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

一、CPTSD的定义与ICD-11诊断标准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在经历长期且反复的极端威胁性或恐怖性创伤事件后所发展的一种心理障碍，其症状超出传统PTSD的范畴。这一概念最初由精神病学家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在1992年提出，用于描述反复、长期人际创伤（如童年期虐待、战俘经历等）所引发的综合征（Herman, 1992）。在ICD-11（2018）中，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CPTSD纳入诊断范畴，将其与PTSD加以区分（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Brewin, 2020）。需要强调的是，CPTSD目前尚未被纳入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因此在DSM-5中没有对应条目（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根据ICD-11的临床描述，CPTSD的诊断需满足PTSD的所有核心症状，并在此基础上出现持久且广泛的自我组织障碍（disturbances in self-organisation, DSO）。具体而言，ICD-11要求以下几点：首先，患者必须有创伤暴露史，创伤事件通常是“极具威胁性或可怕的”单次或系列事件（例如严重暴力、虐待、战争等）。其次，满足PTSD的三大核心症状群：（1）侵入性重复体验：反复侵入的创伤记忆、梦魇或闪回发作等，使个体有如身临其境般重现创伤情境；（2）回避：有意回避有关创伤的想法、记忆、地点或情境，以避免诱发痛苦回忆；（3）持续的当前威胁感：表现为过度警觉、易受惊吓和持续的警惕紧张，即使危险已过去仍感觉随时受到威胁。这些症状需造成显著的功能损害，且在ICD-11中通常持续至少数周以上。在具备上述PTSD症状的前提下，CPTSD诊断还要求出现DSO的三个维度：（a）情绪调节障碍：持续的情绪失调，如过度易激愤怒或情感麻木迟钝（患者难以调节自己的强烈情绪，或相反地感到情感麻木）；（b）消极的自我概念：对自我持有持续的负面认知和信念，例如强烈的羞耻感、罪恶感，或认为自己一文不值、失败且永远无法恢复；（c）人际关系障碍：在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方面遇到显著困难，表现为与他人亲近感缺失、倾向于社交退缩或回避亲密关系。上述三个方面的障碍必须长期存在且广泛影响个人生活，并与创伤经历相关。简而言之，ICD-11将CPTSD界定为“PTSD核心症状 + 自我组织障碍”这样双重层面的病症，其诊断代码为ICD-11。

二、CPTSD与PTSD的异同

CPTSD与PTSD密切相关，二者共享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核心症状。如上所述，CPTSD包含了PTSD的三个主要症状簇（侵入性重现、回避、和持续的威胁感/高警觉）。因此，所有CPTSD患者在临床上都同时满足PTSD的诊断标准。这意味着两种障碍均源于创伤暴露后出现的应激反应，其基础的病理生理机制在很多方面是重叠的。例如，对创伤线索的过敏反应、大脑杏仁核的高反应性、应激激素轴的紊乱等，在PTSD和CPTSD患者中可能都有所体现（Brewin, 2020）。此外，PTSD常见的共病症状（如焦虑、抑郁、失眠等）在CPTSD中同样会出现，并且两者都会导致患者在社交、职业等功能领域受损。可以说，CPTSD是在PTSD的基础上进一步延展出更复杂的症候群，两者有着共同的起点。

