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華文學裡的文化情結

早期新馬文學的創作，以文化情結作為核心，能幫助我們理解心靈因素何以能伴隨過去幾代人經歷過，已然處理或未完全處理，因而一再書寫的歷史創傷。而創傷的真正破壞力在於，現實的黑熊攻擊人之後離去了，可是回憶裡的黑熊一次又一次逆擊，這就是文化情結的魔力。

新馬華人的「南洋意識」

清末以來遷徙到南洋的海外華人的寫作，呈現出大量的文化議題和歷史。新馬作家是南洋書寫的保護者。從歷史的角度而言，馬來亞早期的華文文學由寓居文人或接受過中式傳統私塾教育的土生華人創作，他們思想保守，關心中國事務，支持清政府，同時也擁護英國殖民統治，混合華夷觀念。顯然，「華人」概念內在複雜性，導致新馬作家的困惑是自身層面的思考和處理，尚未發展出獨力自主的文學樣式。

地理空間包含了故鄉，在居住地或一個曾經令作家難以忘懷的熱帶地方，而當然也可以是一個提供一個自由舒展、揮灑生命的領域。正因為這些空間和作家們的生命發生了深刻的互動，文化情結錯綜複雜，已然產生特別的意義，並為個人或群體所深深認同。「南洋意識」空間流動的華人社會，在記憶中紮根茁壯，卻也存在著返鄉的企盼和眷戀，所以對這塊土地的感情是矛盾的，心裡總不踏實，有一份離了根的漂泊感。

因此，馬華文學這台機器的起源，雖則追溯到歷史文獻中早有的書寫南洋的記載。一批南來文人對文壇的貢獻，鞏固了「南洋意識」。以熱帶雨林的邊緣性來定義自己的邊緣，與中國唐山的任何事物都隔絕了，已經成為看不見的幻影。

顯然，他們對傳統的依戀讓他們擁有一股保護力，身分認同的模糊性，就像幽靈們以某種方式持續存在，呈現出它們的不在和某一程度的存有。

藉由馬華文學史家和評論家對新馬文壇的定位，來觀察馬華作家百年的創作現象，感受到傳統背景中「南洋意識」所帶來的影響，不僅是關乎個人的，也關乎於集體和文化：在過去與現在的敘事之間，個人與文化的敘事之間所產生的衝突與協調，同時原來應該是移動中的歷史也缺席了。馬華作家個人和群體的記憶繼續揮之不去並渴望著，全都緊貼著一個尚在被體驗和辨識出來的文化情結。

雖說百年的馬華文學書寫，一直處於邊緣，即與中國文學的藕斷絲連，又得不到馬來西亞政府的認同為國家文學，那麼，馬華文學應該如何擺出姿態，如何建立自己的文學面貌與馬華文學自身的文學生命息息相關。事實上，馬華文學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經發展成具有獨立性、自主性的文學，它積累了和中國文學不完全相同的另一種經驗。

我們可以在黎紫書的作品中看到熱帶的雨水、霉濕陰暗的天氣、惡腥氣味彌漫的橡膠廠、白蟻、木瓜樹、騎樓舊街場等陰森的意象，再滲透著歷史、現實、幻想、人性、宗教，巧妙的交集在大馬的鄉土上，建構出魔幻現實小說，而明顯地出現在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是通過情結的途徑而建立心理之中的。

離散的馬華文學

歐美學界興起文學文化理論的「華語語系表述」（Sinophone articulations），用以關注離散遷徙與跨國流動的世界華人社群，及其以「華語」為在地發聲的多聲帶展現。以「南洋」在華語語系社群與話語中的歷史、文化、地緣政治的意涵及書寫樣貌。透過關鍵性的文學文化理論，見證自己主體性的形式，是如何改變且形塑我們在群體生活中的參與。

或許，當黃錦樹幾度強調，不論創作還是評論，他們這幾個世代都在努力建立標準，誠如張錦忠撰寫的《在臺馬華文學史》裡，在臺灣活動的第一、二世代作家，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僑生王潤華、淡瑩、張錯、黃德偉、畢洛、林綠、陳慧樺等；七十年代僑生溫瑞安、方娥真、黃昏星、周清嘯等人如何自我實現，建構文學想像中的「文化中國」，又或第三世代如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商晚筠、李永平、張貴興、潘雨桐的名字經常出現在《中國時報》與《聯合報》。

這些作家在臺馬華文學完成自己的精神或文學成長之後，以他們屢奪文學大奬的優異表現，提高了留臺／旅臺馬華文學的能見度。然後是第四世代如九十年代的留臺生，如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林辛謙（現居香港）和晚近的辛金順、高嘉謙和龔萬輝，也是透過文學奬取得在臺文學身分。他們中有些處在第三和第四世代之間，馬來西亞「南洋意識」相當濃厚，並且熱衷寫評論，相對的，他們在台灣文學複系統中也處於最邊緣位置，甚至第三世代既在系統之內，又在系統之外，即如黃錦樹所說的：「不論寫什麼或怎麼寫，不論在臺在馬，反正都是外人」。這種認同與被認同，認可的承認和政治上的焦慮，正是離散馬華文學的尷尬與局限。

當馬華文學陸續發展出自己的文學傳統，並引起文化研究者以離散(diaspora)方法解讀馬華文學的精品。我們尚且看到這些邊緣性的離散族群作家，會越來越受到中國文化中心及國際間的重視。他們向想像的但更實在的人講：回憶中的幽靈，孤獨的見證人，責任的雕像或命運的信使。這是一種想像關係中存在特殊的文化他者形象。就如黎紫書小說《山瘟》的中華文化流落到馬來亞半島熱帶雨林，與後殖民文化混雜，再與後現代文化擁抱，掙脫了中國文學的許多束縛，走出王德威所說的「每每凌駕自命正統的大陸及台灣文學。」

黎紫書熱帶雨林的離散族群邊緣話語，後殖民寫作策略，給小說的敘述，帶來很大的挑戰。她在自己本土的傳統中，對敘述語言的運用，有智性、感性、生活、神話、幻想的活力，變化無常。如《推開樓閣之窗》，黎紫書的魔幻寫實技巧，取自怡保舊街場的榕樹、小旅店的魔幻文化傳統。她小時候常常走過這些街道，大街小巷充滿了超現實主義的神話，透過想像的鏡像轉換成一種由語言介體構成的巨鏡，而這鏡子是一種象徵之看。物與人都在這這面巨鏡中相互映照。

正如李天葆在吉隆坡半山芭監獄對面蓬萊旅店後的小巷，找到本土窮人的神話，些人身上都流著共同的神話血液。可以說，他們自我成長的歷史是一部他者奴役的苦難的異化歷史﹝拉康語﹞。

顯然，文化情結就像福柯在《詞與物》中說的：「那面物在其深處凝視自身並相互觀照的巨大的平靜的鏡子，實際上，充滿着話語的咕嚕。默默的映照被詞重複着，詞指明了一切。」

馬華作家透過各種幻想與本土文化，語言藝術與熱帶風物結合，將文化中未經處理的情緒動力，轉化為積極的想法。這樣的話，文化情結或也可以視為是療愈生活的意象來加以思考，用作推動馬華文學主體性持繼壯大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