不问是谁，发生了什么事，就觉得Zane是我的好朋友，我必须得踢。这样才厚道，反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问责我。但如果想要一个好的讨论环境，以及要当负责任的群主，我就不能暗箱操作。”

我个人的理解是，她们对此事并不是“推脱”，而是内心已有判断，毕竟吕频给我打电话时便直言不讳——“不认为是性骚扰”。但她们可能抱有一些侥幸心理，不愿伤害社群的感情，或者也受制于道德压力，便倾向于回避冲突，以为消极应对就能化解指控者对Doge的攻击。

面对Zane的指控，其实我也有过犹疑，是否就因为是同性，是未成年，而且没有权力关系，就忽视了这其实是一种侵害？但后来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有局限，才要设定边界，接受自己有不可知、力所不能及之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仅仅是不同意我的看法、做不到我认为的“正确”的事，哪怕我相信自己是对的，我也没有权力去施暴。

“我们的应对肯定有不足之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这改变不了事情的走向。”吕频说。

接着，仿佛在这个谁也看不到，谁也听不到的角落里，我们躲开了全世界的注意，终于有人说了一句：“Zane这个人有问题。”

已经忘记是谁先说破的，但我深受震动，仿佛被雷劈中，定在原地无言以对。今晚又一次，那种冲破内心禁忌时，不安却又释放的感觉，互相冲撞起来。

我的脑子被劈开一个裂缝所以它又能呼吸了，连带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清晰起来。我发现这就是我潜意识里百般回避、视而不见的一个答案，它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困难，甚至危险，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信仰。我不敢相信作为女权主义者，竟然有天会把问题归咎于“个体”，而且是一个女性，一个“受害者”。

难道我们和那些泼受害者脏水的变成一路人了吗？——如果不克服这一心理障碍，就醒悟不到我们是如何被陷于不义之地。停止没完没了的反思和对“正确”的焦虑，夺回自己的判断力，这正是最讲道德的人难以跨出的一步。

我想起自己曾经直接批评过支持Zane的一个带头人，说她为了自己的正义感不惜把“受害者”架上战场，但为什么我没想到是“受害者”把她架上了战场呢？我们都是被一种什么样的恐惧所桎梏着啊？

我们讨论的结论是，Zane可能有某种边缘人格特质，她喜欢受到别人的瞩目并成为群体中的焦点。她善于表演脆弱，这总是会被人误以为真诚，所以容易获得同情和信任。一开始她会热情主动、迅速打破边界与人交好，但之后就莫名其妙找茬，要求别人为其情绪负责，一旦不如意就疯狂与之作对。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NPD（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概念，当时还完全没有普及，怎像今天一样人尽皆知，甚至又变成一个被滥用的标签。

女权社群聚集了很多善良、天真又充满同情心，却缺乏阅人经验的年轻人，他们相信社群对每个女性和其主张都应该有绝对的信任、包容和支持——这就是热衷情感操控的自恋者的绝佳狩猎场；另一方面，我又不认为所有“飞猴”都是无辜的，也许自恋情结在当代的精英年轻人中很普遍，他们总是向外投射着自我，只能共情与他们一类的人，或通过支持自恋者获得赋能感和精神满足。

显然，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权力给别人下诊断。冥冥之中，这场对话注定只能发生在最信任的人之间，在这个隐蔽在黑暗中的半山腰上。很多私人层面的信息，也不可能作为公开的佐证，一不小心还会变成我们侵犯隐私、污名化受害者的把柄。

但对于我来说，那一晚是我们的灵魂穿透黑夜的时刻。我仿佛死了，我又仿佛活过来了。

谁才是受害者？

回到纽约后，我们组成了一个“反网暴协作小组”。我们分析、商量对策，也互相肯定和支持，好像在泛滥的洪水中一起划一艘小船。

吕频通过一个法学专业的朋友，联系了国内一家律师事务所，向Zane和其朋友发出了一封律师函，要求停止诽谤和网暴。其实这也仅仅起一个威慑作用，她并无打算，也无法承担更大代价去对这些人提起诉讼。

而万万没想到的是，Zane随后发出了第三次指控，她称自己曾经在这家律师事务所实习过，并且在实习期间遭到这里一位律师的“性骚扰”。

我的第一反应是：全世界都性骚扰过她吗？即便这越发荒谬，那位法学朋友还是去找律师事务所核实她的实习经历，以及是否有她所指控的一位律师在那里工作过，结果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任何根据。倒是吕频发出的律师函又被他们宣扬为“权力不平等”、“用权威压人”的新佐证。