尽管共享核心症状，CPTSD与PTSD在症状广度和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首先，CPTSD患者表现出前述自我组织功能的持久障碍，这是PTSD所不包含的。这些额外症状使CPTSD患者在情绪、自我认知和人际互动方面的困难远远超出一般PTSD患者。例如，CPTSD患者往往持续陷入深刻的羞耻和无价值感，难以信任他人或维系亲密关系，而这些并非典型PTSD诊断所要求的症状。研究采用潜在剖面分析发现，临床上可以分辨出两类不同患者群体：一类主要呈现PTSD的重新体验、回避和高警觉等症状；另一类则在具有上述症状的同时，还显著表现出情绪失调、社会关系困难和负性自我概念等问题。后者即对应CPTSD。这样的双峰分布支持将CPTSD与PTSD区分为相关但不同的诊断范畴。其次，诊断标准取向的不同也是差异之一：美国DSM-5采取的是广义PTSD概念，囊括了认知情感改变等附加症状，但并未单列CPTSD诊断；相对而言，ICD-11走的是精简且临床实用性取向，严格限定PTSD为少数核心症状，并将更复杂的症状归入CPTSD。因此，在ICD-11框架下，有些DSM-5下的PTSD病例可能会被重新归类为CPTSD，反之亦然。有研究表明，不同诊断标准下PTSD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ICD-11定义的PTSD通常较DSM-5的诊断更窄，患病率略低，但如果将CPTSD统计在内，则总体创伤后障碍的发生率与DSM-5 PTSD相近。总的来说，CPTSD可以被视为PTSD的复杂亚型或姊妹分类：二者有重叠的基础，但CPTSD扩展了症状结构，对应更深远的人格与功能影响。

三、典型诱因和形成机制

CPTSD典型的致病因素是长期且难以逃避的人际创伤。这类创伤往往发生在受害者被反复置于无助境地的情形下，包括但不限于：童年时期遭受持续的身体或性虐待，长期的儿童期被忽视或情感虐待，亲密关系中的长期家庭暴力，成为战争或种族迫害中的囚徒（如战俘、集中营幸存者），人口贩卖或绑架受害者，长期被控制或洗脑的情况下（如邪教受害者、人质）等（Herman, 1992; Brewin, 2020）。共同点在于，这些创伤并非一次性的事故或短暂事件，而是反复发生、持续时间长，并且受害者通常无法预见结束或寻求避难。正因如此，这类创伤又被称为“复杂性创伤”（complex trauma），与单一事件型创伤相区别。值得注意的是，ICD-11虽然承认复杂性创伤是CPTSD的常见背景，但并未将特定创伤类型作为诊断必要条件。换言之，并非只有经历长期虐待者才会发展出CPTSD，某些单一严重创伤后也可能出现CPTSD症状，只是相对少见。不过，大量研究证实，童年期的人际创伤（特别是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虐待，如被照顾者虐待）显著增加日后罹患CPTSD的风险，相较于仅罹患PTSD的风险更高（Cloitre et al., 2019）。持续的复杂性创伤不仅造成创伤记忆本身的冲击，更会对个体的人格发展、信念体系和情绪调控能力造成深远影响，从而为CPTSD的发生奠定基础。

CPTSD的形成被认为涉及多层面的心理生理适应和失调。一方面，反复的慢性创伤使个体处于持续的应激反应中，交感神经系统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长期被激活，导致生理压力反应无法恢复常态。这种“恒定的戒备状态”逐渐巩固，形成PTSD核心症状中的高警觉和易惊反应。与此同时，多次创伤经历通常破坏了个体对自我和他人的基本信念：受害者常在创伤情境中被反复灌输负面评价（如施虐者的责备、侮辱），或因无力阻止创伤而内化强烈的羞耻和自责。这导致自我概念深刻扭曲，相信自己无价值、肮脏或应为创伤负责。这种慢性羞耻感正是CPTSD负性自我概念症状的来源。此外，在儿童期受到虐待或照顾者背叛的个体，其安全型依恋关系无法建立，取而代之的是不信任和疏离的人际模式。这解释了CPTSD患者成年后普遍存在人际关系亲密困难：他们往往既渴望支持又害怕亲近，可能因为害怕再次受伤而与他人保持距离。长期创伤还使情绪调节系统受到反复冲击——情绪阈值降低且调控能力削弱，容易陷入强烈的愤怒、恐惧或崩溃状态，或相反演变出情感麻木作为防御机制。神经生物学研究亦发现，经历童年慢性创伤的人在边缘系统和前额叶皮层的连接上可能出现改变，影响情绪控制和认知处理。总的来说，CPTSD的发生是生理应激反应的敏化与心理认知结构的重塑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和身心为了在极端环境中生存而做出的适应（如解离、情感隔离、顺从施虐者等）在创伤结束后固化为症状模式，进而发展为复杂而持久的心理障碍。

