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六四｜我见过死亡，但我怀疑“屠杀”

1989年，我五岁，住在北京的翠微路。那是一个炎热而躁动的日子，父亲抱着我站在翠微路口的天桥上。桥下，是两辆装甲车的残骸，火焰未尽，空气中弥漫着焦苦的气息。

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确定那气味究竟来自车体，还是来自车内已然炭化的士兵尸体。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死亡——如炭般黢黑、如枯枝般扭曲。

父亲当时说了很多。我听不太懂，如今也记不太清。但有一个词，至今仍时常在我耳边回响：“反革命暴乱”。

多年之后，当这段历史逐渐在我心中清晰起来，我也听到了许多不同的解读。那并非如中共叙事中所说，是一场单纯的“暴乱”。但五岁时翠微路口的那一幕，却也在反问着我：“抗议者真的理智吗？”

更重要的是：那一场被无数人口口相传的“屠杀”，真的发生了吗？

关于“屠杀”的证据审视

这些年来，我看过不少公开影像资料、照片、口述记录，也浏览过来自官方、民间以及境外机构的档案和回忆录。它们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但有两个共通之处始终存在：第一，那一夜，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第二，至今为止，尚无一份清晰、直接的视频或照片，能够证明“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

我们看到的是木樨地的冲突，是长安街沿线的伤亡，是街头巷尾自行车残骸与装甲车对峙的混乱现场；我们听到的是子弹击穿铁皮的声音、军人与群众之间的尖叫和喊话。这些无疑是真实的、血腥的，造成了伤亡，也留下了创伤。但真正“广场中央”的情况，却一直意外地模糊。

更为具体的证据来自当时亲历现场的个体。在广场坚守至最后的侯德健、潘文等人都表示，虽然听到了枪声，却没有目睹大规模持枪射击或坦克碾压群众的场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与西南角，士兵划出安全通道，一批批学生被允许步行离开。没有人能拍到“广场被血洗”，因为那场面，至少在多数目击者眼中，并未发生。

有人反驳说：“没有影像，不等于没有发生。”

但在信息封锁尚未完全建立、外国媒体大量在场的1989年北京，如果真的发生了一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被枪决或碾压的屠杀——我们应当问：为何没有一个镜头留下了它？

历史的空白，往往最容易被想象所填补。而情绪与立场的需要，也往往会使一种未经证实的叙事，被不断重复、不断放大，最终成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这不是否认死亡的存在，更不是否认清场的暴力本质。恰恰相反，我们越是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越应当对“屠杀”这一词汇保持一份谨慎——不仅因为它沉重，更因为它意味着一种不可逆的道德与政治判断。如果无法证实，就不应轻率地使用它。

清场还是屠杀：中共决策背后的理性动因

清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种极其沉重的决策。它意味着政治沟通的失败，也意味着国家机器开始以强制方式恢复秩序。而一旦军队被动用，外界几乎本能地将其与“屠杀”划上等号。但在1989年的北京，高层面临的，并非“和平”与“暴力”的两难，而是“失控”与“控制”的最后选项。

我们可以质疑他们的价值观，却不能否认他们仍然保有某种现实主义的理性。

军队进城的那一夜，境内外媒体大量存在，外国记者遍布街头。决策者当然知道：若在天安门广场制造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屠杀”，所带来的后果不会止于舆论指责，更可能是国际制裁、外交孤立，甚至经济断裂。在这样高度曝光的局势下，一个理性的政权更可能追求“强力恢复秩序”与“代价最小化”的平衡。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使用暴力，而是说：暴力必须服从于控制，必须服务于叙事。

或者，我们也可以更冷酷一点地理解他们的逻辑：

“在极权语境中，人民的命或许不是命；而军队的命，更不是命。”

在清场中倒下的士兵，并不构成失败，相反，他们可以成为叙事的燃料——用以证明“暴乱”的危险，强化镇压的正当性。就像邓小平后来所说的：“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

于是，问题便转变为一个近乎讽刺的反问：“我为什么要下令屠杀，而不是让军队在克制中完成一次有计划的清场？”

对于一个希望继续统治的人来说，最有效的暴力，往往是“不那么像暴力的暴力”。

历史从不纯净，它混合着恐惧、算计、怯懦与压制。越是如此，我们就越应该将批判建立在事实的土壤上，而非情绪的泡沫之中。

沉默与回声：“屠杀”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人们往往以为，历史的主流叙事是胜利者写下的。但在“六四”这件事上，却是胜利者保持沉默，讲述者在远方。

中共对“六四”的长期封锁，使得这一事件在中国社会内部几乎被完全切断。在信息结构上，它变成了一场只存在于外部叙述中的事件——既无法被公开讨论，也无法被公开证伪。这种极端的封闭，使得中共天然失去了叙事的主导权。

当一方选择不说，另一方的每一个字就自动获得了扩音器。

“坦克人”就是其中最典型的符号之一。

一位白衣青年独自站在坦克车队前，试图阻拦其前进。画面被西方媒体拍下，并迅速传遍全球，成为“个体对抗国家暴力”的象征。但很少有人指出，那辆坦克并没有碾压他，反而多次尝试绕开。

如果我们从信息本身看，这段视频并不能说明军队残暴，反倒更接近“军队克制”的一个例证。但在舆论场上，它却被广泛诠释为“极权即将辗压一切”的隐喻。这种视觉上的情绪力量远远大于事实本身。

“屠杀”这个词，也是在这样的传播结构中迅速放大、固化。它之所以流行，并非因为有最充分的证据，而是因为它最具道德动员力，最能激起人们的正义直觉，最便于传播。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沉默与回避，几乎为所有质疑和极端说法提供了“默认空间”。“既然你不肯说，那就是事实”成为国际语境中近乎默认的逻辑结构。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对“屠杀”说法的怀疑，都会迅速被贴上“替暴政洗地”的标签，而不再具备辩论的空间。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反讽的局面：一方拒绝说明真相，一方在没有完整证据的情况下反复强调“真相已然明了”。而真正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人，却陷入了言语的荒原。

结语：唯有真实，不堕于沉默与谎言之间

那年六月，我五岁，站在翠微路口的天桥上，望着燃烧的装甲车，望着如炭般焦黑、如枯枝般扭曲的尸体。

此后很多年，关于那一夜的记忆就像北京六月干燥的热风，被封锁在一扇窗户之后，无法开启，也无人敢提。而远方的声音，越过了这扇窗，为我们讲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故事——关于子弹、血泊、坦克、和一场名为“屠杀”的悲剧。

我曾试图相信它，也努力怀疑它，直到我明白，有时历史并不是被谁完整地记住了，而是被谁先说出来了。

但真正的正义，不该是喊得最响的那一句，而是沉默时也不扭曲真相的那一眼。

因为在面对暴政时，不让我们也成为说谎者，是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