后来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那个被指控的女生Doge终于站出来，发表了一份公开自述。在自述里，她明确否认自己是性骚扰施害者，并详细描述了她和Zane在高中时代的关系和互动。也是直到此时，我们才看到事件另一方的完整视角——

事发时2015年，两人刚上高一，Doge是班上最小的学生，才14岁，而Zane当时16岁。据Doge回忆，最开始是Zane主动多次摸她的胸，甚至在校车这样的公共场合，且不顾她的明确拒绝。当时Zane半公开自己喜欢女生，但Doge自认为是异性恋，对同性亲密行为没有概念，觉得害怕、困惑但不敢声张。那期间她们以好友相处，后来也互有身体接触（摸腿之类），以及一些相互打闹、调侃或者开过分玩笑的情节。之后高二、高三两人逐渐疏远。

Doge提到，2018年MeToo运动兴起后，她试图在微信上和Zane问起当年被揉胸的事，但沟通失败。后来Doge进了Zane开的一个女权拉拉群却被她踢出，于是Doge也将Zane删除。这之后两人再无交集，直到北美中国女权群事件爆发。

自述里也透露出少许个人情况：Doge的家境普通但成绩优异，而Zane的家境十分优越，且年长两岁，身材高大，Doge说“很难将她推开”。如果硬要分析两人的“权力关系”，反而Doge更像是受害的一方。

这是一份比Zane的指控详细得多的自述，且一些核心事实能够互相应证，只是彼此修辞不同。就此来看，这顶多是两个懵懂少女之间边界不明和互相误会所导致的悲剧，她们之间既无法构成“性骚扰”之罪，施害者和受害者的身份也不成立。正如北大飞所说，将两个未成年人的互动套用成人社会的标准去定罪，是很变态的。

Zane的支持者矢口否认这份自述的真实性，但我们终于也有了反呛的底气——自诩为“无条件相信受害者”的正义斗士，竟然如此双标，对另一个女性当事人的证词百般抵赖，难道我们判定谁值得相信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谁先发出指控吗？

这篇自述无疑是一盆冷水，让最后一拨具备基本辨别力的同温层哑了火。剩下来的就是无论如何也会固执己见，把受到的挫败变成怨气发泄的人。因此群里仍有一些人对小门和吕频充满敌意，但又无心进行严肃讨论，便时不时阴阳怪气几句。

不知何时，Zane在朋友圈贴出来了一份“小作文”，虽然她很快就删掉，但是被我们共同的朋友转发了过来。如今这份文本早已遗失，但我记得，她在文中写到了和小门“相识相知”的过程，声情并茂地诉说她们曾经亲密的感情，表白自己对小门的爱和不舍，痛苦于对方给自己留下的伤害。导致一些也看过这篇小作文的朋友认为，她之所以执意针对小门，是源自于一种“因爱生恨”的心态。

小门对此很生气，她完全不认为两人是这样的关系，“她不爱我，这不是爱。只是她搞情感操控的又一个戏码。”

我想无论Zane和小门之间的交往如何，当对方选择了诉诸私人恩怨，就已经消解了她们之前高举MeToo旗号进行性骚扰指控的正当性。旁观者若看清其中的狗血，明白自己的大义凛然终是错付，自然不愿自讨没趣。也因为大家情绪上的疲惫，Zane和其支持者们逐渐失去了观众。

在事情眼看着就要偃旗息鼓的时候，群里传来了Zane闹自杀的消息，又掀起来一阵骚动。大家立刻不计前嫌，纷纷表达对Zane的担忧和关心，Zane的支持者们更是痛心疾首，仿佛烈士一般，满腔沉冤都要由此昭雪。只能说，女权主义者们都太善良了，她们的共情是源源不断的，永远都经得起透支。

于是一切不了了之，吕频和小门放弃了追究任何责任，连再提起自己的遭遇都好像不合时宜了。小门无奈地说：“这些事情都是以做错的那一方自杀威胁而结束的……”

大半年之后，2021年4月，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在成都一家火锅店劝阻领桌男士吸烟却遭到人身攻击，她将现场视频发到了网上，不想引发了一场针对女权主义者的大型网暴和审查，包括吕频和小门在内的所有女权行动派的账号被封禁，她们曾在北美中国女权事件中的澄清和自辩内容也随之消失。在受到社群暴力的诛心后，她们抗争过的证据又被另一场更野蛮的暴力所埋葬，不留一点痕迹。