四、临床症状与表现

PTSD核心症状： CPTSD患者首先表现出典型的PTSD核心症状群（APA, 2013; WHO, 2018）：

• 侵入性回忆和重现：患者反复地、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创伤事件的记忆片段或情景，好像事件再次发生一样。这种重现可在清醒时以闪回形式出现（短暂地感觉自己“回到”创伤发生的当时场景），或在睡眠中以创伤噩梦的形式表现。患者常会被与创伤有关的触发因素激活，引发强烈的心理痛苦和生理反应（如心跳加快、出汗等）。

• 回避行为：患者极力避免触及与创伤有关的人、事、地、物或想法。这包括外在回避（不去创伤发生的地点，不与相关人物接触，逃避类似情境）和内在回避（压抑自己对创伤的记忆和情绪，不谈论相关话题）。回避是一种应对机制，短期可减少痛苦，但长期会阻碍创伤处理，且往往逐渐泛化，严重时影响正常生活。

• 持续的警觉和易激状态：患者处于一种“持续的当前威胁感”中。具体表现为高度的警惕防范（如身处安全环境仍时刻扫描周围威胁）、易惊反应过度（稍有风吹草动就惊跳或恐慌）、睡眠障碍（入睡难、易惊醒）和注意力难以集中等。有些患者还出现易怒易激、攻击性行为的增加，这是过度警觉和压力无法释放的体现。这些症状反映患者的生理系统依然像创伤发生时一样维持在战备状态，仿佛危险仍然迫在眉睫。

自我组织障碍（CPTSD特有症状）： 除上述PTSD症状外，CPTSD患者还持续表现出广泛而持久的心理功能损伤，主要涵盖以下三个方面：

• 情绪调节困难（情感失调）：CPTSD患者的情绪反应强度和调控能力显著异常。一方面，他们可能呈现出情绪过度激活（hyperactivation）的状态，很小的刺激就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难以自我平复。例如，患者会因为细微的挫折勃然大怒，或因回想创伤而瞬间陷入极度恐慌和痛哭。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则走向情绪低激活/麻木（hypoactivation），表现为情感迟钝、疏离，难以体验正常的快乐或悲伤，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不少患者在两个极端间摇摆。在临床上，情绪调节障碍还可表现为冲动自毁行为（如自残、自杀意念）或解离症状的出现，因为患者用这些方式暂时逃避无法调控的强烈情绪。需要注意的是，解离（例如恍惚走神、记忆断片）虽然不是CPTSD诊断的必要症状，但相当常见于复杂创伤幸存者，是其情绪失调的伴随现象之一。

• 消极的自我概念：CPTSD患者对自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和信念。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羞耻且有罪，夸大地自责当年“没有阻止”创伤发生。许多患者抱持失败感和无价值感，认为自己“被毁坏了”“不值得被爱”，对未来也持绝望态度。这种负性自我概念往往源于创伤过程中施虐者的贬低、社会的不信任，以及创伤后自身归因的扭曲。例如，童年遭受虐待者可能内化施虐者的话语，认为“一切都是我的错”。这种强烈的内疚和羞耻伴随患者多年，哪怕客观上他们并无过错，却依然难以摆脱自我谴责。负性自我概念让患者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极度低落，甚至质疑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身份认同。

• 人际关系困难：由于早期信任被严重破坏，CPTSD患者在与他人建立安全、稳定的关系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典型表现是避免亲密——很多患者与他人交往时保持情感距离，即便在亲密关系（伴侣、家人）中也难以真正信任对方或敞开心扉。他们可能孤立自己，减少社交接触，以此避免可能的再度伤害。有的患者因为过往遭遇背叛，对人际动机高度敏感和多疑，稍有风吹草动就怀疑他人会不会伤害自己。这些都导致他们很难维系长久亲密的朋友关系或恋爱关系。即使有人试图关心接近，他们可能因为无法回应亲密而逐渐疏远对方。总体而言，CPTSD患者在人际领域常陷入既渴望支持又害怕依赖的矛盾状态。一些患者报告感到与社会“格格不入”，与他人有隔膜，强烈的孤独感伴随日常。人际关系困难也使他们缺乏外界支持，加重了其他症状的影响。

除以上核心症状群，CPTSD患者还常伴有广泛的心理与躯体症状。例如，慢性抑郁和焦虑情绪在这类患者中十分普遍，经年累月的创伤压力可导致持久的情绪低落和对未来的无望感。有些患者出现强烈的慢性羞耻感和内疚感，即使在安全环境中仍持续自责。睡眠障碍也较顽固，不仅表现在噩梦，还包括难以入睡或频繁惊醒。相当一部分CPTSD患者报告躯体症状，例如头痛、胸闷、身体疼痛等查无实质原因的躯体化症状——这些可能是心理痛苦的躯体表征。此外，自杀意念或行为在复杂创伤幸存者中发生率较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附加症状虽然常见，却并非CPTSD所特异或必需的诊断指标。ICD-11将它们视为伴随症状，而非诊断核心。然而在实际评估和治疗中，应充分注意这些症状，因为它们对患者生活质量和风险程度有重要影响。

五、常见误解及其澄清

误解一：CPTSD只是“严重的PTSD”或性格软弱所致。 有人误以为CPTSD并非一种独立的诊断，只是PTSD症状更严重或长期不愈的表现，甚至将其归因于患者性格上的脆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首先，国际疾病分类ICD-11已经正式承认CPTSD为独立诊断实体，其症状结构和PTSD有所不同（WHO, 2018）。CPTSD患者并非仅仅“PTSD更严重”，而是有特定的附加症状模式，例如持续的情绪和人际障碍，而这些并不是一般PTSD诊断的一部分。其次，将CPTSD归咎于性格软弱更是一种对创伤幸存者的误解和责备。研究表明，无论性格如何，任何人在经历足够严重和持续的创伤后都可能出现CPTSD症状（Herman, 1992）。CPTSD反映的是创伤的深度与频度对心理造成的客观影响，而非个体意志薄弱的结果。实际上，许多CPTSD患者展现了惊人的生存勇气和适应能力，他们的症状是过去伤痛留下的正常反应。因此，应当将CPTSD视为一种创伤引发的精神健康状况，需要专业治疗和支持，而非对人格的评判。

误解二：CPTSD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无法区分。 由于CPTSD患者在人际关系和情绪方面的困难，部分症状表面上与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有相似之处，导致一些临床诊断上的混淆。例如，两者都可能出现强烈的情绪波动、冲动行为、人际关系不稳定等。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CPTSD和BPD是两个可区分的障碍（Brewin, 2020; Atkinson et al., 2024）。首先，二者在诊断必要条件上明显不同：CPTSD要求有创伤暴露史和PTSD症状作为前提，而BPD的诊断不需要明确的创伤事件。也就是说，创伤是CPTSD的核心病因，而BPD患者不一定都有严重创伤史。其次，在症状特征上，BPD更典型的表现包括：剧烈害怕被抛弃的焦虑、不稳定且剧烈变化的自我形象、强烈而不稳定的人际关系模式（从理想化到贬低的反复横跳）、冲动冒险行为（比如冲动消费、滥交）以及反复的自杀行为或自残。相比之下，CPTSD更典型的表现为：持续的、极度负面的自我评价（如深信自己无价值、可憎)，以及为了避免再受伤而倾向于退出或回避人际关系。CPTSD患者的人际困难主要体现在退缩和信任缺失上，而BPD患者则往往在人际中表现为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强烈需求亲密，另一方面关系中充满不稳定和戏剧性）。另外，BPD的自我同一性通常极其不稳定，患者对自己的价值和身份感到混乱且随境遇改变，而CPTSD患者尽管自我评价消极，却较为稳定地消极（即持续认为自己很糟糕，但这种认知相对固定，不像BPD那样瞬息万变）。再次，共病模式有所不同：CPTSD常合并明显的PTSD症状和抑郁、解离等，而BPD更易共病其他人格障碍特征。总的来说，从病因（创伤史）、症状内容（极端抛弃焦虑 vs. 长期负性自我概念）、情感特征（情绪剧烈波动 vs. 情绪持续失调）、人际模式（冲突纠结 vs. 回避退缩）等方面，CPTSD与BPD存在系统差异。当然，在一些经历过严重童年创伤的患者中，CPTSD和BPD可能同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诊断各有用途：CPTSD的诊断有助于识别患者当前的创伤后症状需要处理，而BPD的诊断提醒临床医生关注安全风险（如自杀、自残）以及长期人格层面的支持。关键是在临床评估时既不能漏诊创伤引发的CPTSD，也不能将所有症状简单归为人格问题。如果出现诊断不明确，应寻求有创伤治疗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鉴别评估。