你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我曾几次想要记录事件的后续，都因难过而作罢。它被深埋在我内心的角落里，任由冷却和枯萎，但却从未过去。没想到四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以再次穿透这件事，竟又添了几分新的感受。

由于目睹另一起社群暴力事件，死去的回忆仿佛又开始攻击我，我忍不住在朋友圈旧事重提，讲了当年的北美中国女权群事件留下的教训，想警示悲剧的重演。

随后，我的一个微信好友突然发私信过来，说：“我就是Doge。”

我惊讶地发现，她一直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其实当年Doge只在最开始被指控时出现在群里，发了几句言后就销声匿迹，但她不知什么时候加了我的微信，还进了我的几个群，时常参与群聊。在我来了加拿大后，我们还在多伦多见过几次面，一起出去玩过。只是我后来熟悉的她，和那个在北美中国女权群里的她，是不一样的昵称和头像。

曾经只是被贴上“性骚扰者”标签的人顿时立体起来，我对她的一些观感也突然对上了号。在我同温层里的留学生，大多是理想、天真而冲动的进步主义者，其中不乏激进的左派。而她虽然也喜欢观察和讨论社会议题，却有着和年龄不符的“接地气”和现实感，能够从不同立场理解事情，不屑于搞道德审判，有时甚至显得老成。遇到一腔热血的言论，还会忍不住泼对方冷水。她不讨人喜欢，但却能够信任，很不像一般年轻人，往往既在乎获得别人的好感又在乎自己始终言行正确，我很好奇她经历过什么才长成这样。

自然而然地，我们开始聊起当年她在群里被指控“性骚扰”的事，我们的话题都围绕着Zane——她曾经的高中好友，以及她俩在国内读高中时的事迹。

“她们那种人在国内属于很有钱的，美高美本想读就读，父母赚钱的手也未必多干净，可以说一天都没有体验过生活的压力，但是自己搞什么社会公义运动自我感觉很良好。”Doge毫不客气地评价。

她说，自己是当时高中班上家里最穷的，所以对这些同学有钱的程度印象深刻。她和Zane在高一的时候特别要好，互相有很多的“自我暴露”，两人经常一起诉苦父母的问题。在Doge印象中，Zane的妈妈无论是做生意还是搞人际关系都很有手腕，是个“非常精明、无底线、势利的人，而且对女儿控制欲极强、也很暴躁”，爸爸则在家里没有话语权，女儿也随妈姓。

“她妈妈很可怕，她也变成了比她妈更可怕的人。”

我还没来得及讲我们之前怀疑Zane有边缘人格障碍的想法，Doge就先一步说出了自己的观察：“她给我一种Cluster B的感觉。我觉得她很像Borderline和NPD。”

“她高中一直在疯狂crush别人，但是crush破裂以后可能会很恨对方。那时她每隔几个月就疯狂喜欢崇拜一个人，很疯很激情，每天不停和她的朋友们讲那个人如何如何，以及她们之间的一点点互动。整个人情绪起伏非常非常剧烈，而且是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摆动很大。”

“当然大部分都是单方面的。她的第一个对象就是我们高中班主任。初三招生的时候她就crush了高中班主任。但是高一读着读着她突然不爱高中班主任了，接下来两年多就给班主任的工作带来很多困扰。”

“听说她和其他大多数高中的好朋友都闹翻了，后面她联系上的给她所谓“证词”的没有一个是想坚定维护她的，而且她曾经的亲密好友完全就是消失状态。”

“这也和我们的印象对上了，感觉是她一贯的行为模式。”我回答。

聊到关于“性骚扰”的指控，Doge表示之前没有任何预兆，她和Zane从未就此有过交流，自己也从来没往那边想过。她只是在偶然一次“贪便宜”去租别人客厅住的时候，被二房东拉进了那个女权群，不知道Zane也在这个群里。

“所以你们当年互相有过一些性试探（摸腿、摸胸之类的），是谁先挑起的？”我问。

“她挑起的啊。我当时根本没开窍，对性的兴趣仅限于看看电影里的床戏，对现实中的人没有任何感觉，她已经在津津有味地看班主任乳沟还分享给我了。班主任年龄能当我妈，人家女儿比我大三四岁，我没兴趣。”