误解三：CPTSD等同于复杂性悲伤或多重人格等。 还有一些误区需要澄清：CPTSD不应与持续性复杂哀伤（prolonged grief disorder）混淆，后者指丧亲后的长期哀伤反应，与创伤后应激不是一回事。此外，CPTSD也不同于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D，即多重人格），尽管严重CPTSD患者可能出现高度解离现象，但他们的症状并非体现为明确的多重人格状态，而主要是情感、自我和关系的障碍。总之，CPTSD是一个独立的诊断单元，具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诊断来解释。随着ICD-11的推广和更多研究的开展，临床工作者和公众对CPTSD的认识正在加深，应基于科学证据来理解这一障碍，以避免误解带来的污名和漏诊。

六、治疗路径与干预方法

治疗CPTSD需要综合、分阶段的干预策略，以兼顾创伤记忆处理和自我组织功能的重建（Herman, 1992; ISTSS Guidelines Committee, 2019）。鉴于CPTSD症状的复杂性，许多专家主张采用阶段性治疗模型。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ISTSS）在2019年的指南中建议将治疗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稳定化与安全，侧重于确保患者当前的安全、建立信任关系、教育创伤知识，并教会患者基本的情绪调节和应对技能，以降低症状紧张度（例如建立日常作息、练习呼吸放松来缓解过度警觉）。第二阶段：创伤记忆处理，在患者具备一定稳定性后，通过创伤焦点的心理治疗处理未解决的创伤记忆，使之整合为个体自我与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这一阶段通常运用循证的创伤治疗技术（见下述各种疗法），帮助患者正面面对和加工创伤经历所带来的情绪和认知冲击。第三阶段：重建与融合，当创伤记忆得到处理后，着重于巩固治疗收益，帮助患者重新融入生活。这包括重建社会关系、自我价值感以及规划未来人生目标等，使患者逐步从“幸存”走向“生活”。这一阶段也关注预防复发，培养患者在治疗结束后维持心理健康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阶段性模型最早由Herman等提出（Herman, 1992），目前已被许多指南采用。然而，阶段模型并非绝对僵化的方案，实际临床中应根据患者的需要灵活调整：某些患者可能需要较长的第一阶段来建立安全感，另一些患者则可较快进入创伤处理。在整个过程中，治疗关系的建立尤为关键，因为许多CPTSD患者起初对治疗者缺乏信任，因此治疗者需付出更多时间与耐心来营造安全、支持性的治疗环境。英国NICE临床指南（2018）也强调，对于复杂创伤患者，治疗应适当延长疗程、在常规8–12次创伤治疗基础上增加次数，并优先考虑建立信任和确保患者生活环境的稳定（NICE, 2018）。实践经验表明，复杂病例往往需要20–30次以上甚至长达1–2年的持续心理治疗才能取得显著和持久的改善。

CPTSD的治疗通常包括多种心理治疗技术的组合运用，核心目标是在处理创伤记忆的同时提升患者的情绪调节和人际功能。以下是几种常用且有研究支持的干预方法：

• 暴露类疗法与认知加工疗法（CPT）： 暴露疗法指系统地让患者回忆和叙述创伤记忆，以减轻其引发的恐惧和痛苦反应。经典形式如长期暴露疗法（Prolonged Exposure, PE）通过多次重复细致地回顾创伤事件，配合现实中的情境暴露，帮助患者习惯性地降低对创伤记忆的应激反应。在CPTSD治疗中，暴露技术通常需要做一些调整：节奏上更缓和，时间更长，并与情绪调节技能训练交替进行，以防患者过度崩溃。认知加工疗法（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CPT）是另一种一线PTSD治疗，由Resick等人发展，强调书写和讨论创伤经历以及识别修正负性认知。通过认知加工，患者学会挑战“我是有罪的”“我无可救药”这类不合理信念，重新评价创伤的含义（Resick et al., 2016）。研究显示，针对PTSD开发的PE和CPT对复杂创伤患者同样有效，但CPTSD患者在治疗前症状更重，往往需要更多次的治疗才能达到相当的改善（Karatzias et al., 2019）。一项综合分析发现，标准的PTSD心理治疗能够显著降低CPTSD患者的负性自我概念和人际关系障碍症状，但在缓解情绪失调方面效果相对有限（Karatzias et al., 2019）。因此，在实施暴露和认知疗法时，治疗者需特别关注患者情绪调节的能力，必要时辅以技能训练以增强疗效。

• 眼动脱敏与再处理（EMDR）： EMDR是一种基于眼动的创伤疗法，由Shapiro于1989年创建，目前已被WHO和NICE等权威指南推荐用于PTSD治疗（NICE, 2018）。在EMDR治疗中，患者在治疗师引导下聚焦于创伤记忆的影像、负性信念和相关感受，同时双眼随治疗师手指左右移动（或听双耳交替声音等双侧刺激）。这种过程中，大脑的加工机制被激活，加速了创伤记忆的消退与再整合。EMDR不需要患者详细叙述全部创伤细节，因此对那些难以言说经历的幸存者具有一定优势。针对CPTSD，EMDR常用于处理特定的核心创伤记忆，减少其情绪强度和触发反应。有研究和临床报告显示，EMDR不仅可降低PTSD症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CPTSD患者的自我价值感和情绪稳定性，因为随着创伤记忆被加工，患者对自我的负面认知也会有所松动（Shapiro, 2017）。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高度解离或自我功能不稳定的CPTSD患者，通常建议在第一阶段完成足够的稳定化后，再谨慎进入EMDR创伤处理，以免过度刺激引发崩解。总体而言，EMDR是CPTSD治疗工具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与其他疗法结合使用。

• 叙事疗法/叙事曝露疗法： 叙事疗法强调通过讲述和重构创伤故事来促进治愈。对于经历多重创伤、记忆碎片多且混乱的CPTSD患者，叙事曝光疗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NET）是一种有效方法。NET让患者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一生经历，将创伤事件串联到自传性记忆中，同时由治疗师协助赋予意义和连贯性。这个过程帮助患者理清创伤脉络，将支离破碎的恐怖记忆组织成一个可以理解、可控的故事，从而减轻其侵扰性。叙事方法也有助于患者重塑自我形象：他们从故事叙述中重新看到自己的生存力量和应对策略，而不再只把自己视为创伤的受害者。在CPTSD治疗中，叙事工作常贯穿始终——从最初的生命线（life-line）技术绘制个人经历时间线，到后期撰写书信或自传片段以告别过去，都属于叙事疗法的范畴。研究发现，NET在难民、战争幸存者等多重创伤人群中效果良好，也能适用于复杂童年创伤患者（Schauer et al., 2011）。叙事疗法相比传统暴露，更强调意义建构和自我连贯的恢复，这对CPTSD患者完成创伤整合、恢复人生连续性具有重要作用。