“我们那个学校很封闭，国际部稍微好一点。我初中的时候就像坐牢一样，初中班主任还教育我们婚前要做处女避免未来老公嫌弃。所以那时我完全不认为我喜欢女性，但是她下课就直勾勾地看着我说认为我是双，还在QQ上给我发‘你是我的”。然后我自己潜意识里害怕自己是同性恋，所以有男生追我我就交往了，但后来觉得不能自欺欺人也分手了。”

“我们高一的时候班上很多人嘴都不干净，就是那种没谱的高中生。有的女生在学校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还会喊‘我要高潮了’，不可能拿进步社群的标准去看。套那一套标准那70%的人都在参与性骚扰。”

“我小学时候同学自己组的班级群里就有女生发黄图，大家还看得津津有味。只能说，几乎为零的性教育+第一代网络儿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吧。你能把这些互相发黄图和‘做爱小游戏’的十几岁女生挂网上吗？而且在那种特别压抑的高压环境，也需要某种出口。”

“那她突然在群里指控你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啊？”我问。

“无法理解。”

Doge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2017年夏天以后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见过面，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没有什么称得上冲突的事发生，没有任何实质性矛盾，连吵架都没有，就是慢慢的圈子不一样，玩不到一块了。”

聊到最后，我对她说，“早知道Doge就是你，我就早点来问你了。对于这件事其实我内心深处还有一点疑问，现在落地了。”

她问，“啥疑问？”

我说，我发现我心里遗留的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感消失了——直到它消失的时候我才发觉它存在过。这种不安感，源自于我一直没有直接接触到那个被指控的女生。虽然我相信吕频和小门，但对于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始终像是隔着一层雾气。当你只是出现在别人的话语里，被指代为“性骚扰者”、“当事人B”的时候，其实很难把你想象成一个人，现在感觉一切更真实了。

在一个自恋的时代里向前走

不久之后我去了纽约，和吕频约了一次自驾短途旅行。在路上时，我跟她提起了和Doge的相认。

“这有多可笑你知道吗？”我有点激动，“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当的指控，但我至少觉得它事出有因，哪怕是两个朋友之间因为什么事结仇了、绝交了。”

“我想起我们写了那么多文章，讲了那么多正儿八经的道理，翻来覆去地澄清和反驳，各种大词扔来扔去。还有那么多人投入那么多的注意力，揪着每个细节争得要死要活，其实都毫无意义。这事儿根本没有一个内核，全是建立在虚无上的。”

“完全是虚无的，”吕频几乎和我同时说出最后一句话，“这就是一场叫魂。”

我很难形容那一刻的感受。事到如今，我既不愤怒，也不觉得可悲，而是感到一种卡夫卡式的荒诞和诡异，一种隐藏着深沉焦虑、令人屏息的戏剧性，近乎令人着迷。它不合逻辑，却又在荒谬的逻辑中异常自洽，仿佛是注定会发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一件事，此刻显现出直白的宿命感——理想终究会以最徒劳的方式落幕，我们终于来到了一片白茫茫真干净的地方。

我想这事在吕频心里也从未过去。后来她总是说，后悔的是直到最后也没有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份。

也许她和我一样，即便在与对方割席之后，仍然怀有恻隐之心，才会纵容他们蒙混过关。听见Zane的支持者说 “日日陪她哭泣”，我相信他们为其讨公道的情感是真诚的，只是他们太年轻了。

但现在，我深刻意识到我们和现在很多“进步主义”年轻人已经是两个时代的人了。成长于经济上行期和短暂的公民社会时代的我们，很大程度上还是看重自我负责的，因此在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亦十分讲究协商、妥协与共建。但如今年轻人遭遇的一切问题仿佛都归于病入膏肓的不公体制，这决定了此时的反抗是更加决绝和彻底的，也对应了他们参与政治运动时的激进、无畏和纯洁姿态。我常常被这样的年轻人感动，直到我窥见其暗面——未经自省的特权与精英意识、犬儒的世界观和内在的娇弱人格\受害者心态都在扭曲他们的公共参与，令他们丧失平衡自我与他者、个人与公共的关系的能力。

我又目睹过数次进步社群里的社群暴力，其共同点就是把私人的矛盾套用公共议题的名义放到社群中解决，且使用抽象的（往往是夸大的）罪名而非具体的事实做指控。目的并非社会的进步或对体制的改善，而是一种标签化的正义，以及针对个体的简单粗暴的惩罚，例如要求将某个人排除出社群。