• 躯体取向疗法（身体疗法）： 复杂创伤不仅对心理造成冲击，也深刻影响躯体记忆与神经系统。因此，身体导向的治疗在CPTSD干预中日益受到重视。躯体体验疗法（Somatic Experiencing, SE）是其中代表，由Levine提出。SE假设创伤能量滞留在身体中，通过引导患者觉察身体感觉和非言语反应，逐步释放紧张和“冻结”反应，从而缓解症状。CPTSD患者常常存在慢性紧绷的身体状态（如肌肉紧张、内脏不适），以及对自身身体感觉的隔离（感觉麻木或与身体脱节）。躯体疗法通过温和的身体练习（如呼吸调节、正念冥想、轻微的动作）帮助患者重新连接自己的身体，并以安全可控的方式释放创伤应激反应。感觉动能疗法（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则结合身体技术与心理处理，帮助患者在回忆创伤情境时留意身体的反应，并学习新的、更适应性的身体应对（如学会从蜷缩姿势转为伸展挺直，象征心理上的掌控）。此外，像瑜伽、太极等身心结合的练习，经研究证实对创伤恢复有益（van der Kolk et al., 2014）。这些方法能够提高患者的身体自我效能感，让他们重新感到对自身生理状态的掌控，从而提升总体情绪稳定性。需要指出，身体疗法通常作为心理疗法的补充，而非孤立使用。将认知-情绪处理与身体介入相结合，被认为能更全面地促进CPTSD患者的康复。

• 其他支持性干预： 除上述主要治疗方式，CPTSD的干预还包括许多支持性措施和辅助手段。药物治疗可以用于缓解一些共病症状或严重症状，例如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可帮助控制抑郁和焦虑，抗高血压药（如普萘洛尔）有助于减轻过度警觉等。然而，目前尚无特定药物被证实可直接消除CPTSD核心症状，药物通常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团体治疗和同伴支持对复杂创伤幸存者也非常重要，在安全的团体环境中，患者可以分享经历、相互支持，从他人的故事中获得共鸣和希望。家庭或夫妻治疗则有助于修复患者与亲密关系中因创伤造成的隔阂，教育家人理解创伤反应，从而改善家庭支持系统。最后，社区和社会支持资源（如创伤幸存者的支持组织、热线、教育项目）也能帮助患者走出孤立，重建社会联结。这些多方面的干预共同组成了CPTSD康复的网络，帮助患者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层面逐步愈合创伤创伤带来的伤害。正如研究所示，尽管CPTSD治疗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但通过科学的、多模式的干预，许多患者仍能取得显著改善，重新过上更有掌控感和意义感的生活。

七、二次伤害与社会支持的重要性

对CPTSD患者而言，初始创伤之后所经历的社会回应可能带来“二次伤害”效应（secondary victimization）。二次伤害指的是当幸存者寻求帮助或披露创伤时，来自社会体系或他人的不当回应让他们再次感受到创伤。这种系统性再创伤的形式包括：他人的怀疑、不信或责难（例如质问“你是不是夸大其词？”“为什么当时不反抗？”）；执法或医疗机构的冷漠和不敏感对待（如警方询问时让受害者复述细节却不表达同情，或医疗过程中忽视患者的隐私和尊严）；甚至媒体报道的不当曝光和舆论指责等等。当CPTSD幸存者面对这些负性回应时，他们常感到再次被伤害和背叛。本已脆弱的自我变得更加羞耻和孤立，原有创伤症状可能因此恶化。研究者指出，许多创伤幸存者将他人的漠视和指责视为仅次于原初创伤的痛苦来源，有时甚至比创伤本身更令他们难以释怀。这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社会对待创伤幸存者的方式本身就是影响康复过程的因素。如果社会支持系统不能提供理解和保护，反而造成新的伤害，那么CPTSD患者的恢复将雪上加霜。因此，在司法、医疗、心理咨询等领域推进创伤知情（trauma-informed）实践至关重要。创伤知情的原则要求倾听和相信幸存者的经历，避免责备，尊重其自主性和需求，并尽量减少让其回忆创伤时的再度刺激。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也需要留意自身的态度和方法，避免因缺乏共情或过度强调患者的“不合理行为”而触发其羞耻和防御。只有当社会和专业体系能够避免二次伤害，CPTSD患者才更有可能在一个安全环境中逐步疗愈。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第一次创伤是来自过去，第二次伤害往往来自现在”——我们的目标应是尽最大努力杜绝当下的次生伤害。