年轻人为主的社群又是一个很容易产生摩擦的地方，因为他们社交活跃、性行为活跃，却又没多少处理关系、划定界限的经验。加上他们大多处于体制之外，甚至社会边缘，更容易涉足不稳定的人际交往，导致风险增多。

而如今这个时代——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线上还是线下，都在以剥夺公共素养的方式圈养自恋的情绪（区别是美国出于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而中国更多是出于极权对公共空间的剿灭）。期待社群成为一个绝对的安全空间，当然是因为边缘群体对主流社会的失望与应激，但也是因为我们正在失去与不同的人相处和沟通、协商解决人际冲突的能力。人们甚至不能接受与讨厌的人同处一个空间，尽管这是人在社会上必须面对的现实。

年轻人热衷一种标签化的正义，或者教条化的道德准则，暴露出他们不但容易被“高大上”的话语蛊惑，实践机会也非常有限。如同吕频所说，“熟练掌握了女权话术但又不对运动负责”。越是离地，越容易坚持一个纯粹、一以贯之的道德立场；相反那些脚踏实地、不惮于“将手弄脏”，理解如何在复杂、遍布灰色地带的议题中维持平衡的人，很难忠于一种绝对的观念，亦无法简单地站队，难免会在非黑即白的舆论战中落下风。

虽然我也是从个人经历出发才开始进入女权活动。但是女权主义是为了关注那些更贫困、更边缘的女性的遭遇，而不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以为，接受有些问题就是解决不了，其实是做一个自由人的代价。但精致利己主义者总是很容易把女权变成自己的个人议程。

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在一种崇尚大义无私、切忌居功自傲的运动文化里，年轻人以抹除“自我”为荣，可“自我”的问题却不会消失，而是一有机会便披上运动的外衣激烈地输出。这并非说明我们要更严格地排除个人议程，反而暴露出我们的政治过于强调外部的“结构性问题”，却不重视作为人的自我建设和治疗。或者说缺少对这二者的融会贯通。

女权主义总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是为了挑战传统自由主义对“公”和“私”的二分，把被长期忽视的女性议题从“私人领域”中解放出来。但是，若说诉诸公共是解决个人问题的渠道，当真绝对如此吗？这也是神话罢了。在北美中国女权群事件中，个人的“问题”其实是个人的情绪，情绪是一种可无限扩张且无法证伪的感受，它替代了事实，而“提供事实”却是私人事务进入公共领域的必经程序。

更进一步说，公共层面上的“伸张正义”和个人层面上的“疗愈创伤”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程序，但“受害者”常常将此混为一谈，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当成伤害他人的理由，构成基于报复和惩罚的暴力循环。

同样需要警惕的是纯粹的受害者心态叙事，它把女性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摘除，无视女性是有欲望的——这也是她们被卷入性别暴力并被困在其中的原因。当弱者的身份变成一种武器，女权话语的批判性却被削弱，女性真实的困境和痛苦反而变得无法触及。

这是女权主义的深水区，在如今的语境下已很难展开讨论。但如果我们不允许讨论受害者的责任，不能理性地界定伤害的程度及问责的范围，即使是最私人的冲突也要用最宏大的话语去应对；却不相信一个人可以为其所做所为负责，并且可以改变，进步运动就注定更多次地消耗在盲目膨胀的暴力里，而非像我们期望的那样，成为转化社会的力量。

后来，我们的话题转向各自今后的打算。

“写吧。米米，你得开始写，无论什么。”吕频说。我很感动她一直都是那个相信我的写作的人。

我意识到，我一直没法下笔，是因为我总在顾忌自己的视角不够公平、全面和客观，这可能是从事新闻留下的后遗症。我搜集了许多有关社群暴力的文献，却把自己陷入一个过载状态，忽视了我作为亲历者，一直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很开心，今天终于能够自信地写下这“一面之词”。而当初靠匿名轻松躲过了问责的懦夫们，代价就是把话语权拱手相让。

我也很开心吕频远离了社群事务，放弃了很多不再有意义的连接，也放下了多年以来的责任包袱，把重心转移到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探索上去。让她留下来辅导一些还需要做家庭作业的年轻人，以为能和他们抱团取暖，实在太浪费了。我无比盼望她自由，因为那也将是我的自由。我们不再害怕告别陈旧的身份，径自轻装上阵，去见识和开创新的故事。

我对她说：“只要放下情感羁绊，就能走向世界。”

“对！”她笃定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