与二次伤害相对，正向的社会支持被证明是促进创伤恢复的关键保护因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拥有理解、信任的支持网络可以显著降低PTSD和C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Ozer et al., 2003）。社会支持包括情感支持（如家人朋友的关怀、倾听和安慰）、实际支持（如在生活事务上给予帮助），以及信息支持（如提供创伤知识、引导寻求专业帮助）等方面。对于CPTSD患者而言，社会支持首先意味着被认可与被接纳：当他们勇敢地分享自己的创伤故事时，得到的是相信和同情的回应，而非质疑或疏远。这种接纳能修复他们对人际信任的部分丧失，减轻孤独和异化感。同时，支持系统可以在患者情绪崩溃或遇到触发事件时，及时给予安抚和帮助，防止症状恶化。例如，好友的陪伴可以缓解夜间噩梦后的恐惧，家人的鼓励可以帮助他们坚持完成治疗课程。有研究指出，持续的社会支持与创伤症状的改善呈正相关，而缺乏支持的人则更容易症状长期不缓解。此外，社会支持还通过增强复原力发挥作用：在团体支持环境中，幸存者彼此分享应对经验和希望，培养出对抗创伤影响的力量。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支持并非局限于亲友圈。专业的支持（如创伤互助小组、社区心理服务）以及公众态度（如全社会对创伤议题的关注和去污名化）都是支持机制的组成部分。当媒体、公务体系以尊重和富有同理心的方式对待创伤幸存者时，整个社会环境就会更加宽容和支持，这无疑对CPTSD患者的康复大有裨益。反之，社会的冷漠和污名会让幸存者裹足不前，甚至放弃求助。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支持机制的一环——通过理解创伤的复杂性、耐心陪伴创伤幸存者、呼吁建立健全的创伤服务体系，来帮助那些经历极端不幸的人走向康复之路。正如创伤研究领域先驱所指出的：“治愈发生在关系中”（Herman, 1992），有了温暖可靠的人际关系作为土壤，CPTSD的疗愈之种才能生根发芽。

八、结语

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作为一种独特的临床实体，拓展了我们对创伤影响的认识。它提醒我们，创伤的伤害不仅在于事件本身带来的恐惧记忆，更在于对个人心理结构的深刻侵蚀。长期、反复的创伤可以瓦解人的情感调节机制、扭曲自我认知并破坏与他人的连接，这些深层影响需要我们在诊疗和关怀时给予同样深层的回应。幸运的是，随着ICD-11对CPTSD的正式确认，以及大量研究的涌现，我们已经在评估、鉴别和治疗CPTSD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从明确诊断标准到发展综合治疗模型，再到倡导社会支持与创伤知情，一系列努力正在帮助CPTSD患者重建生活的稳定与意义。展望未来，还需要更多高质量的研究去进一步优化针对CPTSD的治疗技术（例如如何更有效地缓解情绪失调症状），以及扩大公共意识来减少污名、预防二次伤害。对于每一位创伤幸存者而言，理解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背后有其规律和机制，意味着希望与方向的出现。CPTSD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也是给予幸存者的一个讯息：你并不孤单，你的反应是可以被理解的，我们可以一同努力寻求康复。在科学与善意的共同指引下，曾经身陷黑暗的人们终将有机会迎来心灵的重建与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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